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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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
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
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
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
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下册40 页）这是1945 年写给胡适的信，
再看后来的批判，真让人难以相信，当年贺麟从美国回来，是胡适请他到北
大哲学系当讲师的，薪水120 元。1984 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
中，收有4 篇集中批判胡适的文章，还有批判罗素的文章。贺麟晚年，对自
己当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检讨。在《近年罗素两本著作读后》一文的附记中，
他坦然承认对罗素“曾做过敌对性粗暴攻击”（《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22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贺麟将自己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改名为《五十
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
明：“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
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
的修改。”可以看出，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
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
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那些东西，今天研究贺麟恐怕还当以他的
旧著为依据。
1941 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1 卷第16 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
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一书中（商务1988 年版）。在这
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
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
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
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
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
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
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
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
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抗战期间，是主
张学术建国的，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
有几分书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
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文化与人生》23 页商务版）
然而贺麟后来未能为学术的自由而奋斗下去。按贺麟的观点，争学术独立和
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那反过来说，失去了学术独立和自由，
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呢？贺麟解放后写的学术文章中，甚至连文
风都有改变，比如批判胡适和罗素的文章，与他之前的文章比较起来，我们
不会相信他会变得这样的粗暴，而这一切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贺麟晚年
也只能在内心怀念他过去的追求。他在给《文化与人生》写的新版序言中，
就流露了对旧著的深情，他说“《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
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
当满意”，而当知道韦政通对他旧著的评价时，甚至发出了“海外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见。
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一样，贺麟也享了高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最
有创造性的时期实在没有多少，而在晚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坎坷
的一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贡献，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旧时，中国许多政治学的学者曾经很活跃，比如张奚若、钱端升、周
炳琳、杨人楩、王造时、吴恩裕等人，这些学者大体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我在查
阅《观察》周刊、《新路》周刊、《世纪评论》等刊物时，常见这些大学教授
的言论。
后来政治学在中国消失了，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的消失，不仅耽
搁整整一代政治学的学者，使他们本人的学术生涯提前终止了，更重要的是
这些学科的消失，使中国人重新变得愚昧起来。我们常说某某东西对一个民
族造成了伤害，我感觉政治学者的改业所带来的损失，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
到。我曾和我的朋友丁东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文革”民间思想的研究，在收
集资料和分析“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一个时代思
想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况的贫乏。那一代青年无论对政治、
经济、民主、自由等等的理解和评价，让人感到他们又是在黑暗中摸索，其
实，他们的前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
平，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中断了。我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
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
国内关于吴恩裕的资料不是很多，我由于视野有限，只查阅到红学界
几位学者在80 年代初期写的怀念文字。吴恩裕在新时代是以红学家名世的，
他先后写了《曹雪芹的生平》、《关于曹雪芹》、《己卯本石头记新探》等，对
红学做出了贡献。但是吴恩裕的本业却不是红学，而是哲学和政治学。他是
1933 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1936 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
研究工作，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在做储安平和《观察》研究的时候，在
《客观》、《观察》、《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读到过他的许多关于政治学
的专论，他也是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吴恩裕和储安平同岁，当时
正是壮年，从国外回来，雄心勃勃，想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国人多做一点工作，
吴恩裕特别强调民主的实现和国民教育程度的关系。说到吴恩裕，我特别想
说他和哈罗德·拉斯基的关系。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不应当忘记这位费
边主义的理论家。考察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也不应
当忽视拉斯基的影响。30 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有好几位是从伦敦
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如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吴恩裕等。40 年
代储安平办《观察》周刊时，在外国人的文章中，以选择拉斯基的最多，而
且每次署名都以教授相称，可见对他的尊敬。我不熟悉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情
况，但就我所见而言，我觉得研究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
况，拉斯基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吴恩裕在英国的时候，拉斯基是他论文的导师，而且在他遇到困难的
时候，曾多次帮助过他。1945 年，吴恩裕在重庆《客观》第10 期上曾发表
过一篇长文《拉斯基教授从学记》，详细介绍了他在英国做研究的情况。
从吴恩裕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出他自己的学术兴趣。他的专业是哲学，
但他初到英国的时候，考取的是读历史的留英公费生，如果改习哲学，将不
能获得公费。为此他曾苦恼过。“一个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
改习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
是一杯白水，虽然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不能引人人胜。”
正是在这种苦闷中，他找到了拉斯基，学习政治学，此后即以此为自己的专
业。吴恩裕年轻的时候，对历史持这样一种看法，可以想见，50 年代以后，
他改做《红楼梦》研究是迫不得已的。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再允许研究，无奈
之下只得另寻别路。1949 年前，吴恩裕已经完成了《西洋政治思想史》（1947
年）、《政治学问题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954 年）、《唯物史观精
义》（1947 年）等，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研究的学
者，但他的学术道路后来偏离了他的学术兴趣。我不知道吴恩裕早年是否就
对《红楼梦》有兴趣，但从《客观》和《观察》上的文章看，他是对民主宪
政和社会进步抱有热情的。他在《客观》周刊写过《实行民主不能忽视教育》
（4 期）、《关于奥斯丁主权的讨论》（12 期）、《认识政治与认识民主》（14
期）等，在《观察》周刊写过《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论人性与私
产》、《国家与道德》、《自由乎平等乎》、《法律道德与大家利益》、《一个历史
的教训》、《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社会契约论》、《读胡适之先生校足本
密尔自传书后》等等，都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比起来，
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 年代正是大有作
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40 岁以后，
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几乎两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的学者（以1900 年和1910 年前后出生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代表），在他们50
岁和40 岁的时候，失去专心治学的时光，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损失，他们
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受过中西两面学术训练的学者。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
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失望的王芸生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
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
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
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3 位创始人，除张季鸾1941 年逝
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
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
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
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
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
定“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他
后来形成的“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
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报纸不易企及的。
《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
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
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和
达到的水平，足以给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
解放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
水平，论周刊，要算40 年代末储安平的《观察》，围绕这一报一刊的实际是
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最活跃的一群。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
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
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
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40 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
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
平、徐铸成3 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50 岁。1929 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
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
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
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
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
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