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史记 作者:倪方六-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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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期的“陵”，也可以是王公们的坟冢。《史记·赵世家》（卷四十三）称，“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十五年，起寿陵。”清代学者顾炎武据此考证，肃侯的墓是高坟大冢，其也称“陵”，可见“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且是诸侯可以使用的。
更有学者考证，在此前的春秋时期，已有了“陵”的概念。但在刘姓定下汉家天下后，特别是汉高祖刘邦的坟冢称为“长陵”后，“陵”就不能乱用了。只到今天，一般人的墓仍不可称为陵，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其葬处才叫“蒋陵”。
“寑”，是陵的最高级别，寑本身并不是尸体所藏之处，是附属建筑，一般认为是“陵上的正殿”。
“寑”原指正规的起卧房间，即“寑室”，成语“寿中正寑”中的“寑，即取此原义。帝王所居之处则叫“寑宫”。而帝王死后去阴间仍想当皇帝，自然其魂灵依附的尸体所藏之处，也要造得如生前的宫殿一样，于是有了“陵寑”，这一专指帝王坟墓的特定称呼。
从“墓”到“陵”的一步一步变化中，可以看出人类从蛮野向文明的进步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主线——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出现、确实和强化。
墓“不树不封”，地面无留痕迹，子孙也找不到。所以当早期是没有扫墓、祭祀概念的。这一习俗在蒙古人身上一直有体现，在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死时，都还是秘葬，地面不留标记，以致一直到现在，成吉思汗的葬处都没有被人发现。
“不树不封”的另一面则说明，早期人类的情感相对是淡漠的，或者是狠心的。
在生产力水平低，活人生存都颇艰难的环境下，对死人的照顾自然也就顾不上了，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感情，去考虑生死离别。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有了积余，活人对死人就开始“怀念”了，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厚。
这种“怀念”，就是感情的一种升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除了“墓”的概念有变化，墓的形制也同步被强调了，如帝王陵寑，由“封土为陵”逐步发展为“因山为陵”。
墓址的选择，不再像早期那样，随便找个地方安置，而是讲究“风水”。
晋代堪舆大师郭璞在《葬经》称，“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此“风水观”对后世，特别是帝王陵寑选址影响很大，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要请风水先生相墓，寻一块可以旺子旺孙的吉地下葬。
墓也不再是死后匆匆挖筑，而是生前就开始营造了。
如始皇帝嬴政的秦陵，至其在东巡途中病死时，仍未完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参与造陵的犯人就达70余万，可以想见其规模的巨大和形制的复杂。
二、“葬”的不同
“葬”，是一个会意字，从“死”，指人死后盖上草席，埋藏在丛草中。可见，古人死后，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
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后来，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如土葬、火葬、天葬、二次葬等等。
“葬”音与“臧”相近，古义“臧”与“藏”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葬，就是收藏尸体，《说文》就是这个观点。《礼记·檀弓》称，“葬也者，藏也。”《荀子·礼论》称，“故葬，埋敬藏其形也。”都是这个意思。
与“葬”经常搭配起来使用的字，是“丧”——丧葬。
“丧”者，伤也。为什么要悲伤？因为有人死了。所以“丧”的小篆字形，上面是“哭’；下面是“亡”，表示哭已死去的人。因此，《说文》解释，“丧，亡也。”
葬，有薄葬与厚葬之别，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
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后来挖坑埋掉，身上盖点杂草、草席什么的物品，才有了原始的“葬”。而这种原始的“葬”，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还是这种处理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家中一贫如洗，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草草埋掉。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后来想迁葬，都不方便，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朱元璋正好作罢。
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7年，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穴，墓穴简单，不见葬具，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没有。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也仅是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石镰、陶瓶、陶罐一类早期生产、生活用品。
这些考古发现也证明此时的中原地区已开始走向初步的文明，原始农业文明时期。
据宜昌博物馆公布的资料，1998年11月，在三峡工程建设中，于三峡库区归县旧州河古遗址，考古发掘了两座距今4000多年的原始社会墓葬。其中，二号墓为腰坑墓。这两座墓资，均为同一时期的土坑坚穴基，距地表深3米左右。其中一号墓坑长2米，宽0．78米，人骨架保存较好，骨架长1．64米，葬式为侧身屈肢，头向南，不见任何随葬品；二号墓坑长2．12米，宽0．85米，深0．4米，人骨架保存放好，骨架长1．65米，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有陶罐、陶钵、陶碗、石铸等6件随葬品。
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可以看成是“薄葬”。
与“墓”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薄葬”之后，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特别是后期“国家”和帝王出现，葬事开始复杂了。
与墓有级别一样，葬亦有了等级——葬厚流行，就是等级的反映、彰显皇威的体现，是“事死者如事生”观念的具体化。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其后是商、周。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如何地讲究，厚葬是如何如何地严重。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便十分豪奢，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
现已证实，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此墓未被盗掘过，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有468件，品种几乎含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有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象牙等许多宝石。
之后的春秋时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时“礼乐崩坏”，时人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史载，当时的齐国、宋国葬事逾制，导致厚葬之风盛行。
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作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说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
“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中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是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春秋时期的齐懿公在与邴歜争夺田产中失败，后来当上了国君，把邴歜的墓掘开，拖出尸体“而刖之”，就是把他的脚从他的尸体上给剁了下来，以示惩罚。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鐩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最有意思的报复出现在隋初人王颁身上，把仇家的尸骨头烧成灰搅到水喝了。他听说父亲王辩让南朝陈高祖陈霸先杀了，悲痛欲绝。陈灭亡后便欲去掘陈霸先的万安陵。陈陵很大，一夜恐怕掘不开，担心事情败露。于是王颁喊上其父亲生前手下的士兵一千多人，“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晌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象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馋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从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如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次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比刘去变态的是南朝时陈宣帝陈顼次子陈叔陵。陈叔陵是一个极其好色之徒，不论是少妇，还是未婚女孩，只要有点姿色，他见到了就要霸占。他还有一种怪癖，喜欢玩弄死人骨头。《南史》（卷65）记载，陈叔陵“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爲翫弄，藏之府库。”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