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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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叶石涛为其辩称：“在那战争时代，毫无疑问的一切价值标准都混乱了。在日本人的压迫下，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毒素很深的某一些台湾作家，他的意识形态自然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挖掘疮疤似乎并不厚道，好歹这些小说也反映了某一个台湾历史阶段的血迹斑斑的，被压迫的生活事实，我和锺肇政兄的见解相同，希望当作历史性文献或纪录留下来，以便后代人能够彻底了解那时代的环境。”当然，叶石涛还美化了西川满，并为西川满和他自己在“狗屎现实主义”的争论中的丑恶历史涂脂抹粉。1983年，在《文学回忆录》出版时，他用当时发表在《文学界》上的《文学生活的困境》一文代序，还要念念不忘地写道，西川满的《文艺台湾》“色彩较浪漫，据说倾向于皇民化。说它是皇民化吗，刊物的风格却也不太像。它照登了许多跟皇民化拉不上关系的地方色彩浓厚的版画和小说。”
往后，到1990年，叶石涛出版了《台湾文学的悲情》，书中涉及“皇民文学”的篇章有《抗战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庄司总一的〈陈夫人〉》、《〈南方移民村〉》、《四○年代的台湾日本文学》、《“抗议文学”乎？“皇民文学”乎？》、《皇民文学》等。在《战争时期的台湾文学》一文里，叶石涛竟公然宣称：“在这个时期里，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叶石涛还从周金波的《志愿兵》说起，攻击批判“皇民文学”的文学家。叶石涛说：“战后完全停止创作的作家周金波，他所写的《志愿兵》等作品，也许算是“皇民文学”吧？但几十位台湾日文作家中，这究竟是不到百分之一的极少数作家。今日，常看到昧於知悉台湾新文学史的少数作家，诬蔑抗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为‘皇民作家’，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如今，所有日文作家的小说大多已有中文译本。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用心地去阅读这些血迹斑斑的作品，根据作品来予以公正的评估；究竟这些作品是不是皇民文学。如果不是，该还给这些先辈作家以荣誉，别再给他们戴上茨冠吧。他们是台湾民众中的秀异份子，他们反日、反殖民的民族精神永垂不朽，是我们宝贵的资产。”在《四○年代的台湾日本文学》一文里，叶石涛在继续为《志愿兵》翻案的同时，也为陈火泉的《道》做了翻案文章。叶石涛说：“一九四三年七月，《台湾文艺》上出现了陈火泉的《道》这篇小说，同样描写了台湾人皇民化过程，但是作者所描写的并非抗拒的过程，而是容纳和接收流程中的苦闷、讽刺和幽默，使得这小说减弱了尖锐的批判性。”在《皇民文学》一文里，叶石涛又一次为陈火泉的《道》做翻案文章说：“陈火泉的《道》，有人咬定的皇民文学。但这篇小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咬定的。如果你站在作者的立场看，也许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台湾人的抗拒皇民化的心理挣扎的记录。作者用的是诙谐而反讽的笔调，没那么容易下肯定的结论。这篇作品也透露了属于弱小民族的台湾人那心灵的双重结构，一面倾向于统治民族的优势文化，一面又想要保持民族自尊心的那可怜的挣扎。这是篇血迹斑斑的历史性纪录，在苛责以前，应该用细腻而同情的眼光去观察。纵令它有损伤民族自尊的地方，但它也的确反映了决战下一部分台湾民众的心灵结构。”叶石涛在《“抗议文学”乎？“皇民文学”乎？》一文里对“皇民化运动”时期的文学断然作出的结论是：“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
再往后，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发表《台湾文学百问》的随笔时，又在《西川满与〈文艺台湾〉》里，吹捧西川满的“坚强的作家灵魂值得吾人钦佩”，还不惜歪曲历史，吹捧西川满对台湾文学作了“巨大”的“贡献”。叶石涛的吹捧文字是：“西川满不仅是一个终生创作不辍的诗人小说家，而且也是在台湾日本人知识分子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应该是台湾日本人作家的龙头。他出钱出力建立了日本文学之一环的外地文学——台湾文学，培养许多日本人作家，也嘉惠台湾人日文作家。虽然他的统治者意识浓厚，遵守日本国策，不得不赞同‘大东亚共荣圈’，但他的身份本来就是尊贵的、接近日本贵族阶级的人，这种右派的意识形态难以改变。不过他对台湾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也没有留下迫害台湾人作家的记录，虽然是日治时代台湾人作家的口诛笔伐的对象，如今检讨过去，倒惊讶于他留在台湾文学的巨大足迹。”
对于叶石涛为“皇民文学”翻案、为西川满张目的言论，台湾爱国文学家们本着“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到了1998年，反击“文学台独”势力这种猖獗活动的时机成熟，爱国文学家们重拳出击了。
1998年2月10日的台湾《联合报》副刊上，5月10日的台湾《民众日报》副刊上，6月7日的《台湾日报》副刊上，张良泽连续以“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为名，辑译刊出了17篇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同时，还发表了三篇表达他对“台湾皇民文学”观点的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一文是其代表。针对2月10日《联合报》副刊上的《正视台湾文学史的难题——关于〈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一文，陈映真在4月2日—4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予以批驳。不料，1977年对台湾乡土文学打过第一记棍子的彭歌，半路上杀了出来，在4月23日的《联合报》副刊上抛出了《醒悟吧！——回应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一文。对此，陈映真在7月5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覆彭歌先生》一文。
1998年，日本右翼学人在台湾岛上利用“皇民文学”问题登台表演，也大有登峰造极的势头。
这一年，垂水千惠的《台湾的日本语文学》由台湾前卫出版社译成中文出版。编者黄英哲，译者涂翠花。垂水千惠其人，出生于1957年，算是日本右翼学人中的新生代。1992年到1994年，她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日本语文学，尤其是“皇民文学”的论文。1995年1月，她将这些论文结集为《台湾的日本语文学》一书，交由东京五柳书店出版。
也是在1998年，中岛利郎迫不及待地跑到台湾，密锣紧鼓地搞了一连串的活动。先是3月下旬，这个日本的右翼学人与旅日“台独”派学者黄英哲共同促成将皇民作家周金波生前的笔记和照片捐给台湾的“文资中心”，又编纂《周金波日文作品集》，专门为周金波平反。据3月21日《联合报》报道，在那个捐赠仪式上，黄英哲说：“战后，有人修改以前作的作品，有人努力学中文写作歌颂国民党，可称为‘另类’的‘皇民化文学’，相较之下，周金波没有改过自己的作品，更值得钦佩。”中岛利郎则说：“当年文学界把他归类为皇民文学作家，可以转移对其他相同情况作家的注意……周金波是一位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6）
同年12月25、26日台大法学院有一个“近代日本与台湾研讨会”。会上，中岛利郎发表了一篇题为《编造出来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关于远景出版社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的论文，还散发了另一篇文章《周金波新论》。在头一篇文章里，中岛利郎针对远景出版社1979年编辑出版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未将周金波的作品选入之事，大作文章，结论就是，周金波的“皇民作家”名号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后一篇文章，通过对周金波的五篇小说的解说，证明周金波不但不是“皇民作家”而且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大法学院的这个研讨会上，中岛利郎发表论文时作了一个声明说：“日本社会文学会是左派的学会，自己坐在这席位上好像场子不对。”针对中岛利郎的表态式的声明，与会的“日本社会文学会”的代表西田胜在闭幕词中说了这么一段话：“其实，我在致开会词中也说过了，‘日本社会文学会’并不是‘日本社会主义文学会’……以前说过不可贴标签的中岛先生，这次竟然给我们贴了标签，真是人生难料……因此，自任为右翼的中岛先生，即使坐在这讲坛上也决不会是什么场子不对。”
好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些“自任为右翼”的学人，跑到台湾大肆活动，为“皇民文学”翻案，正是当年日本殖民主义的幽灵徘徊不去的表现。
在这杂语喧哗之中，按捺不住的叶石涛，又在1998年4月15日的《民众日报》上写有《皇民文学的另类思考》一文。周金波明明是中国的台湾人，文中，叶石涛却歪曲事实，宣称：“周金波‘日治’时代是日本人，他这样写是善尽做为一个日本国民的责任，何罪之有？”
面对这种情势，陈映真从容组织火力，发动了声势强大的反击。
先是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8年冬季号上，即创刊号上，刊出了特集《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特集共刊四篇文章，即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的《试论“皇民文学”》。随后，《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9年秋季号，又推出了一辑专题《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发表了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和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同时，这一期的《人间》丛刊上，还辑有一辑有关当年“狗屎现实主义”论争的“文献”，为解读的这一组资料，曾健民写了一篇《评价“狗屎现实主义”论争》，也是声讨叶石涛、张良泽等“皇民文学论”的战斗篇章。
与此同时，1998年12月25、26日的那个台大法学举行的“近代日本与台湾研讨会”席上，著名作家黄春明还发言反击日本右翼学人说：“日据末期的台湾人口有六百万，皇民作家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位，皇民文学影响也很小，并不是那么重要；而皇民化运动却影响了全体台湾人，那才是可怕的恐怖的，其影响之深远，至今还残留在我们的社会、家庭中，造成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的矛盾……”
1998、1999两年里，陈映真和他主持的《人间》丛刊上所表现出来对于“台独”势力的“皇民文学”论的批判，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揭露并痛斥张良泽的荒唐逻辑和汉奸气味。陈映真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指出，张良泽的“皇民文学”论的逻辑是：（一）国民党长年以来的“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教育，是一切基于（中华）“民族大义”痛批“皇民文学的”根源；（二）然而，在现实上，“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或多或少都写过所谓的‘皇民文学’”。（三）因此，“新一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者，应该扬弃中华民族主义，不可“道听途说就对‘皇民作家’痛批他们‘忘祖背宗’”；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的“认真态度”去解读“皇民文学作品。”《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一文则指出，张良泽的举动，“无非是要为台湾四○年代极少数汉奸文学涂脂抹粉”。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还旨出，张良泽的作为与谬说，“掩盖了推动皇民文学的日本殖民与军国当局和在台日本人御用文臣的罪行，最终是替当时积极地站在日本当局和日本御用文臣阵营的台湾皇民作家们涂脂抹粉，僭取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正当性。”
第二，揭露并痛斥张良泽的作为与谬说“对台湾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淆惑与伤害”。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指出，张良泽的骗术“误导了一般读者，以为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的内部都与张氏辑译的皇民文学一样，充满了歌颂日本大东亚圣战、皇国精神的作品；且误认当时的台湾作家全都屈服在日本的殖民与军国体制下，积配配合日本当局的皇民文学政策，曲志而阿权地写了像那样的‘台湾皇民文学’。结果，使一般人错认为在日据末期，台湾文学就等于皇民文学；甚至认为，台湾皇民文学就是当时台湾文学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