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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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
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
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
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
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
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括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
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
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长的合作精神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校长间的合作，如果没
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
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二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
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
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
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
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
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
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
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
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
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
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
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
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
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
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
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
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
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
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
的反应是很见他的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
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

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
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


等几天没有关系”（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
第20　页）。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先生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9　年，三校不
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
育没有间断，三个校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

一

闲来无事，读鲁迅、郁达夫日记。鲁迅、郁达夫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的大作家，二人在现代文学的许多门类中都留下了传世之作，令人肃然起
敬。平日读书，多看他们的小说、杂文，与日记是较为疏远的，最近读了，
感到还是有话可说。把鲁迅、郁达夫的日记比较着看，可以了解两位作家性
格的差异和文风的不同，作为一种文本研究，看日记或许比看小说在某种程
度上更能见出作家的真性情。

二

鲁迅生于1881　年，郁达夫生于1896　年，晚鲁迅15　年。两人同为浙江
人，同为留日学生，又同中途改行从文，而且二人私交甚好。说到早年经历，
又有许多相似处。鲁迅少年丧父，郁达夫从小失怙，家道中落，寡母抚孤，
在二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
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全集》第1　卷第41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鲁迅终身难忘为给父亲治病而在当铺前所受的白眼。郁达夫有过母亲
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愿望，“老了面皮”“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
去”的感受。（《郁达夫文集》第3　卷第375　页，花城出版社1991　年版）鲁
迅由于父亲为中医误治而死，一生对中医都无好感；而郁达夫自“皮鞋”事
后，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他说：“对有钱的人，
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经过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
人的样子来，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郁达
夫文集》第3　卷第376　页，花城出版社1991　年版）

从以上的事情可以看出，鲁迅、郁达夫都是异常敏感的人，这种性格
的特质来源于早年的经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道中落这一条。长久的贫困
和长久的富足对人们的性格形成固然都有影响，但由贫到富或由富到贫的逆
转常常给人的刺激强烈。由贫到富易产生报复心理，把以往的苦难往富人身
上发泄；由富到贫则易体味世态之变化，人情之冷暖。由贫到富，常是得意
忘形，而由富到贫多用良知去体味贫困，二者的变化有质的不同。由贫到富，
易为物质所诱惑，由富到贫则易为情感所驱使，曾经拥有的失去和曾经无有
的得到，给人心理所留下的印迹是有很大区别的。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作
家的出身看，大体经历了由富到贫的转折，作家的出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也


愈来愈贫穷了。
（谢泳《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山西《火花》1992　年第6　期）

三

鲁迅性格孤傲、自信、内向、含蓄。而郁达夫的性格是情感过于纤敏，
以致于显得有些柔弱，再是情感过于外露，故而气质特别真率。从二人的日
记中可以明显感到这种性格上的差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日记大概要算是完整的了，从1912　年到他
逝世，25　年中，鲁迅几乎没有停止过记日记。但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
的日记。鲁迅的日记是完全流水账式的，奇怪的是鲁迅在日记中只记述与自
己日常生活和读书生活有关的事宜，除此之外，丝毫不涉及其他，充满了神
秘感。看鲁迅日记，能感觉到他简洁明快的文风。他的日记用字极为洗练、
简省，能用一字的，绝不用两字。所记事件往来，极其客观，少有情感的因
素在其间。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的日记可当散文看，这是两种日记
的最大区别。鲁迅记日只写时间，不写题目。郁达夫是既有时间，而且给每
一阶段的日记都命了题。鲁迅日记极其客观，不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郁达
夫的日记时断时续，完全为情感的变化所驱使。郁达夫的日记同他的小说一
样有直率的真情，袒露的胸怀。鲁迅的日记为记事，郁达夫的日记为抒情。
鲁迅日记无情感色彩，也许是都转移到杂文和政论中去了。

四

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但在1933　年却将他和许广平的通信
发表了。郁达夫一生放荡不羁，饮酒、打牌、抽大烟、狎妓是其生活中常有
的内容，对女性的泛爱，使他一生和许多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但郁达
夫生前没有发表过他和王映霞的情书，倒是把自己的日记给发表了。

出版日记，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大概是第一人。从1921　年刊于《时
事新报·学灯》上的《芜城日记》到1937　年的《回程日记》，光自己发表的
日记就有20　多万字。

《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记载1932　年杭州客居生活，《避暑地日记》
《故都日记》记述1934　年青岛北平之行，后来还有《梅雨日记》《秋霖日记》
《冬余日记》，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前期的《日记九种》，曾经风靡一时，其影
响不亚于他的小说。

郁达夫的日记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有的只是一个赤裸裸
的自我。他也记录每日的起居行踪如沐浴、吃饭、购书、写作，时间具体，
地名确切，或详或略，不厌其烦。就这一点看，与鲁迅日记有相同之处，但
不同的是郁达夫不仅在日记中记事，更在日记中扦情。看他的日记，有时甚
至觉得不像是个著名作家的日记，倒像是一个青春勃发的孤独少年无法向世
人诉说自己的情感，才把满腹的话语倾吐在日记中。他写会友晤谈，发热受
寒，甚至酗酒，抽大烟，出入妓院等等，毫不隐晦，和盘托出，这恐怕也是
郁达夫日记发表后为人争相阅读之原因，因为从他的日记中，人们不由得会
想到他小说中的人物，像于质夫、文朴等，像他们的痛哭，像他们的悲叹。
郁达夫还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载自己的陋习污行，他不断忏悔，不断下决


心痛改，但事过之后又依然故我，这种敢做敢为而又敢于将这一切告诉世人，
方显出郁达夫独特的个性和直率的性格。

五

鲁迅、郁达夫的日记中都有大量购书的记载。鲁迅的书账特别详细，
每月都有总账而且把书的价格都详细统计出来，每月如此。郁达夫也常记购
书事，但好像随便得多，常是遇上就买，不计价钱。鲁迅日记写购书抄书事
多，写看书事反而少。郁达夫则记看书事多，而且多为小说，尤其是外国小
说。鲁迅购中国书多，而且特别杂。郁达夫日记中写购外文书多，常是小说。
郁达夫通日、英、德语，常读原版书，自然也可以想见其受外国小说之影响，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差异，当然是个人的习惯问题。但从这种差异中，
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
文化信息。

上面我说过看鲁迅日记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不仅来自于日记的
过于简略单纯，而且来自于鲁迅日记中情感色彩的过于淡化，甚至隐晦。鲁
迅是一个常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看他
的日记，这一印象也特别强烈。由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中，我不由
得又想起了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和“五日失记”问题。这是鲁迅日记
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自从胡菊人提出这一问题后，日本竹内实、渡边新
一等人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得出了“失记”是“有想记的事，但不能够记”。

（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154　页或《鲁迅研究月刊》1992
年第2　期渡边新一文章）的结论。关于鲁迅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避难
的问题，这种结论或者说推测大体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这种推测却忽视
了从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上把握鲁迅日记的特点。在我看来，“空白”与“失
记”其实是完全符合鲁迅日记的记载方式的，因为看鲁迅日记，我的一个明
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记述
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以鲁迅日记中
的“空白”与“失记”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
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
载：

1919　年“五·四运动”：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

四日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

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
第

14　卷第335　页）

1925　年“五卅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

来。（同上，第548　页）

1926　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睛。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

秋芳信。（同上，第592　页）

1927　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

十二日晴。午后骤雨一阵即霁。（同上，第651　页）


1931　年“九·一八事变”：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894　页）
1935　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