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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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期，第4 卷10、22 期，第3 卷11 期。
《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历史既然记住了储安平，那么也就不会忘记《观察》。《观察》在本世
纪40 年代中期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把这种必
然性理解成一种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执著追求。虽然从1946 年9 月到1948 年
12 月，《观察》的存在时间不足3 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严格意义上的
《观察》实际只能算在1948 年底）。
一、关于“《观察》撰稿人”
这里的“《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
《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
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储安平在1947 年初，《观察》出满
第24 期后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
本刊》的文章，储安平在这篇文章中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
察》撰稿人”有一段详细论述，我抄在下面：
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
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
稿人
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
材料。
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号，
可
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
意，
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
为国
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
们对
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
名单
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
义是
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
物。
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8 位先生迄无
复
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遵约担任”，
并
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
得到
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
种
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
们不
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位本刊的撰稿人
在
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 位
撰稿
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1＇。 ＇1＇《观察》第1
卷第24 期第4 页，1947 年2 月8 日出版。
从储安平的论述中，我们对于“《观察》撰稿人”可以做这样的评价，
首先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
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
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
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
三，《观察》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用储安平的话说：“我
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
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
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
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
执政党、反对党都将做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
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
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
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
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
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
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2＇。今天虽然我没有见到《观察》
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缘起”，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
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的自觉联合。“《观察》撰稿人”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
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无论是当
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
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知识分子
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如果他们是以政府官员的
身份宣扬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天真了，但他们压根
就没有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不切实际，他们的所
做所为不但在当时是对的，今天也没错＇3＇。蒋介石和毛泽东对自由主义思
想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看不惯＇4＇，其根源不在于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
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美国学者
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给
人以很深的启发。但是他们大都过分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义的第一代知识分
子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而不怎么注意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
况，他们过分注意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能否生长和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关系＇5＇，而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
长时间自由生长的机会，但为什么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
心中消失，而且成为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来源。因为来自于西
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所祟尚的那些基本原则是符合人类天性的，这种天性被扭
曲的越厉害，其表现的方式也就愈不同。1949 年以后，虽然这种自由主义
思想被压制了，但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巨大影响力。1957 年反
右之前，当年《观察》的撰稿人几乎都有自觉的表现，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一批年轻的学生知识分子，比如像林希翎那样的人，也自觉的信奉自由
主义的理想。1966 年“文革”之后，虽然经历了将近10 年文化专制主义禁
钢，但在1978 年以来，在20 年间历次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表现，仍无
不带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甚至像一些在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文化影
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最终都转向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往。自由主义
思想是中国整个知识界的主要倾向，从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今天真正
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力量，不是来自于陈独秀、李大钊，甚至不是鲁迅，而是
胡适，尽管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公开和广泛地宣扬过。 ＇2＇《观察》
第1 卷创刊号第3 页，1946 年9 月1 日出版。
＇3＇杨人楩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文中有非常细致的论述，他认
为人类所要求的自由每每是走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前面，即此种自由在
当时还不曾获得而有待于追求，时代进步，所欲追求的自由跟着进一步，故
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见《观察》第2 卷第19 期第3 页，1947 年5
月10 日出版。）
＇4＇可参阅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有关文章。
＇5＇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60－204 页，三联书店1988
年12 月出版，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32 页，江苏人民出版
社1989 年6 月出版。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观察》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
们当时对于自己的作用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储安平在《观察》第2 卷第2
期上发表了《中国的政局》一文以后，当时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过一
封信，详细谈了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看法，陈衡哲的这封信我以为代表
了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信不算长，我照录如下：
安平先生：《观察》二卷二期大作《中国的政局》已仔细拜读，不胜
同情钦佩。。所记关于自由思想分子的一节，可谓真知灼见。惟问题
是：
政党既必须借重权力才能发挥力量，而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
又
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则假使要他们用权力来组织一个政党，用利害
来维
系他，这不正与那个传统精神相反？这不是吃热的冰淇淋？对于这个
情形，
在未读大作之前，我也曾常常苦思过，但结果总觉得，政党这条路不
易走
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因为冰淇淋若热了，便已失去他的中心价值，
故
自由思想分子在目下的迫切使命，似乎不能以组织政党的方法来发挥。
我
们用西方文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则大概可得到下面
的几
种类似：（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
及
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袖地位。
（三）
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
故我
以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妨是看英国的政党；但远水不救近火，自
由思
想分子在最近将来的使命，恐怕仍须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道德及思
想方
面）；然后再由此企求达到最终目标。至于如何方能达到这目标，则诚
非
此信能畅论；但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似乎可以先把此问题的主要症
结，
先做一番考虑与研究：第一，如何方能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传统恶习
惯？
第二，如何去栽培那“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第三，如何去造
成一
种稳健清洁的舆论，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会上的道德支
持
（哲近年在论文中，曾不断地论及社会公道的重要性，即是有感于中
国社
会的缺少公道，而主张公道者之饱受孤寂与侮辱也）。此三个条件有一
不
具，自由思想分子就决无结合的可能，而更不用说组织政党了＇6＇。
＇6＇《观察》第3 卷第12 期第23 页，1947 年5 月17 日出版。
二、储安平、徐铸成的一段交往
储安平在关于《观察》撰稿人的情况中所提到的有位“不克担任”的
撰稿人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的《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于这
件事，戴晴曾写道：“1988 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
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
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
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
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Powell，一是《观
察》的储安平”＇7＇。徐铸成在《我的同乡》一文中则这样写到：“我和他第
一次见面，还是在1942 年。他在湖南蓝田园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社
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1945 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应为
《客观》），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
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1947 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
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
题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
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正当’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愤
愤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勒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
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乘人之危，
投井下石。另一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
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
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不能不愤怒，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等等”＇8＇。
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
地方。当时的情况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