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
信仰是多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
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
寅恪》第30 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 年4 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
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
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 年10 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材，
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
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
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 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
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博斯年
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
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左水右凡）
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 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
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 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
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50
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
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
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
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
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 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
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
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
不仅不能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
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
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
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40 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
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
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
说清楚的。
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推不
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
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
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
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
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 位老教授成了“梁
效”写作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
以说清。我曾想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做为两
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
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
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
周先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
都很恰当。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
来。1980 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
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
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
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
验教训呢？”（1994 年2 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
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
尹达的学术道路
湖北荆沙市的程朝富先生，近日来太原访学，一日在原《晋阳学刊》
主编高增德先生处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落在了尹达身上。特别是程先生
说起尹达和顾颉刚的关系，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当年到达延安的学者已
留意多时，尹达的经历我以为是值得研究学术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注意
的。
尹达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全国解放后曾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
《历史研究》的主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尹达很早就走上了革命
道路。
尹达1928 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
加了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因了这段机缘，1932 年，26 岁的
尹达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1934 年毕业后做了
助理员，1937 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青年尹达的这一段学术道路，为他一生
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即是使用在史语所积
累的资料完成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是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最权威的
机构，尹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这样的地方，按理应该有个更大的发展，在学
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然而青年尹达在他哥哥的影响下，很快离开了史语所
（他在史语所共6 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还与学术有关，但他所选
择的学术环境已迥异于史语所。这个转折在尹达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由史
语所而延安马列研究院研究部，用流行的观点，从政治上说，他进步了，而
从学术上看，他却停滞了。我不评价尹达的人生选择，如果他从此放弃了学
术，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我们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尹达一直在学界中，这样
他的经历就具有启发意义。
1945 年，傅斯年曾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过延安，其间曾和尹达
会过面。我在台湾史语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查到尹达在准备
去北方大学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流露了尹达对史语所读书、研
究生活的怀恋。信不长，抄出如下：
孟真先生：
安延（案：应为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
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
中作
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现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
不妨
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于学
术，
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
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 二月十五日
尹达的这封信约写在1946 年（他去设在张家口的北方大学之前），距
他到延安已近10 年。看得出，尹达还是钟情学问，但他似乎已感到与当年
史语所的朋友在学术上存了距离，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很怅然的，因为尹达
毕竟是学问中人，看到当年同道仍在学术上不断前行，而自己却徘徊不进，
心情自是沉重。信中所谓“未完成之书”当指尹达参预的山东日照两城镇西
遗址的发掘，他写了草拟报告（未定稿），留在史语所。
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当年史语所的同辈朋友中，官做得大的要算尹
达，尽管是学术官员。当年从史语所同赴安阳的朋友，留下来的郭宝钧、梁
思永，在学术上的贡献都不小，离开的董作宾、石璋如成就也远在尹达之上，
特别是同学石璋如，在台湾考古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尹达基本上是作为学
术官员终其一生的。《郭沫若书信集》中收有郭给尹达的信25 封，当时尹达
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而郭是所长。这25 封信均是郭命令尹达为他处理
事情的，好像尹达不是一个学者，倒像是郭的一个办事员，从信的内容看，
也能想见尹达的心态，他是事无巨细，都要向郭请示的（黄淳浩编《郭沫若
书信集》下册170－199 页，中国社科版）。尹达生前多次讲过，他学习考古
主要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30 年代初他读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
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了郭老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评
传》下册1646 页，1985 年4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尹达说自己是郭的“私
淑弟子”。在尹达一生中，可能确有郭的影响，但青年尹达整个学术基础，
恐怕还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可能往郭的身上靠，也可理解，但既然找到了
学术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后来在学术上长进不大呢？而那些没有受郭影响的
人却做出很大的学术贡献。
进入新时代后，尹达虽然没有脱离学术界，但他基本上是以科研活动
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愿望的。这之后的尹达，在精神气质上
也发生了变化，从他和顾颉刚的关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出身于史语所
的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这尹达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年龄
还是学术辈分、学术地位，尹达都是晚辈，按中国读书人的习惯，尹达对顾
颉刚应该是十分尊敬的。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调入历史研究所，其时，尹
达和顾颉刚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一个是旧知识分子，一个是延安来的知识
分子，1928 年蔡元培筹备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所长人选（刘起（左
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73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而现在尹达
是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我一生
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
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
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
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顾灏编著
《顾颉刚年谱》第353 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史语所出身的尹达竟对顾颉刚
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是什么经历、什么心理使尹达变成了
这样呢？顾颉刚由沪来京，是刘大年和尹达请来的，何以出此责言？是否革
命资历的自然流露？这些都很引人深思。
尹达和顾颉刚的矛盾，也许有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还得从
尹达的延安经历中去寻找。1956 年春天，顾颉刚曾在民进讨论党与知识分
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曾向尹达述
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搞好团结（同上第359 页）。但在50 年
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时，顾颉刚依然是重点批判对象。我对
顾尹之间的矛盾所知不多，但读《顾颉刚年谱》时，看到顾颉刚的心情，总
不由地想到尹达的经历，也许尹达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的言行，总
让人想到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对顾颉刚的态度外，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尹
达的所为也令人难以理解。由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几乎不
提傅斯年的名字，述及当年著名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也只提“中央研究
院”而回避史语所（见该书512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也许这不
是尹达的责任，但由于尹顾的矛盾，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
联想，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到过傅斯年吗？从
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尹达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解放后，尹达写
了20 多篇文章，但多是谈论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对前辈学者和学界友好的
怀念，以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