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东方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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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这个小水库是利用一块低洼地修成的，水库旁边的地，都比水库要高，鲍家庄的蓄水池位置最高，就像一个“悬湖”。
这为傅索安一行实施“放水还库”计划提供了方便，他们上前去，二话不说，各自挥动农具，片刻间就把蓄水池靠近水库一侧的堤岸刨开了一个口子。顿时，那决堤的水犹如一匹白练似地一泻而出，自然而然地往低处流，回到了水库。
次日早上，鲍家庄的社员出工来到村外，见一池水已经被放了个精光，不禁目瞪口呆，随即有人飞报生产队长。一会儿，鲍家庄的生产队长、政治指导员领着副业队长、妇女队长等一班队委干部，急急来到现场，见状马上判定乃是奇玛村方面所为，一个个怒火中烧，站在那里冲奇玛村方向乱骂了一通，悻悻而返，回去举行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傅索安几个的举动，并未向奇玛村社员通报。这天恰是需要灌溉几块土地，这边鲍家庄的领导班子刚离开，奇玛村的一个队干部就带了五名社员，抬着水泵、电线来水库准备作业。他们一到目的地，就发现气氛不对，鲍家庄的十几名社员站在对面堤岸上，脸上气势汹汹，嘴里骂骂咧咧。他们估摸无非又是为水库纠纷，也就没搭理，自顾拉电线、安水泵。不料，刚摆开架式，鲍家庄的人就奔过来了，把他们团团围住，不让抽水。奇玛村那位副队长弄了个文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惊问原因。话刚出口，对方一个大耳光已经扇过来，砸个正着，当即闹了个满脸红。
奇玛村那五名社员见副队长被打，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马上上前去，将打人者揪祝鲍家庄的人见了，也没有人下命令发信号，不约而同一涌而上，一场混战就此开常这是解放以后这两个村庄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双方不但动手，而且还就地取材动用了家伙，什么铁管、管子钳、木棍、镢头、扁担等等，拿到什么算什么，乱打乱砸。打到最后，鲍家庄方面人多势众，占了上风，把奇玛村五人个个打得鼻青眼肿，皮开肉绽，都躺在地下动弹不得，只有哼哼的份儿。鲍家庄那几位还不罢休，临走时把奇玛村的抽水机、电线、工具作为战利品一古脑儿都搬走了。
奇玛村的当家人李能达队长闻讯，大大吃惊，连说“祸事来了”。这李能达是个老实人，抓生产是能手，处理纠纷却是束手无策。还是傅索安的干娘、他的妻子郭菊花帮他出了个主意：派人去跟鲍家庄交涉，要求他们赔礼道歉，交还抢去的东西并赔偿这边被打伤人员的医药费、误工费。李能达从之，决定亲自出马，带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小青年直奔鲍家庄。
鲍家庄的政治指导员在队委会办公室接待奇玛村的代表，他态度傲慢，自己坐着，却让李能达两人站着。听了李能达提出的要求后，他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道：“赔偿？放屁！咱一池水给放了，你们怎么赔？不要谈了，没门！”
李能达还想谈，政治指导员却走了。他们两人待在办公室不知怎么办时，涌进来十几个社员，二话不说便把他们扭住，反剪双手上绑，每人头上套上一顶显然是刚刚制成、浆糊也还未干的高帽子，推推搡搡便在村里游街。一直转了两圈，方才把两人松绑，逐出村庄。
李能达两人受此耻辱，只气得头昏眼花，站在野地里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返回村子，告知众乡亲，禁不住眼泪汪汪。奇玛村人听之闻之，禁不住咆哮如雷，纷纷嚷嚷着要报此仇。几个年纪大的社员慌忙拦住，说鲍家庄人丁兴旺，劳动力比奇玛村多出一半，打是打不赢他们的。况且，现在是新社会，靠打是打不出道理的，还是先忍一忍，仔细商量一下看怎么稳妥就怎么做，总之，事情已经出了，应当让它平息下去，而不是扩大。
那几个老年社员的话是对头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如果和鲍家庄协商不成，奇玛村方面应当向大队、公社反映，让上面派人来调解解决。但是，受了奇耻大辱的生产队长李能达却被怒火烧得失去了理智，他没选择向上级反映的办法，而是和老婆郭菊花商量应该怎么办。郭菊花给丈夫出了个主意：召开队委会讨论一下再说。
李能达于是在当天下午召开有七个队委参加的队委会议，商量对策。前面说过，这奇玛村的社员百分之九十都姓李，祖上有些氏族关系，解放后不兴这一套，但大家还是记得“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这句话。七个队委中，有六个是李姓，他们把这事看成是鲍家庄在欺负他们李姓氏族，所以坚持要出这口气，一致主张“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李能达听了，说：“我何尝不想给鲍家庄点厉害瞧瞧，但是咱打不过人家啊！”
这时，郭菊花正好给队干部送开水来，进门听见了这话便发表意见道：“人少不一定打不过人家。当年共产党人那么少，还不是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给收拾了！关键是怎么个打法。”
众队委一听，都说嫂子言之有理，拉她坐下一起开会。农村生产队开会本来就不正规，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啥讲究，这郭菊花便坐了下来。但人们叫她说说共产党是怎么收拾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她就说不上来了，急中生智道：“这事要问咱闺女，她读书多，学问好，准知道是怎么回事。”
李能达于是说：“对！去把咱闺女那帮子叫来，请他们谈谈这事该怎么解决。他们是大城市来的，书读得多，事情也见得多，兴许能出好主意。”
这样，傅索安六人被请来列席队委会。李能达几个向知青请教国共战争情况，李白波、王慧珍对“三大战役”比较熟悉，便介绍了一下情况。众队委虽然都能听懂，却总不得要领，觉得无法和眼前这事联系起来。傅索安见众人一脸纳闷，便问干爹想解决什么问题。李能达说了“人少，打不过人家”的顾虑，傅索安笑道：“这有何难？我有个法子，准保咱们能以少胜多，给鲍家庄一个教训！”
众队委一听大喜，忙问是什么法子。傅索安问道：“鲍家庄的政治指导员和抢抽水机、行凶的那几个社员，你们是否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那个被殴伤的副队长说：“这个，当然知道！”
傅索安一笑，便说出了她的主意：“以少胜多的办法是搞突然袭击，今晚我们这边派一支小分队过去，定下四五个袭击目标，每家上去五人，弄开门后直接攻击目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不能动目标的家属，二不能动他们的财物。行动以后，把预先准备好的阐叫行动目的的《告示》贴在鲍家庄队委会门口，使他们的社员群众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叫‘有理、有利、有节’。”
众人部说这法子好。但是，李能达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打了他们，如果他们也这样来一下，怎么办？”
傅索安说：“不怕！我们从今晚开始，就在村口设立工事，派力量持武器守卫，通知全村作好大打的准备。鲍家庄人虽然多，但是要主动向奇玛村进攻，恐怕力量还不够。”
这时，傅索安的干娘郭菊花说：“不怕他们人多，我们可以向其他生产队借些力量。别的不说，我娘家村子，只要我去走一遭，带二十个人来是没有问题的，那边兴打猎，他们都有猎枪。”
这样，此事就算定下来了。众队委散会后，立刻分头实施，抽大组织小分队，并通知全村备战。一时间，奇玛村家家户户准备武器，有猎枪的擦猎枪，练过把式的则拿出大刀长枪磨磨锋利，没有武器的就准备木棍、铁棒、扁担之类。女社员则忙着去村口挖沟修上事。集体户的那几位，则开始起草《告示》，经李能达审定后，用毛笔往纸上抄，一共抄了四张纸。
当天深夜，由李能达带领的一支二十八人小分队，手持各种武器，悄无声息地出了村，潜入鲍家庄。李能达先把《告示》贴在鲍家庄队委会门前墙上，然后下达了行动命令。五拨人当即按照事先的分工摸到目标门口，越墙而入，打开院门，然后撞开屋门，拧亮手电筒，把目标从被窝里拖出来就打，打完便走。整个行动，只不过几分钟时间，等到鲍家庄人被惊动，家家户户纷纷起来探看究竟时，小分队早已撤出了庄子，安全返回奇玛村。
受袭击的鲍家庄生产队政治指导员以下五人，都被殴伤，伤势还不轻，共有三人骨折，一人一只眼睛被打瞎，个个有出血伤口。
这一来，鲍家庄人被激怒了，没等队委会开会研究，马上有几十名青壮年社员自发组织起来，抄起武器前去进攻奇玛村。这些人刚走近奇玛村的村口，工事后面就有猎枪朝天开枪示警，他们一看对方已有准备，只得退了回来。
鲍家庄队委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失去理智的队委干部决定“以血还血”，天明后召开了社员大会，公开发出“战斗动员令”。于是，全庄备战，并派回、满族社员去本省其他生产队纠集亲戚前来助战。
奇玛村方面，也照计划行事，除了加强工事守备，还派出郭菊花等几名社员前往本自治区邻近村庄借援助力量。当天晚上，双方已有几十名援兵抵达，其中有不少是回族、满族和蒙古族，一些人骑来了马、骆驼，携带了马刀和对付猛兽的双筒猎枪。另外，鲍家庄为攻下奇玛村的工事，还专门请来了一个擅制土炮的回族老人，指导他们试制土炮。
一场大规模的，有可能引起民族纠纷的械斗即将发生！
5
这不仅仅是戴手铐的事，弄不好
脑袋也会搬家！
奇玛村、鲍家庄的械斗隐情首先被内蒙古境内额尔古纳河的边境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现，部队方面一面向内蒙古、黑龙江的当地基层政府和驻守黑龙江省的边境部队通报情况，一面紧急向上级领导报告。
边境地区，和苏联的关系又处于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且有可能还会引起民族纠纷事件。情势之严重，引起了边防部队、内蒙古、黑龙江两地政府的密切重视，三方不约而同地紧急电告北京的中央军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办公厅。当天下午，从北京发来电令：由内蒙古、黑龙江两地政府共同组成的工作组和解放军部队的一个连队立刻进驻奇玛村、鲍家庄，制止械斗，解决纠纷。
仅仅过了两小时，全副武装的一连解放军就开进了奇玛村、鲍家庄。接着，两省（自治区）的工作组先头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工作组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劝说双方的援助力量立刻离开当二十元人民币的路费。结果，至当天晚上10点钟，所有“援兵”都已回去了。
接着，解放军在两个村庄的外围设岗布防，禁止外人进入警戒线，也不准奇玛村、鲍家庄的任何人离开村庄。
次日，工作组发布命令：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这项工作完成后，已经基本消除了械斗的可能，工作组便开始调查事件起因。这时，解放军抽出大部分战士和两个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劳动，并出动军用卡车去额尔古纳河装水，供两村灌溉。这两项措施对于稳定大部分社员的情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解决纠纷奠定了基础。这起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工作组只调查了两天就大致上查清了来龙去脉。这样，傅索安六人就进入了工作组调查的范围。
工作组成员都是内蒙古、黑龙江两地基层政府的普通干部，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们在开展工作时不得不小心翼翼，这也部分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思路。他们在决定调查傅索安等人时，竟没一人想到应当查一查这几个红卫兵的底牌。如果想到查一查的话，傅索安等人肯定是先被拘捕，押回天津再说。工作组对众社员那里了解到的傅索安一行来插队落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深信不疑，作为干部，自然有些政治头脑，他们马上考虑到这几位今后什么时候会被列为“典型先进人物”也说不定，所以在调查傅索安等人在械斗事件中的责任时特别留意，免得弄不好日后被扣上一顶什么帽子。所以，当工作组在调查时，傅索安几个还浑然不知，和解放军官兵关系搞得很熟络。
几天后，工作组终于查清了集体户知青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他们不无震惊地发现这次几乎酿成惊动全国的械斗事件的起因竟是这几位知识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傅索安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
工作组根据调查到的事实，反复进行了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应当拿以傅索安为首的这六名知青开刀，这是因为：一是罪责当罚；二是对这起事件的处理有一个交代；三是这几个是外来人员，处理了不会在当地留下什么后遗症，引发下一次械斗事件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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