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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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创办《观察》的基本前提，也是《观察》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基本保证。
储安平认为，当时国内已经拥有一批广大的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
需要说话，也应当说话。他还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是自由思想
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在此判断上，储安平认定，《观察》确应当是无党
无派的，说话公平，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知识界的支持。他认为，像这样一种
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努力的价值。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
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
有了这个刊物还可以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面说话，而他所以要提供这样
一个说话的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是因为他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
想分子的意见，对于当时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
的力量正为中国所极需。
储安平在第1 卷报告书中始终强调《观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
而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意见，他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
“自由”与“宽容”精神。
储安平在整个《观察》时期，在言论的客观上，在识见的宽容上是有
非常杰出表现的。
《观察》的言论能够体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真正声音，与储安平的这
种风度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基
本原则，以这种原则为基准评论国是，同时他所做的又是一种言论工作，而
非组党工作。在这种信念下，储安平对于热心组党的人颇有微词，他认为“在
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2＇。他很赞同当时张
东荪在《士的使命》一文中的观点，那就是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
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则是一种组党的做法。在此认识上，
《观察》无意组党，所以没有具体主张，也无意去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储
安平想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
为‘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
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
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3＇ ＇2＇＇3＇《观察》第1 卷第24 期第
3－7 页。
储安平在报告书中显得极有风度，无论报告财务还是本社同人的福利
都很坦诚，绝无遮遮掩掩。尤其是对于自己，要求更是严格。在报告书中，
他还专门报告了自己在办《观察》时期的活动情况。他说：“在过去的半年
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
刊物要维持它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
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
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这个刊物绝不应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
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
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4＇。
＇4＇《观察》第1 卷第24 期第3－7 页。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的为国家建设做长远考虑的理想是一贯的，在
第2 卷“报告书”中，虽然所说多为具体的刊物经营编辑情况，但这期报告
书依然表现出储安平一贯的风格。他始终告诫读者，《观察》不仅是一个无
党的刊物，而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的民营刊物。
在经济上，《观察》的发行数是足以证明它可以自给，而无需仰求外援。储
安平非常自信，对于《观察》的成功他有自己的评价，那就是办刊物不一定
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靠发行自给的。储安平还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不要
消极，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的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
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他希望
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
国家的生命。
《观察》在出满第3 卷时，由于储安平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
康的访华报告》，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时《观察》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面对眼前的政治危机，储安平在第3 卷的报告书中坦诚自己的心情，“在我
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
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它。请看今
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
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假如我
们每个人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
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
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
进，义无所辞”＇5＇。 ＇5＇《观察》第3 卷第24 期第7－8 页。
储安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观察》发生政治危机的时候，
储安平对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有关民盟事件的评论都照发不
误，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所持的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
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这是何等的气度。储安平认
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
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
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
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
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
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
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
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
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
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6＇。 ＇6＇
《观察》第3 卷第24 期第7－8 页。
1948 年8 月1 日，储安平为《观察》第4 卷写了“报告书”，虽然有关
查封《观察》的信息传得沸沸扬扬，但储安平的态度很坚决：“我们绝对不
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
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Nonparty和Independent两字，Independent
（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
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
＇7＇。 ＇7＇《观察》第4 卷第24 期第8 页。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随着时间的推
移日益显示出它的光彩，特别是1949 年后，由于严格的新闻管制，人民完
全丧失了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在这样无声无息的岁月里，当我重新回到《观
察》的氛围中，我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健全的人格所感动。1946 年，
曾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费正清在一篇报告中曾说过：“我们在中国
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
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
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8＇。储安平及《观
察》在抗战胜利后的出现，可以说为费正清的判断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曾
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详细考察过英国的政治情况，并分别写了《英国采风录》
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及许多介绍英国工党执政的论文＇9＇。超然的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储安平在《观察》时期成功地为自由思想的传
播做了很大的贡献，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储安平
虽然没赶上像胡适年轻时那样开一代风气的历史时机，但他在本世纪40 年
代所扮演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不仅在思想上信
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而且身体力行，他没有像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
跻身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漩涡，也没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
实政治有直接介入的兴趣，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
论政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
于我们重新认识。 ＇8＇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 页，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2 年9 月。
＇9＇见《东方杂志）第41 卷18 号、20 号、21 号。
关于“《观察》丛书”的情况
《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
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极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
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
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储安平作为
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
的胸怀、知识和品质，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
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
20 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
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绝对超然和独
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在
中国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中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典型，就在于他能够为了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
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
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40 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重镇。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所从
事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末尾曾说过；“我们这一代，大
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
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1＇。这种博大高远的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
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1＇
《观察）第2 卷第2 期第8 页。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搭配
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切。据储安平
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只能刊载短文，而且
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
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
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
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
周刊的盈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
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16 种，分别是：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潘光旦《政学罪言》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
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
朱自清《论雅俗共贪》
何永信《中国在戥星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萧 乾《红毛长谈》
樊 弘《两条路》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周东郊《新疆十年》
潘光旦《估生原理》
储安平《英国采风录》
14 位作者，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
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察》
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