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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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深圳大部分非法幼儿园和民办小学的开办者都是暂住人员，且多为非专业人士。管理人员要么是临时聘用的老人，要么是未经培训的无业青年。招聘的教师也大多来自外地，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初中都没有毕业，对孩子只能实行保姆式看管或进行一些不正规的读写和计算训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大部分非法开办的幼儿园和民办小学的教学场地多为家庭式套房，环境差、活动空间少、设备简陋陈旧，有的甚至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在这样的“学校”里，外来人员的子女们享受不到必要的学前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他们缺乏应有的游戏和户外活动。
与公办学校把孩子的人身安全和饮食卫生当作学前工作的“命脉”以及保教并重的教养目标相比，这些生活在特区的外来孩子受教育的条件和学校教学质量之差亟须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深思。
《南方都市报》2001，06，01，
看了这样的报道怎能不让人心酸！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呀，人们怎么能对身份歧视和等级制度的现象熟视无睹？这些事实怎能使我不怀疑这种发展方式，怎能使我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深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廉价的农民工基础上，甚至建立在对农民劳动价值的剥夺上。深圳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对外商的优惠，低税、免税。一个大量利用内地低廉劳工。如果没有大批自发流动的民工涌往深圳，如果在用工制度上仍然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深圳的发展决没有这样快，深圳的产品也不会如此廉价，在国际市场上不会有多少竞争力。
身份待遇问题虽然已被不少学者和官员所认识，但从理论上清楚地检讨我们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似乎还没展开。深圳今天的确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漂亮的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大城市。但是，深圳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一个“特”字上，这种特不仅表现在特殊政策，特殊权力，还有特殊保护等等。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内没有一个人反思过“特区”这两个字的意思。特区不仅意味着有别于旧制度计划经济，也意味着与众不同和特权，意味着不公平竞争。这真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以一种特殊权力和特殊保护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这种“特殊”公平吗？直到我们要加入WTO，对照国际准则，才发现了特殊的问题。应当说，深圳在破除旧体制上功不可没，但在创新的过程中享受特殊待遇也不能让人心服。深圳市现在经常把进入现代化挂在嘴边上，但这样一种人口结构和身份待遇，即使你人均GDP达到了5000美元，又能怎么样呢？
另外使我怀疑的是1999年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6000元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是仅仅限于本地户籍人口，还是包括了外来人口？如果把外来人口也算在内，深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决没有那么高。1999年，深圳GDP达到1436亿元，如果这年深圳的总人口以650万计算的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2。2万元，如果按去年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数字700万人口计算，人均GDP仅有2万元。所以，我认为深圳的统计数字存在着极大的虚假性和水分。为什么不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外来人口不照样是在深圳做贡献吗？深圳政府在统计人均GDP的时候怎么能将这一部分人口剔除？
所以，对中国的发展人们一定要多几个心眼。否则常常会被一些虚假的数字迷惑。特别是，中国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多误会。如果按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则无法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发达国家通过PPP方法计算出来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口咬定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不能再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上，中国为什么遇到这么多麻烦，主要问题就是发展的假象造成的。
发达国家问中国：既然你是发展中国家，怎么还有能力发展原子弹、导弹？怎么还能让火箭上天？这一发展水平说明你中国已经不是穷国了。穷国哪有钱搞核武器？并且，从人均GDP上来看，你中国也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GNP为3291美元，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489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2950美元，中国已经超过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怎能给你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些学者和官员不得不动脑子给外国人做工作，让外国人了解中国，让外国明白：把中国列入发达国家其实是个误会。胡鞍钢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宝贵的研究。这里特引用他的一些观点和数据。首先，胡先生发现中国地区差别可以分四个等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发达城市，象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2％，但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8320美元的水平，分别为高收入国家24430美元水平的63。5％和40。9％，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列第45位和第64位。其中，上海浦东1999年人均GDP为25472美元，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2％，位居世界第11位。所以，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
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3960美元的水平，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省人口约274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1。8％。它们是中国的“第二世界”。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人口约3278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6％，是中国的“第三世界”。
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其中，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1790美元的平均水平，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看完胡博士的研究，一个残缺现代化的轮廓清清楚楚地展现人们眼前。只要一个国家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存在着巨大的国民待遇差别和身份差别，就必然存在着物质上和文化上巨大的人际差距和地区差距。这种现代化就是残缺的现代化或不完整的现代化。说到底，这种现代化是一种不公平的现代化。遗憾的是，这种残缺的现代化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许多地区仍在按优先发展和等级发展的思路在搞发展。在继深圳提出“率先进入现代化”之后，北京等一些城市也在“率先进入现代化”上大做文章。
2000年8月，北京市在海淀区翠宫饭店召开了首届“北京经济发展论坛”。其中有一个会场的主题是“北京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我也被邀请在此会场作演讲。十个专家，每人15分钟的发言时间，大家都顺着一条杆往上爬，我排在倒数第二。只是在我的发言里，才对计划经济的思路、对现代化的标准提出了一些质疑。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顾海兵先生提出了“非农化”的思想。但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认识达到了今天大连学者宫希魁先生的境界。
最近，宫先生在2001年6月15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质疑局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文章。文章不无辛辣地指出，一个国家内少数城市和局部地区有可能依托资源优势、人文基础、历史遗产和权力干预等条件率先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绝不能等同于实现了现代化。这不仅不是国家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局部“发达”城市和地区的现代化。因为这些局部“发达”城市和地区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实体，在被大量非发达地区保卫和渗透的环境中，它的肌体中不停地注入和流淌着非发达的血液，不管表面上如何光泽和艳丽，其内质上丑陋的一面总是存在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深刻就在于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这种“现代化”的弊端：某些城市和地区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欠发达区域的资源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上，把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把某些繁华的城市镶嵌在衰落的乡村中间。这种局部现代化与真正的现代化标准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中国所要的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多数人的现代化。企图游离于整体之外，建立起一块块“飞地”式的现代化是缺乏整体思维的一种偏私之见。
宫喜魁先生文章的可喜之处是深化了对残缺现代化的认识。他指出了局部现代化的三个危害，第一是资源过度向局部现代化地区聚集。为了保证少数城市和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在公共资源有限或短缺的情况下，有关当局必然采取倾斜政策，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大量投向那些可能”率先“入现的地区。优惠政策说到底是一种公共资源。在过去的20年里，特区、开发区等享受了优惠政策，因此先富了起来。今后再也不能搞这种”锦上添花“式的优惠政策。
局部现代化第二个危害是不利于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宫喜魁同志说得好：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卡在农村。离开了包括农村在内的对现代化的通盘考虑，而采取少数城市孤军深入的战略，只能是一种失去根基的没有依托的供少数人欣赏和享乐的现代化。鉴于以上原因，宫希魁同志建议今后各地区各城市政府不要再搞什么现代化的时间表了。否则，这种局部现代化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地区封锁和盲目攀比。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建国后50年来优先发展战略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人将精力投入到消灭地区差别和减少城乡差别的事业中去。但在怎样缩小中国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上面，当前存在明显的几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靠长官来拯救贫民，靠国家配置资源，加大西部地区的公共设施投资，增加这些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另一种思路是看重制度创新，打破生产要素流通的各种关卡，取消对公民自由迁徙的限制，取消各种不公平的国民待遇，按市场经济的法则办事，按平等的原则办事，穷富地区的差别会自然缩小。试问：这么多年来，几千万四川民工流入东南沿海地区做工，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吗？不！完全是千千万万人民自发的创举。人民不需要什么救济和恩赐，人民最需要的是合理的制度和公平的国民待遇。如果户籍制度早被取消，现在不知有多少贫困地区的人口已经在发达地区安家落户。
中国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没有新制度，任何量的调整都是短期行为。胡鞍钢同志认为东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差距要明显大于其经济发展差距。西部人均综合知识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东部的35％，获取知识的能力仅相当于东部的14％，吸收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81％，交流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31％，人均外国投资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是东部的8％和12％。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导致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三大发展差距，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因此，缩小这三大差距的方法是知识投入。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疑问，不进行制度改革和国民待遇改造，光进行知识投入和资金投入能管用吗？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所需要的仅仅是外部输入知识、技术和资金吗？错了，重要的还有制度，重要的是打破束缚人们自由流动的桎梏，重要的是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公民权利。
胡鞍钢同志看到中国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存在的知识差距，但教育落后并不完全是东西部差异的真正根源，也不是这些地区贫穷的根源。在统计数字上，西部地区的受教育水平和程度都不低，新疆、青海、内蒙和宁夏地区的从业人员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都远远高于福建、浙江和山东，但经济实力却差得不可同日而语＇请参看下表＇。对此现象如何解释呢？
1999年各地从业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百分比
地区 大专以上 地区 大专以上 地区 大专以上
全国 3．8 江苏 5．0 浙江 3．0
北京 23．0 广东 5．0 重庆 2．7
上海 15．1 黑龙江 4．9 贵州 2．7
天津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