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3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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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的憎恨。’只有让观众意识到灾难中的人其实就活在我们身边，大家才会关心。”
“嗯……是，这当然，但我们刚才只是在讨论具体的技术问题。”
“不，”他说，“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
我转过身子，看着这个人。
他解释说：“我是做干细胞克隆技术研究的，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二十多年来全身心投入其中，曾是狂热的技术论者。“这个领域里谁最能掌握干细胞研究的主导权，谁就会在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获得了世界再生医学大会的最高奖。
“然后，”他说，“我才遇到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再生医学的核心是干细胞，需要进行胚胎研究。
在中国，没有伦理的限制，没有宗教的要求，用胚胎做试验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常人认为胚胎不算生命。
但是，2003年，他去香港演讲，面对一个佛教徒的提问：“生命到底从何时算起”
他被那个问题问住了。
其实，他是清楚的：“一个十四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
他曾经认为这种感知是没有意义的。
后来，某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停下来，盯着克隆羊看。
“从它的眼神里是可以看见人的眼神的。”
他说：“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贪婪地想要活下去是对还是错，甚至会想，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在当天的笔记里，我记下这段对话：“君子不器，技术上的修为不仅仅是为了建功立业，甚至不是为了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是服务于生命本身。”
在重庆的这7天，在近乎无望中，我们仍能找到那些早已逝去的人，那个欢笑着拍打着妈妈遗照的婴儿，那个每个假日仍然到楼下等着女儿回来的母亲——与这场对话有关。
（汪新才摘自新浪网柴静的博客）
为什么总有人那么偏激
◎陶短房
美国人朗恩？约瑟夫根据张纯如著作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梦魇》，向世人展示了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南京平民遭历的劫难，自从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线迄今不到两个月，全球下载量已达数百万，相关讨论排名高居第九位，引起了全球强烈反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部在网上热播的作品，不但毫无悬念地被日本右翼威胁、围攻，而且颇为出人意料地被中国国内一些网友指责、批评，让约瑟夫先生一度心灰意冷，差点让影片下线。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苛刻
对约瑟夫先生的指责和批评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认为这部影片在资料引用上不专业、不准确，如重庆大轰炸，错用了纳粹德国飞机轰炸的画面；另一类是道德性的，认为制片人意在商业盈利，甚至“贩卖中国人的血泪赚黑心钱”。抨击其在炒作、在演戏，甚至用了很刺激、很尖刻的语言。
对于前者，如能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问题，心平气和地与约瑟夫先生讨论，就是一种可取的态度。而后者则显然有些过于偏激。我们知道，约瑟夫先生对中国了解并不深入，更不是拉贝那样的大屠杀目击者。他所产生的一切感受、情绪和判断，都来自于他所见到的第二手文献、影像和书刊。在此情况下，他能从中产生对南京平民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义愤，并花费时间精力拍片、宣传，说明他具备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谴责他感触不“真切”或“没有切肤之痛”，是毫无道理的苛求。
约瑟夫先生是心理学和心理教育学专家，而不是历史学专家，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对史实的把握、对资料的辨析可能存在不足，影片中出现硬伤是在所难免的。不要说他这样的外国业余人十，即使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同样有过层出不穷的瑕疵；不要说那些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中常识错误不断，即使历史研究名家、大家，如晚清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同样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出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专家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苛求外国热心人完美无瑕？
至于“意在赚钱”和炒作，这更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退一万步说，即使人家真的有赚钱的念头，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将心比心，有几个人做了一样东西出来，是为了赔钱的大海不择细流，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暴行、揭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上，国际上更多人的关注、参与和推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所有热心参与的人士都赔得血本无归，而且像约瑟夫先生那样，被日本右翼威胁于前，被某些中国偏激者叱骂于后，他们中许多人将势必远离这一话题，这不是在客观上做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吗这些偏激的做法，究竟是有利于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有利于揭露大屠杀真相，还是恰恰相反
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的成本最低廉
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偏激的挑剔者正大行其道，我们听到的指责声又何止是针对约瑟夫先生一人。曾有一位日本学者去北美高校举办二战主题艺术展览，结果被挑剔者认定“美化侵略战争，为日寇张目”，一时间网上围攻蔚为壮观，而事实上那位日本学者是个立场坚定的反战人士，举办展览的目的在于揭露战争的残酷和罪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围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一位国际著名影星，在一部故事片中与日本人有亲昵镜头，也被某些“民族主义者”视为“汉奸行为”而大肆抨击，甚至在网上发起大规模抵制行动。至于投石、泼墨、污言秽语、人身谩骂，则更屡见不鲜，所针对的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常常也包括一切日本人和与日本有关系的人，一切与他们的见解有所不同的人，甚至大方向相同、只是细节有所差异的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凡是和他们的“爱国言行”背道而驰的，都是“汉奸”、“卖国”言行，都理应被群起而攻之。
事实上，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的成本是最低廉的：第一，不需要真正了解历史，只需记住几个口号：第二，不需思考、分析和辨别，只需不断重复那几个口号；第三，不需自己动手做什么，只需反对别人做任何事，可以说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贡献，却永远比不上实干者之万分之一。当前有些人姿态偏激、语言激烈，动辄指责别人“卖国”“汉奸”，或对一些干实事的人横加挑剔、百般攻击，其实他们根本没弄清事情的原委，也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利益，更不见他们自己为澄清历史真相、捍卫民族利益做哪怕一点点有价值、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事情。
把排外等同于爱国，把以暴易暴等同于不忘历史，把正常的不同观点等同于汉奸和敌人，用这种狭隘、僵化的眼光看历史、看世界，必然会走人偏激、排他、自闭和故步自封的误区，从而和世界潮流、历史真相、民族利益背道而驰。这样不但不能真正地维护民族自尊，反倒会让本可以争取到的朋友和同情者误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理喻、难以沟通的国度，中国人是一群难以相处、不易沟通、不能心平气和探讨问题、不能求同存异互相包容的人。这样做貌似比谁都爱国，实际上却是给中国、给中华民族的形象抹黑，并最终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损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
一个强大的民族必然是自信的，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是海纳百川的开放时代，而闭关锁国的晚清却让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偏激；多一些包容，少一些狭隘；多一些朋友，少一些对头，这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澄清、甚至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培养，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得到的信息说，已经有很多华人在得知约瑟夫先生的困难后，主动给他捐款，这也让约瑟夫先生十分感动。
中国即将迎来奥运，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投向这里，他们希望通过奥运这面镜子，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理智的民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民族。这种开放、包容、理智并不是商品上一层花花绿绿的包装纸，不可能为奥运量身定做。而只能在潜移默化中点滴汇聚而成。
（小刚摘自《环球时报》2007年9月6日）
道德的起源
◎袁越
不久前，几名襄樊贫困生因为“不知感恩”，被取消了受助资格。某网站做了一次大规模读者调查，结果有大约83％的读者认为应该取消，不少读者评论说：感恩之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美德，缺乏“美好道德”的人理应受到惩罚。
道德，可以简单定义为“区分善恶的标准”。善恶的定义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几乎都是相同的，感恩、助人为乐和诚实守信普遍被认为是善举；伤人、杀人和欺骗则被认为是恶行。
如今流行“道德教育”，那么，道德真的来自后天教育吗实验证明并非如此。3年前，法国认知科学专家伊曼纽？杜普曾经对不会说话的婴儿进行过一项心理学实验，证明婴儿在接受教育之前就已经能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厌恶感。这种能力是人类道德的两块基石之一，人类道德的另一块基石就是公平意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已经涉及灵长类动物。实验证明，就连卷尾猴也不愿接受不公平的交易，而宁愿选择什么也得不到。
欺骗可以看做是违背公平意识的不道德行为。但是，撒谎者通常可以从撒谎中获得利益，所以有人认为上帝的存在可以让撒谎者感到心虚，从而避免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但是，心理学家设计了很多精妙的实验，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宗教并没有扮演“道德监督者”的角色。
说“道德是天生的”，就等于说“道德是可以遗传的”。道德是如何遗传下来的呢贝灵教授认为，自从人类祖先进化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语言，一个人的名声便会传播得非常远。如果某人非常诚实，善于合作，具有献身精神，这个“好”名声便会让他受到更多人的爱戴，因此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帮助他。换句话说．道德感强的人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具有先天优势，好的道德便遗传下来了。
这个说法看似很合理，却缺乏直接证据。道德真的能遗传吗道德存在于人脑中的哪个部位对应于哪些基因这些问题必须借助高科技手段才能回答。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约舒亚．格林是这类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设计了一个“扳道难题”，以及一个相对应的“桥梁难题”，让受试者思考。同时，他用核磁共振仪测试受试者的大脑，试图发现解答这两个难题时受试者的大脑哪部分最活跃。
具体说，“扳道难题”是一个偏重理性思考的问题：有一列火车即将行驶到一个岔口，一边的铁轨上躺着5个人，另一边躺着一个人。请问，你会不会扳道，让火车改从一个人的那边通过呢大多数受试者选择了“会”，因为这样会少死4个人。核磁共振仪显示，此时受试者大脑中负责理性思维的部分最活跃。
“桥梁难题”则是一个偏重感性的问题：同样是一列火车驶来，你只有把你的同伴从桥上推下去，让他的胖身体挡住火车，才能挽救铁轨上躺着的5个人的生命，你会选择怎么做大部分受试者选择了“不会”，任由火车轧死5个人。受试者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大脑中负责反应冲突的前扣带皮层相当活跃，显示出受试者头脑中的某种情感正在和理性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最终战胜了理智。
格林认为，这种情感就是道德的来源。在“桥梁难题”中，理性的决定（推下胖子）直接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天性（不能杀人），因此受试者会选择非理性的做法，让道德占了上风。
2007年3月，几名美国科学家对一批脑部发生病变的人进行了类似的道德测试，进一步证明了格林教授的假说。这批病人脑部负责感情的额前正中皮层发生了病变，结果他们都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在进行“桥梁难题”这类测试时大都倾向于选择理性的做法。
截至目前，科学家一共在人脑中找到了9处与道德有关的区域，显示出道德具有很强的生理学基础。那么，为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