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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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半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
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闻一多上 卅五·一·廿九
计开：
一、王瑶论文题《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
二、初试范围：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三、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
吴辰伯四位先生。
这封短简，可见闻一多当时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当时西南联大
学术传统的体现。首先，作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对学术有极严格的要求，这
也是西南联大的规矩。闻一多的这封公函，是给校长和教务长的，但从“乞
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对王瑶的初
试，完全由闻一多一人做主，只是照例呈报。从闻一多外聘的四位教授看，
都是与王瑶论文所涉专业有研究的，可见要求之严格。梅贻琦在闻一多的这
封公函上所做的批示只有两个字：“照办琦一·卅。”闻一多的函是廿九日写
的，梅贻琦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同年4 月，梅贻琦在朱自
清关于王瑶毕业论文考试聘请教授的公函上的批示是：“照聘。仍备晚饭。”
这是西南联大诸多学术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却给我们许多
联想，一个时代学术传统的高扬，带给人精神上的决乐是学术发展的基本保
证，王瑶后来痛苦地放弃了他喜爱的中古文学，而改治中国现代文学，但他
毕竟用自己的努力，延续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40 年代中期后，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曾有担忧，他在日记中
写到：“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
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
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
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视西南
联大的学术传统为自己的生命，他曾说过：“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
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
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
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当时的西南联大虽是三校
联合，但实际负责人是梅贻琦，他的这种信念，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保持
了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视的精神遗产。
大学的理念
傅斯年1945 年曾被任命为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接替离职的蒋梦麟。
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曾写过一篇名为《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他
在文章一开始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
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
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做为人挤入的工具。”
如果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待下去，他也会继续保护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1946
年西南联大返回北方，重建北大、清华、南开。她的学术传统也随着教授重
归自己原来所在的大学而继续发展，但后来这个学术传统被阻割了。随着
1952 年的院系调整和以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在慢慢
地消亡。关于这个学术传统的消亡，我们可以做出许多解释。我想简单通过
冯友兰和贺麟的经历来略述一二。
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曾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他是
极赞成学术独立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
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
干涉。冯友兰做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正是靠
他和他的同事们保持和延续的，抗战八年，加上后来的五年时间，他始终保
持着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但后来丢失了。贺麟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虽然
当年他和冯友兰都曾被蒋介石请去给中央政治学校的干部讲过课，也在自己
的学术研究中说过迎合蒋氏的话，但贺麟本人对西南联大的传统还是有极清
醒的认识的。1941 年他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始
就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
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
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
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
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
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
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
真正的学术。”贺麟的这一番话，讲得真好。但后来贺麟也放弃了他的学术
尊严，说了许多违心话。一种学术传统，在它的代表人物身上的消失，为我
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一、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
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
从1937 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 年
11 月1 日－1945 年7 月31 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
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 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 人的24。9％。
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与研究》第8 卷第2 期，
第22 页，北京，1990 年6 月19 日，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
《百科知识》1986 年第7 期）。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
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
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
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
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
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
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
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
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
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 页，台湾，南京出
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
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
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 年1 月2 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
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
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 年5 月）七·七事变前夕，蒋
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
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
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
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
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 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
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
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
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
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
料选编》〖三〗上，第2－3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4 月）7 月17 日
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
（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
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 月
148，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
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8 月28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
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
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
会秘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
会编：《简讯》第11 期，第9 页，北京，1882 年4 月）梅贻琦接信后，立
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 年12 月
13 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
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 年4 月2 日，教育部以命令
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7 月1 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
1946 年7 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
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
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
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
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
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
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
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
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
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张申府：一个呼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5
页，重庆出版社，1992 年1 月）
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
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
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
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
谓关系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
年1 月20 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
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 年10 月19 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
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另外钱
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钟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
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
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概括是在抽象
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我们
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八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八年
的成功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