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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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陈火泉的《道》也得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度赏识。
陈火泉是彰化县鹿港人，生于1908年。台北工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台湾制脑株式会社工作。1934年之后，在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做事。陈火泉的小说《道》发表在1943年6卷3号的《文艺台湾》夏季特别号上。随后，陈火泉又在《文艺台湾》的6卷5号上发表了《张先生》，也不断参加日本殖民者召开的座谈会。1943年底，列为西川满的“皇民文学塾”刊行的“皇民丛书”之一，由日本人大泽贞吉写序文，《道》出版了单行本，其作者，陈火泉也改署了日本姓氏“高山凡石”。《道》还入选为当年下半期日本文学大奖“芥川奖”的五篇侯选作品之一。陈火泉后来还有作品《峰太郎的战果》发表在《台湾文艺》的1卷6号上。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9）
在前述的“决战文学会议”上，陈火泉曾有《谈皇民文学》一文发表。陈火泉说：“现在，本岛的六百万岛民正处于皇民炼成的道路上；我认为，描写在这皇民炼成过程中的本岛人的心理乃至言行，进而促进皇民炼成的脚步，也是文学者的使命。”这是我们解读小说《道》的一把钥匙。
小说《道》写了这么几个人物——陈青楠，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直辖的“制脑试验所”的雇员；宫崎武夫，预备役陆军工兵少尉；广田直宪，樟脑技术股长；武田，陈青楠升官的竞争者；稚月女，陈青楠的同事，红粉知己。《道》的故事也很简单。陈青楠一直在致力于灶体的改良，以便提高樟脑的产量。他生活清苦，夫妻、老母和三个孩子一共六个人只能挤在一个四席半大的房间里。三、四年前，人们就传言他要升职了。然而，因为他是台湾人，就一直不能如愿以偿。有一次，在酒席上，为了一点小事，日本同事武田欺负了陈青楠。从这以后，他很在意日本人的种种作为。其实，这个陈青楠，自以为他已经是个优秀的日本人了。但是，在日本本土的“内地人”和台湾岛上的“本岛人”之间使用日语的语言区隔下，他还是感到非常迷茫。于是，像是一个“漂泊的‘思人’”，他常常“冥想”，时时活在一串内省的生活中。比如，武田在什么样的心情下打人？自己的出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像被迫站在法庭上的被告陈述？为什么本岛人不是人？后来，陈青楠就希望藉着通过“皇民”的信仰来解救台湾人的命运了。也就是说，他想明白了。不是具有日本人的血统才是日本人，而是要经由“历史锤炼”表现的人民，才算是日本人。趁着撰写提炼樟脑的新方法的机会，陈青楠决定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信念，要写成一篇《步向皇民之道》的文章了。不料，他向广田股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反倒叫股长说了一句“不要忘了血缘的问题”，自己的想法又被震碎了。到了1942年6月20日，陈青楠看到“志愿兵制度实施”的报道，兴奋、激动不已，连夜提笔，边流泪边写下了一首“台湾陆军特别志愿兵之歌”。遗憾的是，几天之后，那广田股长又是当头一棒，不但告诉他“升官”无望，而且还不客气地对他说“本岛人不是人啊！”陈青楠几乎崩溃了。眼看过去所建立的一切价值观刹那间就被摧毁了，陈青楠一时陷入了神经衰弱的状态中。半年的日子里，他一直郁郁寡欢。有一天，陈青楠忽然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出在，自己一直都用台语思考台湾人的想法，如果要做真正的日本人，除了“用国语（指日语）思想，用国语说话，用国语写作”之外，别无他法。想通了这一点，陈青楠又开始振作起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陷新加坡的消息传到台湾，陈青楠自告奋勇地志愿从军，期望自己成为“皇民”，能与日本人共同作战，以达成“皇民之道”的任务。这时候的陈青楠，确信自己必能成为第一个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而死的人。那位红粉知己的稚月女，在陈青楠心目中已然是像“伟大的日本之母”了。决定了从军的陈青楠，对稚月女表明心志说，本岛人若不和内地人面对共同目标、共同的敌人，一起流血、流汗，就不能成为皇民。现在正处于历史的关头，要创造血的历史。陈青楠还嘱咐稚月女，当他战死之时，希望她写下这样的墓碑铭：“青楠居士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成长成为日本国民而死”，或是：“青楠居士成为日本臣民。居士为天业翼赞而生，居士为天业翼赞而工作，居士为天业翼赞而死。”
这样一个《道》，真是将通往“皇民”之道演绎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了。难怪，西川满说，读了《道》，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是“惊人之作”，“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读到”。也难怪，读了《道》，滨田隼雄夸奖为“最杰出的皇民文学”，“独特的皇民文学，是从未出现过的如此令人感动的作品”。顺便说一句，《道》发表后，陈火泉不仅在文学上出尽了风头，第二年，他在总督府专卖局的工作，也如愿以偿地升任为“技手”了。
一方面，是西川满、滨田隼雄以及叶石涛等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创作方法上出重拳打压；一方面，是周金波、陈火泉等在小说创作上用作品为殖民体制、“皇民化运动”效劳，树立榜样，继续施压。这就是“战时体制”下，台湾爱国文学家们处在“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敌前文学”、“文学管制”的环境中所面对的险恶形势，艰难处境。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0）
第四 台湾文坛批判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反动逆流
台湾文坛批判“文学台独”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反动逆流，经历了两个回合的斗争。第一个回合，发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第二个回合，发生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
先说第一个回合。
1977年5月，叶石涛在他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里，引用张良泽在《钟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经验与祖国经验》一文结尾处的一句话说：“近代中国民族的厄运应该由中国民族自己负责，我们不能全归罪于外来民族。”叶石涛对此加以呼应说，“一味苛责日本作家也是不公正的”。
张良泽后来对于自己曾经怀抱中国“民族大义”而批判过“皇民文学”，也是深为“后悔”的。他说，这也是国民党当局“反共爱国”教育的结果。
其实，张良泽并没有真正地批判过“皇民文学”。1979年，正在日本筑波大学协助研究台湾文学的张良泽，在11月5日的日本《朝日夕刊》上发表了《苦闷的台湾文学——蕴含“三脚仔”心声的谱系•；浓郁地反映迂回曲折的历史》一文，用所谓的“三脚仔”精神，来“概括整个从日据时代以迄今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张良泽说：
如果相机的脚架改成两脚，就会倒掉；改成四只脚，则又会因地面的状况而站立不稳。不论如何，脚架还是三个脚的好。至于人，则不论怎么说，两条脚的才是堂然的人。在日本统治时代，两条脚腿的台湾人，以“四脚仔”骂日本人。
不幸的是，我们自小被人呼做“三脚仔”。但这决不是我们真的比别人多长了一条腿。只因为父母受日本教育，按日本姓氏“改姓名”；为了取得配给物资而使家人说日本话，变成所谓“国语家庭”。当不成“皇民”，驯至成了非人非畜的一种怪物，为“汉人”所笑。
这样的“三脚仔”，张良泽认定是一种“中间人种”。他的解释是：
日清战后，台湾割日，其后直至二次大战终结的五十年零四个月中，产生了介乎大和“皇民”与中华“汉民”间的中间人种“三脚仔”。
台湾有史四百年间，作为汉民族之一支流的台湾人，不断地被逼到夹在异民族的统治和同民族间的对立的情况。为了偷生而百般隐忍，甘于做三脚的怪物，既无蜂起反抗的勇气，又不甘于当“狗”当“猪”，受役于人。三脚人便愈益苦恼了。
在张良泽看来，这“偷生”、“隐忍”，便是介乎“大和‘皇民’”与“中华‘汉民’”之间日据时期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种”的“三脚仔”文学的精神。
陈映真在1981年2月22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一文，批判了张良泽的“三脚仔”文学论。陈映真首先指出，“若以‘三脚仔’精神来概括整个从日据时代以迄今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就不再是张先生个人研究上的态度和哲学的问题”了，这是必须深入讨论清楚的。陈映真分析说，人类社会史上，“殖民者民族，凭其不知羞耻的暴力，在政治、社会、军事、文化一切生活的诸面上，支配殖民地民族。在心理上，支配者眼中殖民土著，是卑贱、愚蠢、没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陈映真写道：
正与历史上一切殖民统治的结构一样，在金字塔的顶端，是统治的、少数的异族征服者，而底部则是广泛的被支配的殖民地土著民族。介于二者之间，便是为异民族统治者所豢养、所使用的一小撮土著民。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征服者未来以前所蓄积的利益，或者为了借征服者的威势在殖民结构中获取利益，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为征服者鹰犬。在生活上和心智上，这些人尽其全力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学习使用支配民族的语言，吃支配者民族的食物，穿支配者民族的衣着，并且对自己母族的血液、语言、生活习惯和文化，充满了自卑、甚至怨毒的情绪。如果我们回顾日本支配下“满洲”、“南京政府”和台湾的文献，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被征服者和知识分子疯狂歌颂支配者，对自己民族怀抱着深切的种族自卑，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加以酷似于支配者口气的恶骂。
这样的少数一些人和知识分子，自然受到民族的卑视。在大陆，他们是“狗腿子”、“汉奸”；在台湾，他们正是介于“两腿”的台湾人和“四脚仔”（日本统治者）之间的，“非人非兽的怪物”，即所说的“三脚仔”。
“三脚仔”最明白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就是“汉奸”。以“三脚仔”精神，概括台湾文学精神的一般，即使是一个真正的三脚仔，怕也不便、不敢出口的，何况张先生呢”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1）
陈映真以为，“作为施暴者鹰犬的‘三脚仔’族”，如果不再看他们那些无耻的、凶残的“恶疾”，他们也是“日本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作为施暴者的鹰犬的‘三脚仔’族，也成为被支配者、被施暴者民族的巨大的伤口”，因而，对于“大部分尚苟活甚至于活跃于台湾生活的过去的‘三脚仔’族”，他无意“施以严厉的指责”，但是，鉴于张良泽的“三脚仔”论歪曲了台湾文学的精神，他还是要指出这么几点：
（一）所谓“三脚仔”，不是“没有蜂起反抗的”支配殖民的“勇气”，而是不但根本没有反抗的意念，他们认同于殖民者，挖尽心血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诅咒、怨叹自己身上流的是“下等”的自己民族的血液，而不是统治民族的“高贵”的血液。以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耻。在日据时代台湾抵抗文学中常常受到嘲笑的人物，是那些说必蹩脚的日语，穿必和服，食必“味噌汤”的人，这正是所说的“三脚仔”。他们决不是不甘为“狗”（日本人），正相反，他们是抛却一切廉耻想要当“狗”的人。
（二）张先生似乎想要在“台湾史的四百年”中，寻找这样一种人：反对异民族的统治，也厌恶“同民族对立”的，既不认同于殖民者民族，又耻于承认自己和落后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的第三种“人种”。从而，张先生引喻失当地把这第三个“人种”名之为“台湾人”，即“三脚仔”！
十九世纪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以无限制的贪欲和残暴攫取殖民地，其目的在掠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丰富原料，榨取殖民地的劳动，并以广大殖民地为无防卫的、驯服的倾销市场。欲达到此目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改造……以文明教化泽被蛮夷之名，进行殖民地的建设。特别在教育一项中，无不扬揄殖民母国文明之发达，促成殖民地人民心灵的殖民母国化（例如日治时代台湾和‘满洲’的“改姓名”、“皇民化”）为重要的教育目的，从心灵上消弭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在这样的教化之下，受到殖民者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便分成两种。其一，对殖民者的进步和文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