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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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使“烟火戏”多姿多彩，光有“底托”还不够，还需要配制多种“杂药”。清代的烟火巧匠们对火药中掺入何种“杂药”已掌握得非常透彻，它对今天的“烟火戏”的配制，仍是有益的、可贵的借鉴：
用瓜皮棘刺烧灰而入火，愈着其功，蜀葵根风吹不灭，胡桃火久藏犹存。禽虫之属，鹰睛达云，膏入地，江骨逆风不回，猾兽髓入水生火，螵蛸末载药力而浮水，叩虫屑取药少而跳空，海鳅、油鳝、尾血入水如飞，虎骨髓、山羊胆乘风能跃，蜻蜓横飞，斑蝥旁裂。水马窜水，水药用之；鲮甲透山，地药用之。萤取其光以生明，蚌取其口以闭窍。蜈蚣用其钳，蝎虎用其尾。蛛采其丝入药而烟光分布，蜂用其窠入药而花朵分明。
在“烟火戏”中，由一物变成另一物的现象是很频繁的，有“单变”、“双变”、“层叠变”等。如“鱼化龙”、“金钱变蝴蝶”，这是“单变”。“二仙传道”、“双龙戏海”，末后又各变一物，这是“双变”。“蟠桃寿星”初见是蟠桃，桃开变出大寿星，大寿星手中执桃，开的是小寿星，大寿星又不见了，这是“层叠变”。制作这种可以变化的“烟火戏”，需注意“合纸口得法，使其火到易裂，见后则前灭，并不留渣滓才行。这就需要注意先后次序，层叠开合，度线安药，尤要巧妙，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而在“烟火戏”中的形象之所以能动起来，能升能窜，主要在于精心计算，适量安排。像“仙人招鹤”，则需先在隔垣置鹤，算准位置，药力一升，即可到仙人“烟火器”前，至期待仙臂转轮时，令人隔垣燃鹤，线药自发飞入垣内。如“地涌金莲”，需预先埋地筒，暗渡药线，然后发射。“萧史乘凰”，装药后需算器身的轻重，与药力相称，才能飞出招凰。大约药力重轻上升，可以一升十傍升，如药一两可升十两。
以上史料，使我们大致了解了清代“烟火戏”主要的构造、用药、发射程序等，可以说清代的“烟火戏”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由于设计的巧妙，有的“烟火盒子”竟能包容16出之多的“烟火戏”，这在中国“烟火戏”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综观宋元明清“烟火”的历史，不难发现，“烟火”主要是出于娱乐目的而被广泛制造和燃放的。这正像利玛窦观察的那样：
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种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作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而举行的焰火大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就在利玛窦为我们描绘出中国人的“烟火像”时，世界的西方——欧洲正悄悄地但又是剧烈地发生着一连串的变革。在意大利，在德国，在法兰西，科学技术研究社团相继问世。在整个欧洲，天文学、数学、力学、物理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科学、医学、建筑技术、蒸汽机、机械计算器，甚至因技术而引发的社会科学都迈开了矫健的步伐。一句话，在这个时期里，“前人在科学、技术和哲学等领域的成就都被恰当地吸收了，不仅如此，它们还被朝许多方向大大推进了”。尤其和“烟火”有关的化学领域，此时步入了科学阶段，它逐渐摆脱了炼金术的思想方式。实验工作、切合实验结果的解释，逐渐取代依据不充分资料进行的大胆猜测。由于莱伊、胡克、洛厄和梅奥等人的努力，煅烧、燃烧、呼吸和发酵等问题都达到了接近解决的水平，并且，布兰德和玻义耳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磷。玻义耳还赋予了“元素”、“化合物”和“混合物”等术语以切实的涵义。
可是，在中国，由于明清统治者的固步自封，没有把“烟火”推向更深一步的科学实验境地，仍然沉醉于“烟火”的怡情娱乐之中。如乾隆庆祝80寿辰时，诸般伎艺演出就大量运用了“烟火”机关，像满族《五福舞》，到施放“烟火”时，点动引火，瓶口上端立刻冒出云烟。经药铳发射的硫磺球，形似一轮红日随云烟升空。《金山》的《奏乐》一戏，则由“烟火”化作的祥云在半山间浮荡，又准确地布于王母和仙女的足下，以表示“紫气东来”……
民间则像秦淮河上燃放的“烟火”那样，“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盏、银台、赛月明、风车、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栏，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灭，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尤其年节，人们展开放“烟火”的竞赛，
明代有的县城要连放三日方休。在这方面，又以清统治者为甚。他们不惜将一笔又一笔巨资化为满天云彩。嘉庆十八年（1813），“造福海烟火法船一分，七夕、孟岁等项炮仗，以及山高水长烟火盒子，花炮并后湖小烟火二分，统计二十万二千七百三十七件，按例需用银四千三十两二钱八分一厘八毫。并次年正月应用白日盒子一架、七尺千叶莲盒子一架、六尺盒子四架、花炮、起火等计二十万四千七十五件，照例需用银四千一百二十九两八钱六分七厘一毫”。正是由于耗资巨大，一向以奢侈为能事的嘉庆在每次燃放“烟火”时也不得不考虑节省使用。
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们则瞅准这一机会，投其所好，向皇家供奉许多江南制造的“烟火”精品，它们包括：七尺烟盒七架、喜庆灯帘七对、百果呈祥五架、四尺烟盒十架、三尺烟盒十架、尺六烟盒十架、七寸烟盒二十五架、金钱炮三十匣、小鞭炮二十匣、金丝菊二十匣、六合同春十匣、百福拱寿十匣、螽斯衍庆十匣、瓜瓞绵绵十匣、百果呈祥十匣、大吉葫芦十匣、流传万代十匣、刘海戏蟾十匣、金鳞集锦十匣、鸳鸯献瑞十匣、一统万年十匣、万福攸同十匣、群仙祝寿十匣、千秋万载十匣、仙果献瑞十匣、平安吉庆十匣、三报宫花二百五十个、金盆捞月二百五十个、头号起火五百枝、中号起火五百枝、大小花筒一千个、大小炮竹一万个。
从这些供奉的“烟火盒子”，可略见皇家燃放“烟火”靡费之一斑。皇家对“烟火”的热衷，使“烟火业”分外发达起来。明代王恭厂火药局一次爆炸，击坏西城三条街，伤百余人，从西直门楼上望去，周围三四里一带不剩一片瓦。这反映了明代“烟火”制造规模是很大的。
清代佛山一地烟花爆竹的作坊竟达二十余家，赫然与其他日常消费作业并列。甚至小县城的“烟火”也能放出北京等大都市所没有的品种来，“如缸花、盒子灯、起花牌、文武鞭、三耀明、二起焦灯、花炮、飞鼠、烟龙，不下十余种”，足见“烟火”制造普及之广。
“烟火”本来可以与军事火器的研制紧紧相连的。戚继光所统率的部队中，每一营都要部署一名“火药线匠”，这已经是将“烟火”运用于作战。可是“烟火”发展的路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向娱乐方面倾斜。南明弘光年间，马士英曾向福王进贡了一架价值500金的“烟火”，点放之际，“烟药中机造飞龙”，围绕殿柱腾跃，福王见状大加褒奖，于是，诸阁臣又共进了一架。这“飞龙烟火”，已属“火箭起火之制”。然而，“烟火”并没有被深入开掘研制，致使中国的军事火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在这方面，是有很沉痛教训的。比如明万历时浙江的戴某，好与西洋人争胜，曾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铳中，第二机随之并动，不激火出而铳发，可射28弹。戴某本拟献于军营，可是他却夜梦神的呵斥：上帝好生，如使此器流布人间，子孙要遭报应！戴某因害怕而中止了这一念头。这一史料相当逼真地勾勒出了当时社会所笼罩的，宁可因循守旧于娱乐，也不愿意冒风险将“烟火”原理发挥、运用于新的发明创造上的文化氛围。
清代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断提出用“烟火”制作技术造攻战武器的建议，并付诸于实践。光绪年间九江就有一“烟火”匠向省官献上一种能施放五里之遥的火箭，可是仅因为试验时达不到预定的标准，就使这位官员得出了“其言失实”的印象。这说明积极进步的创意是很难冲破由长期稳定的以皇权为中心所形成的固定的意识的。官宦想的是如何在“烟火”的娱乐性上下功夫，以媚上而“进身博官”；而皇帝只会对向他们频频燃放的“烟火”所表示出来的殷厚敬意大喜不止，很少念及如何将“烟火”向军事火器转化。
民间放“烟火”较为普遍的作用是祭神。清代《点石斋画报》对此有着传神的描绘。由于放“烟火”祭神造成祸害也是屡见不鲜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天津草厂庵举办“烟火”祭神，“烟火”悬南马道，其药线蜿蜒数十丈。“大士像”的泥手插有香枝，枝端燃着，会头以药线一端，恭献“大士像”前，就火点燃，就好像是神仙点燃“烟火”似的，瞬息之间出庵，急行锐进，既达南马道。观者争睹，可忘了立足之地也是“烟火架子”陈列之处，正好在水中央，道的左右，均为秋潦，道宽仅可行一人，像独木桥。因“大士像”亲放“烟火”，为空前举动，小家碧玉，贫户妇女，纷纷赴水滨瞻仰，结果人一挤，纤足女流自然要遭到践踏的厄运，死状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在西方，拉瓦锡使化学系统化了；用于气体的收集和爆炸、燃烧和煅烧的实验、水的合成等各种用途的重要装置先后发明出来了；确证了质量在化学变化中守恒；化学的命名法作了改进，并逐步标准化。这个时期的一些第一流化学家，还引入了新的织物漂染的方法。
这个世纪结束之前，西方在化学工业方面已开始大规模生产硫酸和硷。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小镇上，“烟火”的燃放，已达到了神出鬼没的境地：
巨响爆裂，桶底脱矣。鬼趣分明，阎罗活矣。续第二响，俘拿破仑；滑铁卢战，万马千军。第三第四，层出不竭；五花八门，观者咋舌。泰西电影，梨靬吐火。今以手工，尊独惟我。
“烟火”技术角度上看，这种“烟火戏”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高的，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它已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景象，可是骨子里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然而它却仍以“今以手工，尊独惟我”，洋洋自得地表白。这就较为典型地折射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只看到海外一些表面现象但不深入吸收，以老大天朝自居的传统文化心态。
《点石斋画报·烟火奇观》，图中坐姿官员为李鸿章当西方接受了中国传入的火药后，马上制成火器，开辟出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说用它打通了外部世界，以至明代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方以智也将火药当成从外国传来之物。清代则更是一塌糊涂。英国人在上海汇丰银行招待李鸿章时，为他燃放了一种忽海市蜃楼，忽孔雀展翅，忽成大庙的变幻多端的“烟火”，竟引得李鸿章大加赞赏，说“见所未见，可谓眼福不浅”。由中国人发明的“烟火”，都在英国人手中放出了异彩，从而引得中国最高官僚的赞赏，这真是辛辣的讽刺。但它却是史实，反映清代的落后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此刻的西方，一本又一本的科学理论着作，排着长队来到世间，争相用科学的语言构筑起新的历史时期的基石，新型的化学工业大厦，已经在西方破土动工……可是，在中国，惟有赵学敏的《火戏略》，形单影只地步入技术科学的殿堂。这一时期的中国，仍然步履悠闲地在宋元铺就的传统“烟火”园圃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惮烦难反复制作着昔日的辉煌，并转化出一些新的花样来，若“砉若雌霓起，霍若闪电惊”。看去“千花万花生”的“铁花烟火”，就是“冶铁既流，以大铁瓢挹而洒之着树间。辄迸火成花，灼烁夺目，此烟火又一变也”。保守的氛围，使人们不对“烟火”作任何非分变革的构想，尤其是明清统治者几乎听不到也不愿听到日益迫近的西方军团那似拍岸惊涛般的攻占新科学技术前沿的马蹄声……
从“烟火”进而发展制造火箭、飞弹，甚至喷气式飞行器等先进火器的优秀人才是有的，从宋元以来就积累起来的这种“烟火”实践是很丰富的，也是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