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行-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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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只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飓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因之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般。｛1｝
我这次在金沙江边未能领略这一景观，特录之参考。
九天九夜皎平渡（1）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对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历史曾作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不仅查阅过许多历史文献，而且访问了许多亲历者和知情人，弄清了许多重要史实，那时编的书到现在还有参考价值。我带着他们给的书，到现场对照比较，这样许多情况就明白了。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下达“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指示，指出：红军在滇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金沙江两岸空虚，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迅速渡江，转入川西，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军委纵队抢占禄劝皎平渡，五军团随军委纵队殿后；在滇东北侧翼掩护主力的九军团，相机在金沙江下游过江。红军在云南比在贵州的条件好，战士情绪高昂，提出“渡过金沙江，庆祝五一节”的口号，进行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长途奔袭。
当年红军抢渡金沙江，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有的书上有记载，但到现场后感受很不一样。云南的同志讲了红一军团的故事。红军分三路渡江，一军团接到命令后，派二师四团杨成武、王开湘他们向禄劝、武定、元谋急进。他们了解到那几个县只有些滇军、民团和伪警察，国民党的中央军没有去过。时间紧迫，不能硬打，宜于智取。于是将侦察连和另两个连，都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杨成武率一路“中央军”直奔禄劝，王开湘率一路“中央军”直奔武定；然后合袭元谋。杨成武那一路，只在进城时遇到了盘问，被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上尉连长”的侦察连长，将守城的民团头目掴了一记耳光，就乖乖地打开城门，大摇大摆地进了县政府，受到县长和军警官绅各色人等的“热烈欢迎”。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团长”的杨成武，在“接风宴会”酒过一巡后，询问情况，听取“汇报”，令禄劝县长给武定县长打电话，说“中央军”马上就到。这时刚刚抵达武定的王开湘一路“中央军”，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然后如法炮制，赚得元谋县城大小官员和民团的“漏夜迎接”。这样，一军团先头部队没用一枪一弹，在一天中连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直到现在，这个故事还广为流传。
红一军团于5月4日到达元谋的龙街渡口。此处江宽水湍，没有渡船，浮桥架起一半就被急流冲走，很难在此渡江。军委命令一军团折往皎平渡，留下少许部队继续架设浮桥，摆出渡江架势，以迷惑敌人。国民党军有飞机来侦察，误以为龙街渡是红军过江主要渡口，不断派滇军向此急进。红三军团在抢占洪门渡后，也因这里水流太急，架桥不成，只找到一只小船将一个团渡过江去。军委令大部队也改到皎平渡过江。
在金沙江边这一带的几个渡口中，皎平渡是最难渡的。不仅激流滚滚，而且两岸皆绝壁。蒋介石没想到红军会将此地选作主要渡口。军委领导正估计到这一点，便派刘伯承亲率干部团执行夺取皎平渡的任务。刘伯承亦令先遣连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以高速行军穿过敌军防地，向皎平渡挺进，于5月2日深夜赶到渡口。南岸只有民团，北岸是川军防守，都认为皎平渡非主要渡口，红军不会来此过江，何况是半夜，防守不严。先遣连赶到渡口后，找到一只船和船工，抵达北岸，叫开厘金局的门，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财物。这样，干部团先遣部队以30个小时急行军280里的“飞毛腿”速度，胜利占领了皎平渡口两岸。
在皎平渡，同样水深流急，无法架桥。要渡江，只能靠船。但人多船少，过江任务艰巨。一只船往返过江一次需40分钟。仅靠开始的两只船，每昼夜只能渡1200人。照此情况计算，全军需要一个月才能渡完。于是，红军充分依靠当地群众，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找船工，寻渡船。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四只大船。红军让张朝寿做临时船长。他将联络起来的滇川两岸35名船工，分成两班，不分白天黑夜，人歇船不歇地不停摆渡。这样，大大加快了渡江速度。中央领导人随军委纵队先行过江，在北岸山洞里设立渡江指挥部，制定《渡河守则》，严明纪律，下发各部，保证有组织、有秩序地过江。在渡江最紧张的时候，红军首长亲自做船工的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激发他们的热情。同时还杀猪宰羊，改善伙食，昼夜六餐，款待他们，每天发给劳务费五块大洋，使他们能积极地为红军渡江出力。
我们这次考察，通过禄劝县委张部长，很幸运地找到了老船工张朝满。他是临时船长张朝寿的堂弟，张部长是他的侄儿，叫他么爹。老人今年90高寿，住在离渡口五六里路的河边村子里。我们到他家里，请他讲当年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情况。他的身板子还硬朗，只是有点耳聋，要大声说话才听得见。
九天九夜皎平渡（2）
张朝满讲道：自古以来，皎平渡就是滇川两省的水路要道。两岸有五家马店，一家客店，每天有一二百匹牲口、两三百肩挑小贩过江，把云南的货物运往四川、西康，川康的物品也从这里运往昆明。这是一个很热闹的渡口。那年红军来这里是旧历三月底，根据上面的紧急通知，皎平渡第一次“封渡”。那天深夜，红军先遣队员见我哥张朝寿家还点着灯，叫开了他家的门。红军讲明来意后，我哥就带着24个红军去找船。先找到一只破沉船，随后对岸划过来一条为老板取大烟的新船，红军迅即跳上这只船过江，包围了山腰的一排岩洞，缴了守渡口民团的械，占领了厘金局。我哥找到几个船工，当夜用四条船将先遣队送到了北岸。天亮后，放眼望去，所有山头都有红军持枪把守。5月3日，我哥叫我来划船，看见刘伯承总参谋长站在渡口“龙头石”上指挥渡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是这天过江的。中午，又找到两条船，一共六条船了。两条大船，每船一次可渡60人，四条小船，每船一次可渡40人。指挥部规定，各部队按到达江边先后，依次过江，不得争先恐后，不得几人同时上船，必须逐个上船，对号入座。每次要坐满，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每船有一个指挥，即使首长也得听从指挥，从而保证渡江安全。我们36名船工由我哥张朝寿负责，红军称他为船长。每船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摆渡10次换一次班，如此循环不间断。
我们问道，红军还有那么多马，过去架桥可以，金沙江不能架桥，怎么过河？张朝满老人说：开始大家也发愁。马要上船，很危险。后来红军想出办法，让马夫取下马鞍，拉紧马口索坐在船尾，马先立于江边，开船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着船尾泅水过江。所以，3万红军过金沙，没有丢一人一马。红军高兴，我们也高兴。整整九天，我们虽然不能睡整觉，但那时年轻力壮，再加上首长从思想到生活都关心，白天黑夜都像节日游行那样的热烈，这使我们很受感染和鼓舞。我们划了九天九夜，手臂肿了，腿也站酸了，但精神还很抖擞。
张朝满老人说：在渡江期间，敌人的飞机也来过几次。有一次，朱总司令站在“龙头石”上讲话，说国民党的飞机要来轰炸了，大家赶紧隐蔽起来，把船藏好，不要暴露目标。过一会，飞机果然来了，但不敢低飞，在高空盘旋几圈，扔了几颗炸弹，飞走了，没损红军一根毫毛。在红军过完江后，一位首长召集我们在北岸岩洞开会。他表示感谢我们的支援，并要我们毁船，截断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些船，是土豪们的，没收；是老百姓的，则照价赔偿。红军给的钱，都超过了船的价值，一般都给30块大洋，船民无不满意。到第九天10点左右，我们将从元谋来的20多个红军最后渡过江去，同红军拉手告别，依依不舍。红军往北走去会理。我们到“龙头石”砸断桨，跑到山上，躲避还乡团的迫害。三天以后，国民党军才赶来，这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他们只能望着滚滚的金沙江水奈何不得。
禄劝县委党史办黄主任说，现在过金沙江就不用那么发愁了。改革开放以后，禄劝、会理两县人民积极盼望修公路架大桥。1987年，两县人民在省市的支持下，集资投工，修筑了公路。1991年5月，在交通部和两省的共同投资下，建成了“皎平渡金沙江大桥”。
我们这次走大桥到了北岸四川。当年的厘金局之类，早已荡然无存。江岸边的那些岩洞还保留了。我们进去走了一遭。洞的空间虽不大，但有两米多高，底部还平整，洞与洞能相通，有如一个个套间长廊。当年的渡江指挥部、军委领导和作战科、机要科人员都住这里。毛主席单住一个靠西头的独立大洞，与其他洞不连接。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同作战、机要人员住在相通的那几个洞子里。一共20多人，在这里住了三四天。在江南岸，桥的尽头建了一个皎平渡红军长征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碑名由当年指挥渡江的政委陈云题写。纪念馆里有一些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聂帅回忆录那里也有。翻开的一页写道：朱总司令打电报叫我们赶到皎平渡去渡江。我们立即沿着一条山谷间的顺江小路向皎平渡前进。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净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很滑。我们一夜过了48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120里地，疲劳极了。当我们赶到皎平渡时，干部团早已渡到对岸。我们由前卫几乎变成了后卫。我们从这里过了金沙江。毛泽东正在渡口北岸一个岩洞里等候着我们。他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1｝
在金沙江畔望着滚滚东去的急流，读着聂帅夜间急赶渡江的纪实，思考着毛主席的那段讲话，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确实是红军长征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它是遵义会议以来敌我军事较量转折的继续，进一步实现了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
古城会理和会理会议
我分段走长征路，在2003年4月中旬走到云南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之后，没有再深入四川境内继续走下去。4月下旬在成都军区做完学术报告后，因“非典”肆虐就回北京了。到仲秋9月“非典”已灭，天高云淡，清风习习，我又开始了长征之旅。这次决心一鼓作气，走完长征路，再走“毛泽东转战陕北路”，从而使“走走党史（之路）”这重要的两段，大体画上句号。
2003年9月的长征之旅，是接着4月到达金沙江后继续往下走。第一站是川西南的会理。我是9月8日从北京出发，先应邀去重庆潼南县杨尚昆故乡作党史报告，然后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张继禄等陪同下，在中秋节那天，从成都先乘火车到攀枝花市，然后转乘汽车抵达会理。这就开始了我走长征路后半段的实地考察。
川滇咽喉的历史重镇——会理城
会理县位处四川西南山地，与云南交界，东西南三面皆为金沙江环抱。一般海拔高度约2000米左右，最高海拔达3919米，北高南低，南缘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仅709米，相对高差在3000米以上。这样大的垂直差异，造成高山积雪与峡谷炎热并见，雨量集中而日照甚多，蒸发旺盛而蓄水艰难。这种地形和气候在四川境内不多。
按计划安排，这次考察先去皎平渡，体验从金沙江北岸到会理县城的长征路段状况。但是天不作美，下雨路烂泥泞，车子无法行走，只能遗憾地取消。幸好，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邹嘉南在2003年4月到会理时走了这段路。我是去年3月在遵义开会时碰到他的。他当时正在参加江苏电视台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拍摄纪念毛泽东诞辰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