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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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庞，衬出清秀眉目。小小的个子，刚够得上眼前的麦克风，楚楚可怜的声音，叫人听了心都揪起来。
她话语顿住，说不下去了，满厅一片静默。“后来，后来，有一天，爸爸又喝醉了，出了车祸，再没有醒来，我们就成了孤儿。”她声音哽咽，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
然而，在孤儿院里，她和其他许多境遇相似的台湾原住儿（台湾原住民的子女），不但找到了家，也找到了另一扇窗——歌唱。
台湾原住儿合唱团的表演，或许不是我听过的最好的青少年合唱表演，但他们的歌声却最动人心弦，令人久久难忘。这个成立于1998年5月，仅有35名团员的合唱团，原名是台湾六龟山地育幼院青少年儿童合唱团。团员多数是高山族原住民的子女，许多来自破碎的家庭，更有不少是孤儿。这批处在社会底层的孩子，却在八十高龄的老歌唱家的训练下，发出钻石般晶亮璀璨的歌声。
那楚楚可怜的小女孩和另一位浓眉深目的小姑娘，站在合唱队伍前，以无比清纯明净的高音，登上花腔咏叹调的高峰，让满座观众惊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却奇迹般地发生了，印证在这只学了一年美声唱法的小小躯体上。她们唱的是以莫扎特歌剧《魔笛》中那高难度的夜之女王的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而入词的圣歌《爱之火》。
老歌唱家寇顺举的指挥风采，可圈可点。腰杆挺得笔直，娴熟有力的手势，激荡起一波波美丽的音诗。二十多首歌，唱着不同的语言，孩子们手上没有谱，一张口就如行云流水，全无斧凿之痕，似乎一字一句全以了然于心。而长居美国西雅图的老歌唱家，一年只能训练他们两三个月，他们怎么做得到？
他们做得到，因为他们是用心灵在歌唱。
这是4年前他们和维也纳青少年儿童合唱团，在台湾高雄的音乐会上，前后同台演出后获得的肯定。来自维也纳的团长评论说：虽然以合唱和歌唱技巧而论，台湾原住民儿童合唱团与历史悠久且经过千挑万选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不能相比，但前者的歌声却更感人，因为他们是用心灵在歌唱。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9
小王子；天堂几点了
●＇法＇让。保尔。玛丽
那是一个飞行的好天气。盛夏，1944年7月31日8点左右，在距离巴斯蒂亚二十五公里的波尔戈机场，指挥官安托万·德·圣艾克絮佩里刚乘着吉普车到来。前一晚，他在巴斯蒂亚的一家餐馆里通宵宴饮，他的床没睡过，还是铺得好好的，大家不再等他，已经指派了一个飞行员替他。但黎明时分，他在弥撒后吃了一顿实在的早餐：几个煎荷包蛋，黑咖啡和美国香烟。现在，他就在这里，在他轻巧的“莱特宁”P－38F5B飞机的脚下。飞机重六吨，单座复合式机身，配有两个一千五百马力的发动机，能让飞机以每小时六百五十公里的速度爬升到海拔一万米的高空。没有配机枪，也没有装炸弹；只装配了到里昂东部进行战略侦察用的照相机，飞机将在格勒诺布尔、安西和尚贝里的高空做长达几小时的侦察飞行。
四十四岁的圣艾克絮佩里显得疲惫。他的秃顶和笨重的身躯让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长了十岁。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喜欢吃喝、香烟、女人还有和战友们晚上长时间的聚会。以前在危地马拉的坠机让他整整昏迷过一星期，全身有八处骨折，包括颅骨下部撞在岩石上造成的一条很深的裂缝。此后，他的身体一直僵硬而疼痛，伴随着间歇的偏头痛和眩晕，嘴唇上的一条疤痕让他的笑变得局促，额头上的另一条疤痕让他的一根眉毛有点吊，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既忧郁又对生活充满好奇。
“您总不会奢望能活着走出战争吧，我的少校。”在法国战役中，勒内·加乌瓦伊将军多次这样对他说。后来，将军成了他的朋友，很后悔说过这句话。一天晚上，他去科西嘉岛的别墅找他，看到圣艾克絮佩里和衣躺在床上，双手扣在脑后，若有所思，就像他在写作前常常一直沉思到深夜的样子。他当时多想对他说是时候停止了，一个战斗飞行员三十岁就算老了，上了年纪就不会再登上最新型的飞机了。他还想提醒他，不负责任、老奸巨滑的美国人转让给法国人的P－38型飞机据一个美国军官透露是“不适合飞行的”，而且飞机运来的时候没有附说明书，也没有技术指导，一次发动机故障刚刚要了空军中队最好的飞行员的命。就在几天前，圣艾克絮佩里在飞行中就发生过一起火灾和一起氧气吸入器故障。
将军还想告诉他军官们友善的密谋，他们想把在普罗旺斯登陆的日期泄露给他，想用地面的军事机密困住他，这样就会顾虑他落入纳粹之手。但将军朋友犹豫着，虽然有深刻的战斗情谊，虽然他血气方刚的脸在一次飞机坠毁的火焰中变得冷峻。因为他知道圣艾克絮佩里为了飞行已经抛舍了一切——纽约、作家的显赫名声、沙龙聚会和荣誉，在阿尔及尔的时候，美国人禁止他飞行，他几乎要抑郁而死。一年前，飞行中队收到第一架样机，圣艾克絮佩里在盟军的眼前负责试飞。当飞机爬高的时候出现冒烟，加乌瓦伊马上通过无线电要求飞行员着陆。圣艾克絮佩里返回得过猛，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刹也刹不住，最后撞在一片橄榄林上才停下来。飞机毁了。“他妈的法国人！”愤怒的美国人恨得牙痒痒。受到处分后的飞行员在几个月的时间敲遍了参谋部所有的门。美国将军伊凯尔最终违心地在准许他执行五次飞行任务的命令上签了名。而他在加乌瓦伊的默许下，飞了十次。
1944年7月31日，无疑是他最后一次执行飞行任务。怎样跟他说明这一切？加乌瓦伊踌躇了一下，最后只是让他……“小心”。圣艾克絮佩里明白了，他跳了起来。腼腆的他突然冲动起来，写过“如果我不参加那我会是谁？”的他不想呆在一边，受到保护，做个懦夫。如果不去冒险，哪有资格谈论受苦受难的法国？圣艾克絮佩里曾非常接近死亡，死并不让他害怕。深信自己活着等不到战争结束，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打算，但得在执行任务时“离开”。只能是在执行任务时“离开”。阻止他飞行，就等于谋杀他。他辩护、请求，加乌瓦伊终于让步了。作家让他帮最后一个忙：答应转交一只放手稿的手提箱。那情形就像在立遗嘱。紧挨着坐在一起，心潮起伏，两个飞行员哭了。
8点45分，地面机械师的一个手势，垫木被全部抽走，三千马力把飞机推进到一个更高的世界。在高空，他很难受。氧气稀少，而他疲惫的肺却比其他飞行员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他的红细胞率失调，寒冷唤醒了他的旧伤；噪音、震动和螺旋桨的每次剧烈操作都会让他饱受折磨的躯体承受他自身重量四倍的负担。距离邮航时代的飞机已经很遥远了，当初他可以一边飞行一边画画，有时为了读完一本精彩的小说他甚至可以推迟着陆。但在高空，他飞翔，他是幸福的：“我很高兴可以再次参加高空的遨游。投入到未知的领域，受野蛮工具的驱使，受一堆仪表的摆布。我们在自己国家的领空呼吸着美国制造的氧气。在法国的上空呼吸纽约的空气，这难道不奇怪么？”
在高空应该什么都会：精确地驾驶，不迷失方向地航行，收听无线电波，沉默，换汽油桶，核查线路测试，用一只手去捏碎可能堵住氧气管的冰——缺氧六十秒人就会昏迷，找到地面需要拍摄的地方并调节拍摄的间隔，拍摄清晰的照片并把这些珍贵的底片带回来。尤其要时刻注意监视天空的情况，以便逃离战斗机的种种陷阱。中队制订了一套飞行技巧：先爬升到一定的高度，让“莱特宁”的气体长痕变得清晰可见，然后下降一千英尺，让气体长痕消失。这一款飞机飞行速度很快，“梅塞斯密特”或“福克－伍夫”型飞机必须飞到它的上方才能击落它。这样一来，只要注意看到出现敌机“新娘的长拖裙”马上喷出烟雾就行了。
最危险的时刻是下降。前一天，7月30日，在六千米的高空，在迪朗斯河上空执行拍摄任务的琼·梅尔蒂斯看到了致命的长拖痕。在他的上方出现了由德国王牌飞行员格斯驾驶的“福克－伍夫”190。美国人梅尔蒂斯是个杰出的飞行员，他马上拉升，涡轮超压运转。但没用了。德国的无线电台记录了他最后绝望的呼唤：“我被发现了！他向我瞄准……我被击中了，我坠落了……完了。”过了一会儿，天空响起一个声音：“我要死了！”圣艾克斯认识这个金发的美国小伙子，他曾和他一起拍过一张照片。
此时，圣艾克絮佩里飞行在一万米荒凉的高空。从上往下看，地球是一个小小的模型，蓝色的海，一片苍白，童年的别墅，内心的脆弱。天空空荡荡，他已经消失在大西洋，他曾说过：“对我们飞行员来说，飞行事故就是我们死亡的温床”；没有迪迪埃·多拉，邮航事业的顶梁柱；也没有吉尧梅，他从安第斯山脉的坠机事故中生还，“我所做的，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如今他也死了。他们都走了，在行动中，在光荣中消逝了。
一个人，一部史诗，一个时代。完美的死亡。除了他，除了圣艾克斯，一直拖着过时的沉重躯体活着。而死亡……“我几乎死过四次。死对我根本无所谓。我才不在乎呢，腻味透了。”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幸存者”活在一个不再属于他的时代。“如果我被击落，我不会有任何遗憾。未来的蚁穴让我恐惧。我憎恨他们那种机器人般的能力。我，我原本是做园丁的材料。”法国就像一座花园，在农场的第一缕晨曦中飞机起飞，在明亮的厨房里有黑咖啡的香味在飘散。他飞翔。在他下面，现在，普罗旺斯的海岸线隐约可见。过了那里，他知道，盟军的雷达就再也无法在屏幕上跟踪他。他是独自一人。
飞行任务，是它赋予战斗飞行员存在的意义。圣艾克斯仔细地准备着，在目标上空盘旋飞行，不错过屏幕上出现的任何云层空隙的机会。有焦距为一百五十毫米的“玛平”相机可以拍摄一个地区的全景，也有焦距为六百毫米的“迪辛”相机可以在飞机冒险俯冲到低空时拍摄一些军事战略目标：一节火车车厢的特征，火车铁轨或坦克。要用胶卷收集信息，就像微生物学家用显微镜试片来收集细菌的迹象，纳粹让法国病倒了。然后是返航，在返回途中，的确有几次他有过迷路的倾向，因为他是永远的梦想者，或者因为他一点也听不懂美国监督员的英语——许多离奇差错的源泉。
因此今天，在沙龙里有人偶尔谈到他的名字的时候还会嘲笑地说：“啊！圣艾克絮佩里……伟大的作家却是拙劣的飞行员。”他们又知道些什么？他们既不懂写作也不懂飞行。一无所知。否则他们会为他折服：七千小时的飞行记录；二十一岁第一本军事飞行的小册子上成绩“优秀”；一年后就获得军官的小杠杠；在邮航时期，当圣艾克斯不遐想的时候，他在碎石地面和摩尔人的枪林弹雨中着陆，救出过五名迷失在沙漠里的飞行员；为了寻找失踪的吉尧梅，他在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里盘旋飞行了好几天。之后他成了水上飞机的试飞员，优秀的数学家，飞行证书的发明者和分公司的经理。他没有歇息，而是去尝试飞往西贡和合恩角的不可能的飞行，从一次次的事故中生还，他随后成了阿拉斯的战斗飞行员，参加战斗却不杀人，现在，他坐在飞行驾驶舱里，筋疲力尽、劳累不堪却依然顽强不息。这样的飞机是供那些训练有素的年轻飞行员操纵的，那些到今天还迷恋他的天才孩子们！
他的最后一次飞行是一个黑洞。在波尔戈机场，下午三点，勒内·加乌瓦伊一边看表一边来回踱步。他知道，再过半小时，P－38F5B编号223的燃料就要耗尽了：圣艾克斯，他的朋友就要失踪了。在飞行记录本上，只有一个简短的记录：“执行法国南部高空飞行拍摄任务。未归。”六十年间，人们应该满足于这一简短的判决和几千页的推理假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一万一千架飞机被击落；它们中在1943－1945年就有五百架坠落在普罗旺斯或海上。但那天早上，德军在这个地区没有击落一架飞机。
在十公里的高空飞行的飞机可能会掉在哪儿呢？在阿尔卑斯山区，在西南部，在罗讷河谷，还是在海上？人们收集证据，检查报告，计算，勘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我的样子像是死了，但那不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