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2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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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没想到下一次再演，我又去看，他完全照我写的改过来了，这一来，把我的兴趣，引起来了，以后写过七八十封信，他还都保存着，有一部分，粘在册上，存于国剧学会。

　　我自民国二年以后，便天天到他家去，然不过谈谈旧戏的规矩情形，没有给他编过戏，意思就是我要看一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演戏的天才，自是很高，然倘人格不够高尚，也值不的帮忙。因有两三年以上的工夫，所以察看的很清楚，不但他本人，连他的家庭也都很好。从前社会中的议论，大多数的人，都疑惑戏界家庭，不够高尚，其实我同戏界家庭有来往的很多，看他们都很安闲清洁，绝对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情形，不止梅兰芳一家。若说戏界有不够高尚的人，自然也难免，但哪一界没有呢？在那个时期，恐怕政界的人，不高尚的，比戏界人，还多的多。自此之后，我才决定帮他的忙。最初替他编了一出《牢狱鸳鸯》，一演而红。又编了出《嫦娥奔月》，不但替他设法创制古装，且为他安了舞的身段。因为既创出古装，就一定要编几出《红楼梦》的戏，第一出即《黛玉葬花》。这两出戏，一因是古装，二因有舞，于是大红而特红，每次演唱，必卖满座。其实叫座能力，所以那样大者，固然因为是新戏，也确是他本人叫座能力特别大，只这两出戏，到上海每次，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一次我二人闲谈，他颇有想送我一笔款，报答我之意。我说您不必动这种脑思，向来外界人对于戏界人，约分两种，一是在戏界人身上花钱的，一是花戏界人钱的，我们二人，是道义交，我不给您钱，也不要您的钱，只是凭精神力气帮您点忙而已。后来又有一次，他同我说，我的声名，可以说是您一个人，给捧起来的。我说，话不是这样说法，编几出新戏，固然于您很有益处，但仍是靠您自己的艺术能力，比方一样的一出戏，您演出去，就可以卖一块钱一张票，倘是我自己扮上，上台一演，恐怕两个铜板，也没有人来看。再说，您出名，我固然有点力量，可是我的声名，也蒙您给带起来，所以现在知道您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我，如此说来，我也应谢谢您。他说，那也不然，您出名是有您的著作，对于社会的贡献，于我没什么相干。以上乃我们平常谈话的一些情形，我为什么写这个呢？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他为人是谦虚而恭谨。

　　他讲信用的地方很多，最浅显最常见的，是演义务戏。北平的风气，为办慈善事业或学校等等，常常找戏界人演义务戏，演员无报酬，又可以卖大价，倘办的好，颇能剩钱。不过戏界人，虽明处是不要钱，但他开帐时，场面、跟包、配脚等等，所开之价，总此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脚应得之数，开在里头了。就是主脚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做。因此闹的开支很多，剩钱有限，且有赔钱而很狼狈的。这种情形，戏界人人知之，常当戏提调之人也都知道，此外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梅则不如此，规模太小之义务戏，他不演，他既答应演义务戏，我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脚，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以上这段话，并非讥讽他人，其实我就不赞成白找人家演义务戏，我的思想，是戏界人之艺术，也是花钱学来的，如同店铺的货物一样，白找人家演戏，就与白搬人家的货物一样；自然倘遇重要事情，则另当别论，所以几十年中，没有找兰芳白演过戏，只有一次，是蔡孑民、李石曾两先生，创办中法大学，曾由我约梅，演过一次义务戏，就是未受分文的报酬。前边所说规模太小之义务戏者，系指办一小学等等，他如果答应这种，则他一年之中，只能专演义务，无法再演买卖戏，因为求他之人太多，且有许多借端图利之人，所以无法答应也。至于大规模或本戏界之义务戏，则他永远站在前边，盖民国六七年后，老辈如谭鑫培等去世之后，叫座能力，以梅居首。所以他永远倡头举办，他到上海之后，也要赶回北平出演。后几年不能回平，他便在上海约各脚合演，所得之款，一半给上海本界贫人，一半汇寄北平。

　　次谈他的自爱，民国以前不必谈，民国以后，北方有些军阀，固然也是捧唱戏的，可是给有名之脚为难的地方很多。闹的丑声也很多，彼时的名脚，也确有一二不自爱之人，我知道的相当详细，但此不应该随便说，以免自己的口过。所以有如此情形者，所不规则的军阀，大概大家还都知道，而这些军阀的部下，倚势凌人者更多，狐假虎威的气势，尤难对付。梅则对付的不错，他常说，命我唱戏，因为我是这行，当然非唱不可，且永是规规矩矩的唱，至于给钱与否，既然不能抵抗，也就满不介意。惟独他们要找我去，同他们吃吃喝喝，打麻将，叫女等等的事情去鬼混，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因此所有的军阀，也没肯逼迫他，大概也是因为他名气太大，倘闹的天下皆知，于他们军阀，也不很利，所以他们有所顾忌，然梅之摒挡，也真不容易，此足见他自爱。

　　再谈他的气节。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以溥仪为傀儡，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在未成立之前，日本人即使中国人来找他，请他于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戏价定可极力从优，安全绝对保险。他当然不去，如此交涉了几次，这个中国人说，你们梅府上，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是人人知道，如今又成立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且此与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去呢？梅回答的很好，他说：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该人又说，那么从前的恩惠，就不算了？梅说：这话更不能说，若严格的说，清宫找戏界唱戏，一次给一次钱，也就是买卖性质，就说当差，像中堂尚书等，或可说受过恩，当小差使的人多了，都算受恩吗？我们还不及当小差使的人，何所谓恩惠呢？该人无言，事遂作罢。过几个月，有苏俄“教育部”，约梅兰芳前去演戏，所有条件都谈妥，预定前往苏俄之期，即满洲国成立之时。梅对我说，由北平往苏俄，势必经过满洲国，倘被他们强留住，演几天戏，是无法抵抗的；其实平平常常，演几天戏，也算不了什么，他们的名义，一定是庆贺满洲国，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传，于我实在合不来，苏俄此行，只好作罢。后又经几次接洽，结果规定了所有配脚等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俄，兰芳则一人由上海乘苏俄轮船，直赴海参威前往。这些情形，日本人当然尽知，然苏俄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人对梅，还开了一次欢迎会，这当然是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却可见梅之气节。

　　还有一件，就是日寇时代，梅留须躲于香港。此事几乎人人知道，但其中较详细的经过，则知者甚少，亦可略谈几句。当日本未占北平之前，梅曾与我写信，请我到上海去住，他说北平怕不保险，我给他回信，说上海也不会安定。但他却认为上海是各国租界，在南京政府未迁移之前，他总认为上海是可靠的，所以毫无搬移的心思，迨政府往西一移，他才有移动之心。想追随政府，然政府尚无确定地点，未便移动，后政府决定设在重庆之后，他想去可就不容易了，一则交通已不方便，二则日本对他早已注意，想往重庆，恐怕是万不可能的事情了。日军初到上海，他尚可安居，后来日本势力伸展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迁往香港。未迁之前，有人同他说，日本对你向来非常友好，何必迁居呢？日本人说过，所有中国人到日本去的，日本社会呼他们的姓名，永远用和音（即日本音），从前只有李鸿章，则有一部分人呼为中国音；此次梅兰芳到日本，则全国日本人，都呼为中国音，——所以梅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报纸中说梅兰芳是六万万人欢迎的名脚，意思就是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一万万以上（两件事情，倒确是有的）。有这种情形，你可以不走。梅说：日本人对我自是很好，但对于我们的国，则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所以他决定躲到了香港。自日本人占了北平，到日本投降，八年之中，我没有和他通过信，但因为小儿也逃到香港，就住在他家，约二三年之久，他们二人，常常商量，同往重庆，但彼时虽然能去，而已不能畅通，有时路间还要走一段，他当然很畏怯，迟延迟延，结果小儿自己先去；并商定由小儿到重庆，看情形替他布置，他再前去，结果越来越困难，致未去成，此他未去重庆，停留香港之实在情形也。当然他左右，也有阻拦他的人，此处不必多赘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28






动物听笛

＇日＇村上春树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

　　动物们的身体早已为璀璨的金色绒毛所覆盖。

　　它们为这迟到的辉煌懊丧不已。

　　它们在凉幽幽的河水里濯洗着四蹄，还不时地伸着头，贪婪地探寻着秋天里任意一个猎物。

　　我站在古老的望楼上，一门心思地等待着吹响下午五点的角笛。笛声长一短三，似古老的回忆慢悠悠穿过黄昏伊始的云天而去。我在想，它的音色一定会浸入褐色土壤的缝隙中，然后融进望楼墙根的空洞里；时间，便也随着它静静地沉淀于动物天堂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心稍稍有些烦躁不安，我用指尖轻轻触碰着它们的恬静。

　　终于等来下午五点的时刻。于是我的角笛奔放出坚挺的旋律，在动物们的天堂里长歌曼舞。动物们立即循着划破长空的音响面对着上古的记忆竖起了耳朵。它们不再呆坐着用蹄子喀嚓喀嚓地拍打水面，不再用贪婪的眼睛咬住猎物紧紧不放，也不再沉浸于夕阳下的白日梦中。他们个个抬起了头。

　　忽然间，所有的动物如雕像般静止不动了。如果说有动静的话，那只是它们那柔软的绒毛在秋风的吹拂下荡起一层又一层金色的微波。可是，它们究竟凝视着什么呢？瞧，它们朝心向往之的方向偏着头纹丝不动地凝望着宇宙空间，那是在倾听着角笛美妙的声响吗？

　　当角笛的最后一个音符消逝在薄暮中时，动物们整齐划一地站起来，流水一般在密匝匝的草丛中向前涌动。没有谁领头，没有谁做先导，它们迈着猫步，眼瞧着地面，沿着默默流淌的河水义无反顾地往下游走去。

　　夕阳的余晖轻抚着动物们身上的绒毛，那美丽的光斑有如传说中黄金的河流。这个时候，望楼上的我又一次吹响了角笛。我面对长空，鼓着腮帮，孜孜不倦地向动物们传递着某一种思绪。真奇怪，我究竟是从哪儿变幻出这么柔美的音色的呢？

　　忽然记起新春里第一个星期里，我兴冲冲登上望楼，为的是观赏动物们搏斗的场面。我知道，只有在这个季节里，动物们才会变得勇猛顽强。搏斗，乃是以生命做赌注的——于是新的秩序从它们的血海中诞生了。

　　这种用鲜血换来的秩序它们谁也难以探知就里，而当四月的绵绵细雨冲刷掉一摊摊血迹后，它们便又回到了温馨宁静的生活中。

　　此刻，我的角笛声终于休止，动物们也全都蹲在各自的领地呆望着我。你瞧，它们像就祈祷着的僧侣纹丝不动，惟有那一张张大嘴在喁喁低语。我不厌其烦地眺望着这一千个冥想一万道闪光，思绪也随着它们那金色绒毛构筑的细浪不断地起伏。

　　不久，夕阳西下了，暮霭沉沉了，动物们终于闭上了思绪万端的眼睛。

　　我倚着望楼的栏杆，也把眼睛闭上，任凭万千思绪从我脑海里生发，它们滑过没有空间概念的黑暗，悄没声息地流向远方。

　　当我睁开双眼时，夜幕已将千万头高傲的动物吞没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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