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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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圩，位于灌阳县西北部，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江的必经之地。28日晨，红五师阵地刚部署完毕，桂军七个团沿着通向江边公路向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展开猛烈进攻。天上敌机低空扫射，地面敌炮连珠轰击，敌步兵作集团式轮番冲锋，但红五师无所畏惧，顽强阻击。头一天，桂军只占领几个小山头。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大骂部属指挥无能。部属实告：红军部队是彭德怀的三军团第五师，从师长李天佑到团营连长，很多官兵都是广西人，对这一带很熟悉，有的原来是我们部下。他们很能打，难攻克。于是，桂军又投入新的兵力，加派飞机参战。29日和30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五师指战员拼死坚守阵地，与敌军反复争夺山头，进行白刃战，击退敌数十次进攻。战至30日下午，完成阻击任务后才奉命撤离。红五师浴血奋战三昼夜，不仅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
李天佑回忆新圩阻击战，写道：30日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四点多钟，接到军团电报，命令我们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最后，李天佑深情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我不能忘记，那些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1｝。
湘江之战的三个主要战场（2）
——二是11月29日打响的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距湘江主要渡口之一界首，只有六里路。我作考察时，到这个当年的战场遗址去实地看过。这里为一片宽广的丘陵地，坡度不大，视野还是开阔的，打仗不宜选作防守阵地。但是，担任前卫的红三军团红四师不能作别的选择。为了阻击由全州打过来的湘军和由灌阳追过来的桂军，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江，只有在这里背水一战。在这里承担阻击任务的，只有红四师一个团，要迎击桂军四个团的猛烈进攻。为此，彭德怀将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200多米、且靠近江边的一座叫三官堂的祠堂里。这里虽无任何隐蔽物，但地势稍高，能观察渡口情况。他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阻击战，有三天三夜没合过眼。
29日晚，桂军四个团全部出动，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企图对红军进行夜袭。擅长夜战的桂军突破红军在光华铺的阵地，直插界首渡口。红军守团发现敌人后，命令时任三营营长的张震率部堵击，坚决截住。
1994年9月，已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重来这里，凭吊60年前牺牲的战友，讲述了当年激战的情景。他说：当年打阻击战的是我们红十团。11月29日深夜，敌军偷袭我们阵地，并迂回到我们身后，向界首渡口奔去。我们三营奉命追赶，同敌军短兵相接。夜里漆黑，展开混战。30日拂晓，我们虽已消灭大部敌人，但界首渡口西岸失守。此时，中央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团长沈述清率领一、二营直奔渡口，经过多次冲杀争夺，最后消灭了敌军，夺回渡口，加强守备力量，巩固了周围阵地。但在继续争夺的战斗中，沈团长和代理他的师参谋长杜中美同志都中弹身亡。到了中午，敌军两个团在被我们打得尸横遍野后才占领光华铺；敌军另一个团沿江东岸向界首渡口进逼。这时，彭老总一方面紧急调四师两个团来接应我们十团，另一方面又令五师一个团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黄昏后，中央第二纵队开始过江，我们全师向处在高处的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艰苦战斗，终于守住了我们阵地的第二道阻击线。天亮，已是12月1日。完成新圩阻击战任务的红五师主力赶来，与我们一道阻击住了敌军数十次连续进攻。直到中午时分，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穿越桂黄公路后，我们才奉命撤离。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1｝张震专程前往光华铺战场遗址，向掩埋无数烈士遗骇的墓地，表达了思念当年的首长和战友之情。
——三是11月29日开始的全州觉山铺｛2｝阻击战。这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血战。
觉山铺北距全州30里，南离界首50多里，是敌军抢占湘江主要渡口的咽喉要冲。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前锋的红一军团在27日过江后，红二师在觉山铺一线阻击从北面全州县城开来的湘军三个师。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在29日清晨向红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势。数十门大炮和数架飞机狂轰滥炸，将红军阵地前的松树林炸得只剩下一根根树桩。次日凌晨，红一师两个团在湖南潇水完成阻敌任务后，急速赶来投入战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这场阻击战写道：30日凌晨，我一师赶到，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不得不立即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这一天的阻击战进入高潮。敌人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又组织第二次冲锋。随着敌冲锋次数的增多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军尸体越来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我进攻，我军多处阵地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军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但经过一天拼杀，我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3｝
12月1日这天，对于中央红军生死攸关。因为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敌军已疯狂逼进，不惜一切代价与我前锋部队抢夺渡口。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1｝。两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程，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应该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任务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冲去！｛2｝
在军史上，为了打一仗，像这样既下军事命令又下政治指令的情况，太罕见了。在政治指令中，将战斗的严重性说到如此地步，也太罕见了。仅此，即可见当时的危急程度。那时掌握全局的中央的这个感觉是如此，历史也证明确系如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在这一天，战争空前激烈。国民党各军向红军各部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实现蒋介石下达的“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之目的。在觉山铺的战斗已白热化。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红军将士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与之展开肉搏厮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后面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敌机疯狂向江中人群扫射，敌弹在抢渡的部队中炸开。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此战之酷，惨不忍睹。
至1日中午，湘江东岸八个师的红军有六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过了江。下午，敌军占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打掩护的包括三个军团的红军后卫部队无法过江，或被击散，或被围歼。其中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与桂军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奋力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后，被桂军分割包围，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另两个团也伤亡很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作为红军西征转移的最后的总后卫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又率部回征湘南，转战江永、江华、道县，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包围，最后所剩无几。陈师长本人在道县负重伤被捕，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牺牲，年仅29岁。丧心病狂的敌人没能得到活供，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先后吊在道县城头和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在湘南打游击的该师余部100多人，最后也没摆脱厄运。
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了九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拼死斗争，表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在党史、军史、战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而又惨烈的一页。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说：我们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军打了一场恶战。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的损失为最大，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中央红军主力付出巨大代价，才粉碎蒋介石的围歼计划，突破了其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1｝
湘江一战折损三万多的惨烈探析（1）
经过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折损3万多人（过去史书很少这样明确指出）。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由最初出发时的8？郾7万多人锐减至3？郾5万人左右｛1｝。中央红军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湘江之战为什么打的这么惨烈？要走走长征路，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去凭吊湘江战场遗址，不能不考察这个问题。
到界首镇，我首先去了渡口，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要看看68年前几乎葬送了红军和共产党一代英豪的湘江。到了这里，才知道它是兴安的尽头，与全州交界之首，故名界首。湘江就在街边。在我脑海中，原以为它是长沙那样宽阔的江面。哪知，乃一条小河也！现在，江上建起了公路桥，我们过桥丈量了湘江东西两岸，宽不足百米，水流当然较急。我明白了，这里是上游。彭老总的指挥部三官堂，紧挨江边，离桥不远。我们也进去看了看，不大，门前立有小碑，刻有说明文字。这里的湘江比红军出发过的于都河，窄多了。
那么，湘江之战为什么这么难打呢？兴安县城南面的纪念馆，对此有些说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一书，对纪念馆陈列的湘江战役的史料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
第一，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选择错误的转移方向的恶果。博古、李德顽固坚持错误路线，已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在作战略转移时，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理论上这不失为一种徐图发展的方略，但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下很难行得通。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西征，在1934年9月初能快速渡过湘江，一是因为桂军为图自保，兵力部署失当，有利于红六军团快速抵达湘江。二是因为红六军团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数十公里的湘江无一兵一卒防守。但在红六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