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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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
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
一位，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
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
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
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
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
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
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
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
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
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
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
就不选文天样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
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
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 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
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
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
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40 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
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
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
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
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 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
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
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
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
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
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百年潮》1997 年第2 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
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
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
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钟书是清华
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
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
书处听到的，可见80 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友谊。
‘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
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钟书拒绝过。李慎之文章说：“我
（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
后来钱钟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问事的“撑场面”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
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
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
样理解的：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
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
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
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钟
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钟书的个性，当年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
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
山了，至少在钱钟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见他有自己的判
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
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
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
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
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再说张东荪
我在《旧人旧事》一书中曾写过一篇关于张东荪的文章，这之后，又
陆续看到一些资料，由于各种人说的张东荪都是自己了解的一面，所以关于
张东荪的形象也就各异。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常事，但具体到
张东荪来说，人们之所以各执一词，却多是因为关于他50 年代初的经历本
身就没有人能说清，而这种说不清楚，并非由于资料的缺乏，实在是因为有
关的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张东荪出事在1951 年，距今已40 多年，按《档案
法》30 年解密的规定，本也应该能够供研究者查阅，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
样的条件。为什么一件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却一直说不清楚呢？这很给
研究历史的人留下了想像的余地。
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单列一节专说张东荪案件，
据千家驹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
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
件，故对诸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
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该书214 页）根据千家驹的说法，他算是处理
张东荪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之一，那么他所记述的张东荪事件是有一定可靠性
的，但千家驹1986 年写作的这本回忆录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
比如他说：“原来张东荪不仅历史上一贯反共，还当过汉奸，不过自己不出
面，做汉奸的幕后军师而已。”（213 页）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当时为了糟踏
张东荪而使用的各种未加证实的材料当作结论了。事实上，在敌伪时期，张
东荪坐了6 个月日本人的监狱。他的这一段经历，1947 年出版的《观察》
周刊曾连载过他自己写的《狱中生活简记》（2 卷13— 17 期），这是许多人
都知道的。至于张东荪在过去和共产党的关系，人们也很清楚，至少在抗战
胜利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多次与中共打过交道，如果他“一贯
反共”，1949 年也就不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了。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
放过程中，作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中间人，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可以说是
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劳的。1949 年1 月1 日，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
判的6 点方针的电报中就明确说：“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
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如张东荪出城
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55 页，北京出版
社）另一封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张东荪：
“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
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
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
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同上58、59 页）千家驹回忆录中提到张东荪的
事，有些是当时压力下有人随意揭发的，有些是张在压力下所做的检讨，多
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由于张东荪的历史档案不公开，所以干家驹的回
忆被很多人引述，因而也造成了对张东荪的误解。
关于张东荪事件的主要内容，千家驹的回忆是这样的：“据王某招供，
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
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
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
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
通敌卖国的行为。”（213 页）目前，有关张东荪事件的回忆都没有引述原始
文件，这给这桩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有唐振常先生、吴小如
两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回忆张东荪的文章，但对他的判国罪，无
一说得清楚。张中行在《负喧琐话续编》中也有一节忆张东荪的文字，对此
也语焉不详，为什么这些同时代的人都说不清当时的情况呢？可见这是一件
秘密审理的案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对张东荪的介绍是这样
的：“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
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
籍。”（该书422 页）毛泽东文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具有一定的
权威性。这个介绍中，只肯定了张东荪在抗美援朝中这一件事，而排除了像
千家驹回忆中有关给美国国务院送名单并做记号的说法。吴孝武先生在关于
张东荪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据张东荪的亲友回忆：“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
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
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大，常到城里
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其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
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中
国文化》第10 期210 页）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
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档案没有解密，我们也就只有推理。出
事的时候，张东荪已是64 岁的老人，说他主动给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没有
什么前提。也不合张东荪一贯的为人行事的原则，王志奇无意中看到有关材
料是可能的，但出事以后将此事扩大为张东荪主动提供是不近情理的。对张
东荪的遭遇，吴孝武的判断是：“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鼓吹中国做美苏桥梁
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
苏联。因此，他对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政策有所保留。”吴孝武认为这是
引起对他怀疑的原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把眼光再放远些。
1949 年以后，张东荪虽然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但就张一生的主
张和性格看，他是主张干政而不参政的。他认为“士”在社会上发清议作争
谏，才能把一个社会的清明之气唤起来（《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1 卷13
页）。张东荪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从过去的时代中走过来，
在新的环境里并没有立即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这就导致他和新时代许多方面
的冲突。张中行说张东荪“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不厚
的一位”（《负喧琐话续编》24 页）。他的好友俞颂华早就说过：“他是彻头
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
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
（《俞颂华文集》320 页，商务印书馆）以张东荪的思想和性格推论，50 年
代初，以他那样身份参政的人能掌握多少国家情报和机密呢？在张东荪看
来，他所知道的那些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这也就是旧文人在新时代
的不适应。
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民盟》中说过一件事。上海解放后，罗隆
基将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