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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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上；一个璀璨的名字在万众心中升腾。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中共中央庄重地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赞扬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的一生。1988年；中央军委追认他为中共军事家之一。
殉国名将左权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力量再大；也不能头顶巨石奔跑如飞；技艺再高；也不能拖着镣铐翩翩起舞。可是；左权却在军坛上创造了身负羁累却驰骋如故的奇迹。
左权的一生都笼罩在所谓托派的政治阴影下。他是我军学历最高的将领；却始终被控制使用；怀疑与审察像两把利剑高悬在他的头顶上。他才冠三军；但很少出任主官；他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参谋长；从总部参谋、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到总部副参谋长。
王明打击、迫害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信任他、重用他。在打击与保护、贬责与重用的双重奏中；左权建立了惊世伟业；成为人民军队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兼通兼长的全才。
农家子弟；弃文从武；入黄埔；进伏龙芝军校；饱读兵书；韬略满腹；却遭遇莫须有；一夜之间被撸掉军长兼政委职务；险些报国无门。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蹒跚学步时；祖父及父亲便在贫愁潦倒之中相继去世。母亲含辛茹苦；拉扯着一家五口煎熬度日；左权不得不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不满六岁时就上山打柴；下地干活；饱尝了人间辛酸。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童年时的左权很要强；七岁时；见邻居的孩子进了学堂；拉着母亲的衣襟；嚷道：我也要读书！
读书是要钱的；我们家锅都揭不开了；哪有钱交学费。母亲为难地说。
我自己想办法。左权每年正月跟着成人到四乡耍狮子、玩龙灯；自己筹措一笔钱进了学堂。他八岁开蒙；后来交不起学费；几次辍学。辍学后；他就拼命地干活；再攒钱上学。普通的孩子五年就读完高小；而左权却用了九年的时间。他的执着终于感动族人。他的叔父资助他完成了学业。
左权读书是为了探求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出路。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袁世凯秘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左权听罢；义愤填膺；即席挥毫；写下了勿忘五七国耻六个大字；让人将纸贴在自己的背上；走到村里父老兄弟姐妹中间；声讨袁世凯卖国的丑恶行径。
1921年；左权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县立中学。在学校；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踊跃参加本校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他不仅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而且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时；他邀同学好友探讨各种社会问题；感慨地说：创造社会农人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亦有责；我是农人子弟；其责任更重大。
这位农民的儿子起初没有想到当兵；一个偶然的机遇促使他投身军旅。1924年初；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程潜派人来醴陵招生。程潜也是醴陵人；看重三湘子弟重气节、尚诚朴、贵实干的乡风；派人到家乡招收学员；以期培育整军经武之才。左权与蔡申熙、张际春等一批醴陵学生奔赴广州；考入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人生涯。
在黄埔；左权潜心钻研军事知识；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和训练中。在《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等科目考核中；门门成绩优秀。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政治修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被人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受到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注意；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左权随黄埔军校学生军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很快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6月回师广州；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之后；左权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任司令部卫队营连长。同年10月；左权作为学习、战斗表现出色的优秀军官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中山大学；左权刻苦学习俄语是出了名的。他把要记的单词写在一个自备的小本子上；会前饭后；抓紧一切课余时间默读硬记；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邓小平曾留学法国；有法文底子；学习俄文比较快；左权就常常向他讨教；邓小平也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他闯过俄语关后；上课时能直接听懂苏联教员讲课；还自己阅读了许多俄文书刊；其中不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两年后；左权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最高军事学院；院长为爱迪曼上将。一进校门；迎面就有两条标语赫然入目：
一条是：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瞎理论。
另一条是：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指挥也要随之改变。
左权非常欣赏这两条标语；将他抄录在笔记本上；作为自己治军作战的座右铭。
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左权的学习也更加系统、更加深入。无论是课堂学习、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左权表现得都比别的同学扎实细心；受到教员的重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与同班同学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伯承是著名的川中名将；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共同的理想把这对憨厚、直爽的汉子连在一起；他们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在学习中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特别是对军事理论问题；二人更是兴趣十足；既一起学习研究了《战争哲学》、《当代集团军战役特点》、《现代战术》、《军事学术》等军事理论著作；又系统地译读、掌握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司令部组织指挥以及正规战、游击战等战术理论。他们还共同浏览了十八、十九世纪世界著名军事家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名著。
在军事学院；左权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刘伯承回忆道：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他是得到战术指导员表扬最多的学员。
左权常说：要革命；就要抓枪杆子；光有叶挺、贺龙远远不够；我们都要争做军事人才；回国后学以致用；做出一番成绩。
军校的生活既紧张也活跃。在学习之余；左权常与同学们聚在一起吃中餐；聊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顿普通的聚餐；会惹上一生的麻烦。
有一天；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准备前往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蒋经国；听说老同学孙冶方当翻译每月有收入；就开玩笑说他是大富翁；约了几个同学去敲他的竹杠。左权也应约来到孙冶方的住处。于是；十多名新老同学在孙冶方的住处；一边动手做菜；一边说说笑笑；气氛非常融洽。哪知道从窗外经过的人听到房内说话声叽哩呱啦；多为江浙口音；便向其他同学们说董亦湘、俞秀松等江浙人正在孙冶方房间里；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同学的话立即使有的人革命警惕性大发作；忙去告诉王明。王明一听；联想到俞秀松、董亦湘、孙冶方、蒋经国这帮江浙人不买自己的账；此时正好一网打尽；于是一方面添油加醋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大校长米夫汇报；一方面指示几个亲信到处散布流言。米夫让王明告知中共莫斯科支部局和格别乌（克格勃前身）；派人会同学校审查。
天降大祸；左权被王明诬蔑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莫名其妙；急忙找组织说明原委。然而；他越辩解；那帮人越认定真有这个组织；越认定他是其中一员。1928年4月；已内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前去中山大学讲话。他以工人阶级大老粗自居；听信王明一面之词；破口大骂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提出要消灭小组织；对核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左权等人遭受不白之冤；不断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申诉；要求调查。1928年秋；上级经过审查；确定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但在作结论时还是挂了个尾巴；说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结果；在1929年底苏联清党运动中；王明以此为口实向斯大林进谗言；把俞秀松等人抓起来了；一些人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左权被批评为行为不检；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左权百口莫辩；决心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清白。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他写信给大哥：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赡；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回国后；左权被党中央派到闽赣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央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后又担任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成功后；左权被派去整编起义部队；先后担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军长兼政委。
正当左权以充沛的精力大显身手时；一团阴云向他袭来。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他上台伊始就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对内大搞肃托、肃反；左权被人告发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文件；组织部、保卫局先后找左权去谈话；左权苦不堪言。其实那份文件是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别人的；左权为防止扩散才取出文件交专人保管；不久自己调走；文件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可是有些事就有这种魔力；只要沾上身；就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王明的代言人进入苏区后；左权的问题立即升格为重大反革命案件；组织专案调查。审查左权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为了证明左权参加过托派组织；那个子虚乌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重新被人搬出来了。左权的辩解没人听；反而当作他心虚的表现；认定他参加过托派组织。好在左权自从进入苏区以来作战一向勇敢；几乎每仗皆捷；国家保卫局才没有把他当反革命从肉体上消灭；但却给了他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撤消了他担任的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去当教官。后来又担心他在学员中申明是非曲直；就调他到红军总部当参谋。
虽然职务上削职为兵；但磨难仍没有结束。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一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就恶狠狠地质问：左权这个人有问题；是个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彭德怀当时没有理睬他。回到前线彭德怀跟左权谈起王明的质问时；左权紧皱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一直到牺牲；左权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赤胆忠心地工作着。
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是在头顶巨石、身拖镣铐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经毛泽东、周恩来力荐；左权来到红一军团担任参谋长。敌人出动飞机炸飞了林彪、聂荣臻为左权接风而准备的团年饭。左权率部夜战山城堡；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打得黄埔老同学丁德隆从此只谈佛经；不论军事。
左权的学识全军皆知。杨得志在回忆录中写道：
左权同志是我很熟悉的老首长；我很敬重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2年。他是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我是一个团的团长；才二十二岁。年轻人好奇心很大；听说他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留过洋；是个知识分子；经得多见得广；便请求他给我们团上一堂课（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人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同志是很尊重的）。特别要他讲一讲苏联红军的情况；因为同志们都把苏联看作是革命的榜样。左权同志欣然同意了。他还和我开玩笑：别人请我不行；你杨得志可以；我们都是醴陵老乡；而且两村相隔只有三十里路嘛！那天；他手头一张纸片也没有拿；滔滔不绝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讲到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红军；既通俗又生动；既有理论又结合实际；大家都听出了神。从那以后我们便熟悉了。因为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感到他特别亲切。
1933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前方战事紧张；指挥员大量伤亡；人才奇缺；左权却被搁置在后方。
红军总政委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