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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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川满的浪漫主义，杨逵揭露说，就是这种“自然主义式的虚无主义”。杨逵愤怒地写道：
如果，西川满所轻蔑的，是这种“自然主义式的虚无主义”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同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排斥自然主义到连狗屎现实主义也非排除不可的话，不客气的说，那必然成为海市蜃楼的东西，像沙滩上的楼阁；它与“自然主义式的虚无主义”没什么两样，两者在扼杀写实精神上是一致的。
因为，“自然主义式的虚无主义”者们只会搅弄发臭的东西而悲叹不已。而西川正好相反，他从一开始便把发臭的东西捂盖起来，什么也不愿意看，因此陷入以背脸捂鼻来逃避现实。然而，现实还是现实。
杨逵痛斥这“只不过是痴人之梦”而已。杨逵教训西川满和叶石涛说：
真正的浪漫主义绝不是那样的东西；真正的浪漫主义是从现实出发，对现实怀抱希望的。如果现实是臭的就除去其恶臭；是黑暗的，即使只有一丁点光，也非尽力使其放出光明不可。对于人们背脸捂鼻的粪便，也一定要看到它的价值，要看到它使稻米结实、使蔬菜肥大的效用；要对它寄以希望，珍爱它、活用它。对于社会，不要只迷惑于它的肯定而看不到否定面；也决不要看到否定面而对于它的肯定面却目光模糊。易言之，我们一定要凝视现实，看透在肯定面中隐藏的否定要素，一心一意去加以克服；同时也一定要培养郁积在否定面中的肯定要素，以自己的力量将否定面转换成肯定面。
这才是一个健全的，而不是荒唐无稽的浪漫主义。
但是，这浪漫主义绝不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只有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浪漫主义才会是绽开的花朵。如果是非排斥现实主义就无法存在的浪漫主义，那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荒唐无稽的东西，是不搭飞机只搭筋斗云的东西，是痴人之梦，只不过是类若与妈祖恋爱的故事而已。
杨逵在这里阐释了浪漫主义，实际上也勾画了现实主义的轮廊。继续深入阐释现实主义，杨逵就从创作实践入手了。文章里，杨逵列举了日本非法西斯作家板口子的短篇小说《灯》，立石铁臣的随笔《艺能节之日》、《牛车与女学生》，对其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一番称赞之后，认定，现实主义是要：
立脚于现实的同时，又不泥陷于现实，浪漫主义精神得到了发挥，有打动我们的内心之处，……
又写道：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站在现实上发挥浪漫精神的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虚无主义的自然主义”不同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没有大爱心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这里，要有坚毅的决心，在面对任何事物之时仍有不被蒙蔽的锐眼，对任何事物也要有一点也不含糊的谦恭之心。
由此而说到滨田隼雄、西川满、叶石涛等人对台湾文学中爱国作家们所坚持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谩骂和攻击，杨逵反驳他们的指责是“故意忽视了大多数本岛人作家在描写所谓‘否定面’的同时，也仍然表现了前进的意志这个事实”，“不得不说是可悲的偏见”，是“愚蠢”。面对日本殖民者及其帮凶的打压，杨逵鼓励爱国的台湾作家说，只要“现实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西川所不愿看到的现实”，我们就“无法像西川氏一样可以装出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杨逵告诫爱国的台湾作家说：
在否定面中，只要存在着肯定的要素，即使很微小，我们也要把它振兴起来，因为我们感到有非加以培养不可的责任，绝对不允许被抹杀；对现实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分量，也非把它加入不可。
这，其实也是抗争“皇民文学”的宣言。文章末了，杨逵还公开表示了这种愤怒的抗争：
每一个人都像滨田隼雄一样“决心一死”，那就难办了。
80年代初，叶石涛在回忆他的文学生涯时，在回忆里录里指称这场关于“狗屎现实主义”的斗争是“小小笔仗”，说他自己给“世外民”写《公开书》是什么“浪漫余烬时而会发作燃烧起来”之时，“不由自主”地也“心血来潮”地写下的一篇驳斥写实主义的散文。这，过于轻描淡写了，也过于掩饰历史、文过饰非了。这是一场十分严重的斗争。它记录了日据末期的台湾文学的真像，它暴露了打压台湾文学的皇民文学势力的丑陋嘴脸，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大部分的台湾作家在日本帝国败亡的前两年，仍然秉持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继续对抗“皇民文学”势力，以抗拒文学的“皇民化”。曾健民在1999年发表《评介“狗屎现实主义”争论》一文时说得好：
这场论争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流派之间的论争，而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体制的一部分的皇民文学势力对不妥协于体制的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攻击；而大部分的台湾作家也并未妥协，奋起驳斥，高声喊出拥护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予以反击。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8）
第三 极少数“皇民文学”作家投靠侵略者助纣为虐
曾健民在《评介“狗屎现实主义”争论——关于日据末期的一场文学斗争》一文里还说：
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禁止白话文后，台湾作家或以封笔拒绝用日语写作（如赖和、陈虚谷、朱点人等）或远离家乡奔赴大陆（如王诗琅），高度自觉地表达了他们深沉的抵抗；在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高压下以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们，虽然在皇民化运动的风暴中，仍然延续着台湾文学的可贵传统，继续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从事创作；这种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以反映社会真像、揭示社会矛盾、批判统治者、来启发社会进步力量的创作方法，本来就是任何统治者都害怕的，何况在日本军国殖民者面临生死关头的“决战期”，作为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国策文学”的皇民文学势力，对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展开猛烈的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皇民文学”作家用他们的汉奸文学作品打压台湾爱国作家的作品，其间的斗争，可以说是相当惨烈的。这里，我们只说日本殖民者唆使极少数变节的文学家炮制的“皇民文学”作品，以便证明“文学台独”势力的“皇民文学”翻案是如何天理难容。
先说周金波的《水癌》和《志愿兵》。
周金波生于1920年，出生后不久，母亲带他到了父亲留学的日本东京。6岁时一度返台，12岁又去日本读书，学齿科。在东京时，周金波成了《文艺台湾》的同仁，于1940年写了《水癌》，发表在《文艺台湾》2卷1号上。1941年春返台。不久，在西川满的鼓动下，写了《志愿兵》，发表在《文艺台湾》2卷6号上。这使他成为“皇民文学”的代表作家。1942年，周金波当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台湾代表。
发表《水癌》的时候，《文艺台湾》已经调整了目标，处处表现出来“决心迈向文艺报国之途”的精神，一心要“尽皇国民之本份”，要“成为南方文化之础石”。“水癌”，从牙医学上说，指的是“坏血性口腔炎”。小说《水癌》里的男主角“他”，是一个从东京到台湾的牙科医生。站在“领导阶层”的立场上，这位牙科医生自认为已经实现了自己期待多年的夙愿，于是积极地参与当时殖民地政府正在推动的“皇民炼成”的工作。比如，把旧式的台式房间改造成“和室”，让自己活得像日本人。有一天，有一个妇女带着她患了“水癌”的女儿到他的医院来求治。这个妇女看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检查一番后，牙科医生告诉这个妇女，她孩子病情严重，必须要到大医院去治疗。母女两人走后，他和助手谈到这个孩子的病情，还议论这母亲会不会带孩子去大医院治疗。助手就认为，台湾人不太可能带自己的子女去大医院看病，这位牙科医生太高估台湾了。大约十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这个母亲被便衣警察以好赌的名义抓走了。后来，这个母亲又不愿依照诊疗的秩序，闯进“他”的诊疗室。她舍不得花钱去医治女儿的“水癌”，却想在自己的牙齿上套上金牙。这位牙科医生毅然地把她赶了出去。从此，这位牙科医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要成为自己同胞的心理医生，去净化流在那种女人体内的血液。
平心而论，《水癌》所写，无论题材、故事风格、人物形象，还是艺术构思、技巧及语言表达，都很一般，但是，它迎合了“皇民化运动”的需要。那个身居“领导阶层”的男主角牙科医生，实际上就是周金波本人的化身，而那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多少教养的女人分明又是一般台湾民众的代表，“水癌”则是病态社会台湾愚昧、迷信、陋俗和不正民风的象征。周金波在做同胞心理医生的题旨是在寓意，就是要用“皇民化”的理想、抱负、观念来“炼成”皇民，改革台湾，并且期望通过“皇民炼成”的目标来达成他的晋身之道。小说的主题，表现的正是当时日本军国殖民主义者的“国策”。《水癌》，正是不折不扣的“皇民文学”。
《志愿兵》写了三个主要的人物：“我”、张明贵和高进六。“我”，八年前就从东京学成返台了。眼前，正在事业和家庭两头忙碌。返台之初，“我”还满怀抱负，一腔热情，想要革除台湾旧蔽，破除台湾传统。然而，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现在，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小说开始，是“我”去基隆港，迎接内弟张明贵。这张明贵，正留学东京，这次回来过暑假，想看看阔别三年的台湾。张明贵的小学同学高进六，也来到基隆港接他。这个高进六，读完高等科之后，就到了一家日本人的店里工作，在店里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别人都误以为他是日本人了。还是在日本殖民政府强令台湾人改换姓氏之前，他就自称自己是“高峰进六”了。张明贵返台，主要是想亲眼看看当时实施“皇民炼成”、“生活改善运动”、“改姓名”和“志愿兵制度”之后的台湾，是什么面貌。可是，回来以后，张明贵发现，眼前的台湾，还是依然故我。高进六倒是和张明贵不同，要积极加入日台青年一体的皇民炼成团体“报国青年队”，想要体验到“人神合一的尊贵的人之修行”，以此督促台湾的进步。到底怎样做一个日本人呢？于是，张明贵和高进六两人互相争论起来。争论中，张明贵不赞同高进六那种修炼神灵附身的作法 。张明贵只希望台湾人经过“皇民炼成”的教育，使台湾人有教养、有训练。不料，在争论发生后十天，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高进六说服了年老的母亲，写下血书，志愿从军，当了志愿兵了。读到这个消息后，张明贵去向高进六道了歉，并向“我”表了态，认为“进六才是为台湾好，想改变台湾的人。我终究无能为力，不能对台湾有所贡献。”“今后，我会自我检讨。”
其实，就小说的艺术品位来说，这篇《志愿兵》，水平也很低，但是，它十分讨好日本殖民当局。前已说明，日本当局宣布决定在台实施志愿兵制度是在1941年6月20日，也就是过了三个月，到9月，周金波就写出了《志愿兵》。西川满拿到《志愿兵》，立即和日本文人川合三良也以志愿兵为题材的小说《出生》，一起发表。第二年6月，还给《志愿兵》和《出生》发了“文艺台湾奖”。日本殖民当局如此称许周金波的《志愿兵》，当然是因为他这篇小说表现出来的汉奸性的“皇民文学”品格。对此，周金波那时是供认不讳的。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台湾》上，刊登了一篇“谈征兵制”的座谈会记录。其中，有一段周金波的发言就是：“我的小说《志愿兵》写了同一个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算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说理由的、直接认定自己是日本人了’的想法；代表这个时代的二位本岛青年，到底哪一位走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我是相信后者——‘不说道理的直接认定自己已是日本人’，只有他们才是背负着台湾前途的人。”由此看来，高进六和张明贵这两个人物显示的虽然是怎样炼成“皇民”的方法不同的分歧和争论，但是，周金波触及的仍然是一个身为台湾人如何蜕变成优秀的日本人的问题。
在这方面，陈火泉的《道》也得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度赏识。
陈火泉是彰化县鹿港人，生于1908年。台北工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台湾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