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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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
组织政党来发挥。
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
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
（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
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
活的薪资。”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
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
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
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
“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
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4＇。 ＇4＇《观察》第2 卷第12 期第23 页。
《观察》在1947－1948 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的文章，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
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
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两党政治
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
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
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
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
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
力量”＇5＇。马歇尔作为西方的政治家在国共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
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公正的，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于厚望，从理想的意义上看，这是
具有远见的。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
功。从某种意义上看，马歇尔在中国的失败，可以看做是两种文化冲突的必
然结果。 ＇5＇天津《大公报》1947 年1 月9 日第3 版。
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便在《观察》上发表了关于《自
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战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
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楩在其文章中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
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
“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
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璃，进步需要创造，所
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虽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
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
命。
杨人楩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
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国情的调停而言的。杨
人楩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
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
杨人楩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
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尚宽容以提
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人楩肯定地说，惟有不满于现
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小市民”
“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
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群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
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
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6＇。
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
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
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7＇。
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对国共两党的分析评价完全一致。对
于自由主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楩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
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杨人楩和陈衡哲一样，作为熟悉世界历
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时候，都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
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系。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人楩以
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执政者：“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
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
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唯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
止暴力。
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
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
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
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
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8＇。自由主义可能是件感觉头
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
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允许自由主义存在。杨人楩的忠告，在近半个
世纪后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6＇《观察》第2 卷第11 期第3－6 页。
＇7＇《观察》第2 卷第11 期第3－6 页。
＇8＇《观察》第2 卷第11 期第3－6 页。
杨人楩在《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一文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
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这是他在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之后，另给储
安平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杨人楩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特别是在
目前对中共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是有距离的，
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反共，
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一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
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
论发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
值，它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杨人楩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在内战中
所承担的责任而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其进行批评的，他认为：“自
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9＇。
＇9＇《观察》第3 卷第10 期第11－12 页。
杨人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
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以回应。
李文基本上不赞成杨人楩的观点，他认为杨文所言自由主义者与共产
党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文在历数了自由主义与共
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
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
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
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0＇。李孝友认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
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一方面
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并指出，历史交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
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共产党
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并非格格
不入，但后一个工作二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
义者与共产党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
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
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
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
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11＇。 ＇10＇《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7－9
页。
＇11＇《观察》第3 卷第19 期第7－9 页。
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在对共产党的评价上，杨人楩更深
刻而有远见，在和平到来之后，中共并没像李孝友认为的那样，有容纳异己
的雅量，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动，被杨人楩说中了。不过李孝友在文
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
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
《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12＇。 ＇12＇《观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施复亮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批评杨人楩及其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
是集中阐发自已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施是主张走中间派
的政治路线的。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
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
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
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
“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
义的经济”＇13＇，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
任。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
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13＇《观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
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份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
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
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
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
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
是正确的道路”＇14＇。 ＇14＇《观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刀身的
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
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
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
施复亮在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
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党，
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
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
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
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15＇。
＇15＇《观察》第3 卷第22 期第3－5 页。
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
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
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
‘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
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
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