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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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介绍这种现象：
村人迎太尉，绕巷复巡陂。
雉尾攒神冠，绣襦为神帏。
神来日颠倒，神喜风披靡。
儿童戴粉面，丁壮舞红衣。
恣睢魏武皇，袅娜越西施。
箫管杀铜钲，彩绳挥金椎。
二社互争雄，四村无敢窥。
这样的迎神赛会，倘无经济力量支持，是很难举行的。简言之，迎神赛会成了一村、一县、一地区的经济气温表。明代陈鸿、陈邦贤《熙朝莆靖小记》说此地在窘迫时举行迎春会，只“妆扮故事百余架，点缀春光，俱是里长答应。用桌一只，后造一屏，二人扛抬，饰小儿为男女坐桌上，无甚好衣服”。情况好转后，“春架借各班戏子妆扮，新造高大木架，用四人扛，请好儿童三四人，饰新鲜衣服，演闹热故事，更相争赛”。于此可见，明代农村的迎神赛会多在地方富庶的情况下举行。
《嘉靖仁和县志》记此县的迎神赛会就是起于成化末年承平之时。一鲁姓者倡议七月十三日为诸侯降生，立会庆祝，一方富豪，各出己资，妆饰各种抬阁，次第排列，导以鼓乐，绕街迎展。这样搞了两年，欣动他境，以至互仿相效……
迎神赛会也多在有灾害时举行。海外散人《榕城记闻》所记录的就是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间，榕城出现了瘟疫，按乡例便祈禳土神，当时的情景是：
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扮鬼脸，或充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纸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与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周。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举行的迎神赛会，都以其伎艺的、宗教的、服饰的、器具的等丰富多彩的样式，吸引着人们，并日益广泛地传播着，影响所及，以至明代南京妓院都举行了赛会。周晖《续金陵琐事》这样说道：
有色业俱优者，或二十三姓，结为手帕姊妹。每上节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赛，名“盒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锄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
这已超出迎神赛会范围，但又不能不是赛会的一种。至清代，类似这样的赛会，愈演愈烈，尤其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商人参与其间的赛会。金安清《水窗春呓》记嘉庆年间淮城商人举行的一次“群花会”：
二十四位艳丽各出一玩好为缠头，或珠，或玉，或披霞，或汉璧，都是人世间罕有而精巧绝伦的物品。二十四位艳丽无一雷同，价值达万金以上。临河观众数千人，都认为这是神仙高会。
奢侈风气一开，迎神赛会赛俭朴了，就会使人抬不起头来。吴震方《岭南杂记》这样说道：
粤俗最喜赛神迎会，凡遇神诞则举国若狂。余在佛山，见迎会者台阁故事，争奇斗巧，富家竞出珠玉珍宝，装饰孩童，置之彩舆，高二丈，陆离炫目。大抵爆俱以缯彩装饰，四人舁之，声彻远近，中藏小爆数百，五色纸随风飞舞如蝶。闻未乱时更盛，土人颇惭此会殊寒俭矣。正因这种心理作祟，所以各地迎神赛会，无不全力以赴，使迎神赛会的费用、规模不断攀升，豪华日甚。正像陈懋仁《泉南杂志》批评迎神赛会时说的：“不但靡费钱财，恒有斗奇角胜之祸。”有的就是因为场面浩大，不堪承负，难以为继了。还有的盲目追求表面效应，但组织失调，结果践踏死人，时有发生。
《天津皇会考纪》载：光绪十年（1884），三十二人担的，底高八尺，底上共有三抬，每抬占据一层，每层有数名童子演剧的“抬阁”，其上发生了晒死“王母娘娘”一事。起因是：第二抬阁最高层为王姓六岁小儿，扮王母娘娘，童于是被绳子缚在抬阁中心一铁柱上，若飞凌空，观者无不称奇，但太伤人道。因扮演者不得饮食走动，出会时，日光暴热，王儿索水无应者，喊病也无应者，一直到晕到死，也无人理会。
又有“报事灵童会”，一个扮演头戴紫金冠的童子，冠上镶嵌一个大如鸽卵，用金钢钻匝的珍珠，价值三万金，谁知第二日冠上珍珠丢失。原来出会前一天，北京及各地就有三百多著名小偷来到天津，一偷施展手段将此珠窃走……
更为严重的是迎神赛会上的沿户按门劝募的敛钱弊病，使人怨声载道，却碍难拒绝。盖此弊病根深蒂固，早在宋代就已露其端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仁宗嘉佑五年（1060）时成都所部诸州，每年都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赛鬼神为名，敛求钱物。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作将军、曹吏、牙直之号，执枪刀、旗幡、队仗，及以妇人为男子衣，或男子衣妇人衣，导以音乐百戏，三四夜往来不绝。李焘针对此情，深有感慨地说：“虽已揭榜禁约，然远方风俗相沿，恐难骤止，请具条制。”可是有了条制就能制止这种恶习吗？答案是否定的。乾隆时期的名士杨无怪在《皇会论》中还描绘了这些游手好闲敛钱者的形象：
口称善事，手拿知单。有钱无钱，强派上。图了热闹，赚了吃穿。
然而，这绝不是迎神赛会的原意……
第五部 器物小识
第1节 最早的暖水瓶
中国的暖水瓶究竟始于何时？笔者通过对宋代文献史料的研究认为：暖水瓶在北宋的后期就已经开始制作并使用了。其证据是：
张虞卿者，文定公齐贤裔孙，居西京伊阳县小水镇。得古瓶于土中，色甚黑，颇爱之，置书室养花。方冬极寒，一夕忘去水，防为冻裂。明日视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冻，独此瓶不然。异之，试以汤，终日不冷。张或与客出郊，置瓶于箧，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秘。惜后为醉仆触碎。视其中，与常陶器等，但夹底厚几二寸，有鬼执火似燎，刻画甚精，无人能识其为何时物也。
这条史料使我们得知暖水瓶已经在北宋开始使用并引起人们的新奇感与神秘感。另一条史料则清楚地描述了在玻璃胆瓶上涂附水银的制作技术过程：
徽宗尝以紫流离胆瓶十，付小璫，使命匠范金托其里。璫持示范匠，皆束手曰：“置金于中，当用铁篦熨烙之，乃妥帖，而是器颈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触，必治之，且破碎，宁获罪，不敢为也。”璫知不可强，漫贮箧中。他日，行廛间，见锡工扣陶器精甚，试以一授之曰：“为我托里。”工不复拟议，但约明旦来取。至则已毕。璫曰：“吾观汝伎能，绝出禁苑诸人右，顾屈居此，得非以贫累乎？”因以实谂之。答曰：“易事耳。”璫即与俱入，而奏其事。上亦欲亲阅视，为之幸后苑，悉呼众金工列庭下，一一询之，皆如昨说。锡工者独前，取金锻治，薄如纸，举而裹瓶外。众咄曰：“若然，谁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办此。”其人笑不应，俄剥所裹者押于银箸上，插瓶中，稍稍实以汞，掩瓶口，左右洞之。良久，金附着满中，了无罅隙，徐以爪甲匀其上而已。众始愕眙相视。其人奏言：“琉璃为器，岂复容坚物触，独水银柔而重，徐入而不伤，虽其性必蚀金，然非目所睹处，无害也。”上大喜，厚赉赐，遣之。
这两条史料均出自《夷坚志》，是目前所能找到的中国古代暖水瓶的最早的记录。第一条史料是说张齐贤孙子辈分的张虞卿已使用了暖水瓶。张齐贤，是宋真宗时兵部尚书，卒于1014年。他的裔孙张虞卿当生活在北宋中后期，或确切地说主要生活在宋徽宗时期。而另一条史料刚好可与之互证。
众所周知，暖水瓶是一种双层玻璃容器，内外壁在顶部完全封拢，将夹层中的空气抽出来。暖水瓶的内壁需镀上一层水银，目的是为了减少由辐射传走的热量。《夷坚志》中这两条史料表明：宋代的暖水瓶已有了今日暖水瓶的雏型。
首先是第一条史料记张虞卿所拥有的暖水瓶“夹底厚几二寸”，这就证实了这种暖水瓶是中间有空隙的双层构造，“夹底”即夹层。
第二条史料则记述了锡工剥所裹金箔，押于银筷子上，插入玻璃瓶中，再输入水银，掩住瓶口，左右摇动，以使水银涂镀在瓶胆上，这大体是符合暖水瓶制作技术的。
这两条史料所反映出来的暖水瓶的情况，若放在整个宋代制作玻璃瓶、水银的历史中去观察，就会发现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了。考之宋代典籍，我们可以得知：玻璃是自然之物，彩泽光润，逾于众玉。它用石英砂、纯硷、长石及石灰为主料，有时加入少量澄清剂，将原料混合、熔融、匀化后，加工成形，再经退火处理而得玻璃制品。宋代已能够进行这种玻璃品的制作，宋徽宗一次就能给小太监10个紫色玻璃瓶，就已表示了宋代的玻璃瓶制作的数量已不小，而且品种也多样，质量也相当不错。因为在此之前，就有孔平仲的《海南琉璃瓶》诗：
手持苍翠玉，终日看无足。
秋天长在眼，春水忽盈掬。
莹然无埃尘，可以清心曲。
有酒自此倾，金樽莫相渎。
又如后来张耒的《琉璃瓶歌赠晃二》诗中：
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
表里洞彻中虚明，宛然而深是为瓶。
以有易无百货倾，室中开橐光出楹。
透过这样的诗句，不难想见琉璃瓶的晶莹，质量的优良。而且，宋代政府在与外国贸易过程中，还非常注意吸收外国的玻璃瓶作技术。笔者在翻检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史料时，发现波斯语国家与宋朝贸易的“方物”中玻璃瓶为一大项。
如自建隆二年（961）起，占城就进有“大食瓶”，即伊朗瓶。而伊朗国贸易的“方物”中，每次都有玻璃制品，以各式玻璃瓶为多。如至道元年（995），一次“贡品”中就有：
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
宋代典籍中关于水银的记载
伊朗的玻璃瓶，为宋代制造质量较好的暖水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制造玻璃暖水瓶的必备之物——水银来看，宋代的水银提炼是很兴盛的。北宋后期，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就作过这样的记载：“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盎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提炼水银的器具和方法的出现是社会对水银的需求量很大的一种反映。到了南宋，提炼水银已发展成了规模生产。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广西桂林地区出现的上火下水的内蒸馏器提炼水银法可为代表：
邕人炼丹砂为水银，以铁为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细眼铁板，下釜盛水埋诸地，合二釜口于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炽火，丹砂得火化为霏，得水配合而下坠，遂成水银。
倘若没有社会性的、迫切的对水银的需求，是不会出现这种生产规模大、水银产量高的蒸馏化装置的。宋代社会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炼丹术，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北宋后期，水银就作为一种商品广泛流行了。如“瓢内出汞成金”、“草制汞铁皆成庚”、“市药即乾汞”等。
南宋的曾敏行《独醒杂志》还记叙：水银烧炼点化之术，“虽因诬诞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谓无此术”。这从另一侧面告诉了我们，水银在人民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以上探索，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宋代的玻璃瓶制品与水银涂镀技术、水银的提炼技术及使用，都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从而为暖水瓶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只是暖水瓶出现的基本科学技术因素，假如没有合适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暖水瓶也不会在北宋出现。
据气象学权威竺可桢先生认为，11世纪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寒冷的时期之一，仅从天禧元年（1017）至政和三年（1111）这段时间的东京来看：降雪不断，冻死甚众，有时大雪连月，至春不止，平地积雪八尺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