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东方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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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进行了十多分钟，当巡逻艇抵第36号地区军用码头时，博索安仍未苏醒。营部值班室已经派来了医务所惟一的一辆军用救护车，车上有一位青年女军医和一名年轻的女护士。见巡逻艇靠岸，她们一边招呼先别动傅索安，一边急急上艇。如此表现，是因为值班室有命令：尽一切可能抢救这个不明身份者！
女军医上了巡逻艇，在傅索安身边蹲下，又是听心脏，又是量血压的一阵忙碌后，立刻让护士给傅索安注射强心针。打针之后，让士兵用大衣把傅索安裹起来，抬上救护车，直驶营医务所。
救护车驶抵营医务所时，傅索安苏醒过来了。她睁开眼睛，见面前是几个外国男女，不禁一愣，但随即回过神来，用英语说道：“找是中国的……”女军医摆摆手，也用英语说道：“不要讲话！”说着，打手势示意随车而来的两个士兵把傅索安抬下车，送进医务所的急救室。
急救室里，已经有一个瘦瘦高高的、穿苏联边防军上尉制服的军官等着。这个上尉是克格勃第三管理局亦即军队监察局的官员，派驻第36号地区监察边防军情况的。他没有值夜班的任务，但边防军方面根据克格勃的规定把傅索安越境之事通知他了，所以他马上赶来了。士兵把傅索安往急救床上放的时候，上尉把女军医扯到一边，小声用俄语向她询问傅索安的身体情况。然后，转身一挥手把两个士兵赶跑了，让女军医继续对傅索安进行急救检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是一丝不挂地被裹在军大衣里。
面对着上尉那种说不清意味的目光，她顿时满脸绊红，只羞得无地自容。但她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她知道从在中国的一侧高高的河岸上跳入额尔古纳河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属于她自己了，于是，她只好闭上了眼睛，这是她惟一的选择。女军医检查时，上尉走到一旁去了，因为这时又进来一个军官，他是边防军营部的值班主任，两人凑在一起密议如何讯问这个中国姑娘。
女军医给傅索安检查过后，注射了一针什么药剂，又让她吃了几粒红色药丸。片刻，女护士给傅索安端来了一杯加了牛奶的浓咖啡。傅索安喝下以后，感到身体内部似乎不那么冷了，但肚子却饿了，她不敢开口讨食物吃，只好忍着。
这时，上尉和值班主任已经议好，朝女军医说了句什么便出去了。女军医让护士取来一件白大褂、一双男式高帮皮靴，扔在急救床边，示意傅索安穿上。傅索安在穿的时候，想起以前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二次世界大战的外国小说，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在被俘之后，就是只能穿这类不合体的旧衣物。一瞬间，她的心头涌上一种耻辱感，但只能无可奈何地微微摇头。
“快些！”女军医用英语吆喝道。
傅索安冷不防吓得一抖，赶紧加快动作。穿上白大褂和那双散发着异味的大皮靴后，又让穿上一件军大衣，“踢踏、踢踏”地朝急救室门口走去。门外，站着两个佩手枪的士兵，那是值班主任带来的营部卫兵。傅索安一走出去，他们就分站左右，将她押往医务所的一间办公室。傅索安受那双大皮靴的限制，自然走不快，于是卫兵就用俄语喝骂着，还粗暴地推搡她。
傅索安进入办公室后，那两个卫兵便退了出去，站在门外。办公室里亮着两盏双排长日光灯，傅索安眨了几眨眼睛方才看清一张桌子后面坐着那个上尉和值班主任，桌上放着一架当时在中国还见不到的磁带录音机。
值班主任指指办公室中间地下的那把椅子，示意傅索安坐下。
傅索安坐了下来，一双眼睛紧张地望着对方。她在打定主意越境投苏时，天真地认为苏联人会把她作为客人来对待，就像她小时候见到的中国人对待去中国作客的苏联人一样，根本没料到会把她当俘虏一样来审讯，因此从未考虑过应该如何回答苏联人的讯问。
上尉盯着傅索安，说了一句俄语。
傅索安听不懂，但她从对方的神情判断，估计是在问她是否会说俄语，便大着胆子用英语回答道：“对不起，尊敬的苏联红军首长，我不会说俄语，也听不懂俄语，但能勉强用英语回答问题，不知是否可以？”
值班主任显然不懂英语，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傅索安。但那个上尉肯定是听懂了，点点头，马上用俄语翻译给值班主任听，然后出乎傅索安意料之外地说起了中国话：“既然如此，我们就用中国话来进行这次讯问吧！你叫什么名字？”
傅索安见对方会说中国话，心里稍稍轻松，回答道：“傅索安。”
“傅一索一安。”上尉重复了一遍，又问：“这三个字在中文里可以怎么组词？”
“师傅的傅，绳索的索，安全的安。”
“你是哪里人？今年多大？”
“我是中国天津市人，1949年6月5日出生的。”
“你在中国的住址？”
“我住中国天津市红卫路石匠胡同74号。”
“你的公民身份证号码？”
“中国没有公民身份证。”
“你的身份？”
傅索安想说是学生，但头脑里倏地冒出“政治”两个字眼，便灵机一动道：“我是红卫兵。”
上尉把傅索安的回答低声翻译给值班主任听，看来，他们虽然不清楚中国解放以后从未施行过“公民身份证”制度，但却知晓“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红卫兵”。两人小声交换了几句意见，脸上呈现出兴奋的神情。上尉重新开口讯问时，语调略显缓和：“你既然是中国红卫兵，怎么会出现在额尔古纳河苏联一侧的境内？”
傅索安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苏联的。”
上尉将这句话译给值班主任听后，又问：“你投奔苏联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实行的一套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冒险前来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傅索安说到这里，双手捂住了腹部，脸上现出痛苦不堪的神情。她已经有十余个小时没吃食物了，这一夜里又消耗了如此大的体能，早已饥肠辘辘，先前是强忍着，但此刻胃痛如绞，再也忍耐不住了。
上尉见状，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我……我肚子饿！”
值班主任站起来，走到门口，对卫兵吩咐了几句。大约过了几分钟，一个卫兵走进门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一包压缩饼干、一条尺余长的熟鱼干。值班主任冲傅索安一努嘴，卫兵便把盘子递给傅索安。傅索安在狼吞虎咽的时候，值班主任和上尉站在窗口边抽烟边悄声交换着对眼前这件从未碰到过的事情的看法，最后决定应当马上向营长报告。
值班主任走出去打电话时，上尉走到傅索安面前，看着她吃，同时像聊家常那样问她中国市场上供应哪些食物以及它们的价格。当他听说中国购买粮食和布需要凭票证时，马上用自豪的口吻说道：“在伟大的苏联，这些东西都是敞开供应的，每一个苏联公民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正说着，值班主任进来了，向上尉转达了营长的指示：根据规定，边防军只要弄清越境者的身份和越境目的，就已完成职能使命。因此不必再对越境者进行讯问，先将越境者拘押，然后向上级部门报告情况，听上级命令行事。
上尉虽是克格勃军队监察局的，和边防军各有上级，但他在边防军中也有职务，是营长的下级，因此，他只好服从营长的命令，同意结束讯问。
这样，傅索安就穿着那身装束被卫兵押进了第36号地区边防军营部的禁闭室。
第四章 审查和考验
9
对于一个被俘的女性来说，也许，
有男特工监视着用厕已经算不上一种
难堪了。
克格勃边防管理局，中苏边境第36号地区边防军营的禁闭室，位于营部后侧一百五十米处的一条小河旁边，与马厩为邻。上百匹军马在那里待着，整天长嘶短叫，踢抖蹄子，撕扯乱咬，热闹非凡。与马厩相比，侧边的禁闭室的景象毫不逊色。苏联军队的军风军纪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有些稳不住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原本人口不多，经过卫国战争折腾，男子就更少了。
这样，在征兵挑选时就产生了问题，军队无法挑选到十足的德智体合格者，为了凑足数字，便把一些道德品质及整体素质较差的青年拉入部队。这些人进入部队，就成为害群之马。久而久之，军风军纪败坏就成一种通病，在“铁打的营盘”军扎下了根子。所以，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军队（特别是陆军）在新建营房时，只要是连以上建制，设计图纸中必有禁闭室。禁闭室建成后，很少有空置的时候。边防部队的军人在挑选时属于“矮子中挑长子”，但违纪率仍很高。第36号地区边防营的违纪率在克格勃边防管理局属于“榜上有名”，因此禁闭室内经常人头济济，有时甚至是人满为患。那些违纪军人在里面还不太平，隔三差五吵骂、殴斗，有时兴致来时，则自发组织文娱活动、角力比赛、评选拳击冠军，整日鸡飞狗斗，乌七八糟。
傅索安被押进禁闭室院子时，那里关着的十多名违纪军人正在自由活动。这些家伙见押进来一个穿白大褂、披军大衣，足蹬士兵大皮靴的漂亮中国姑娘，先是一愣，继而便吹着口哨哄闹起来：“乌啦！乌啦！”
“中国妞儿！多漂亮啊！”
“姑娘，把军大衣脱掉！把大褂撩起来！”
他们边叫着边逼拢过来，指手画脚意欲有所动作，惊得傅索安脸色煞白，她实在不敢想象自己若是落在这些人手里会是怎么一副样子。幸亏押解她的两个卫兵一边拍着腰间的手枪，一边厉声威吓，而管理禁闭室的卫兵也赶来了，才把他们驱开。
禁闭室卫兵把傅索安关在刑事犯号间。所谓刑事犯号间，是禁闭室的特设的牢房，专门用来囚禁犯了刑事罪行的军人。那是位于禁闭室走廊尽头的一个约十平方米的小间，装着铁栅栏，门外大约二米处又装着一道粗木栅门，傅索安被关进去后，卫兵把两道门都锁上了。一个卫兵留在木栅栏门外面监守着，显然，禁闭室是把傅索安作为要犯来对待的。
刑事犯号间里有一张木板床，上面铺着草垫子，还有一条军用毛毯，脏兮兮的，散发着一股霉涩气味。屋角那里，放着一个便桶。
此外，别无他物。博索安站在地下，一边打量一边想：苏联人的部队禁闭室比天津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差得多！
因为差，所以傅索安决定不沾那张床，而就靠着墙站着。她想考虑一下苏联方面大概会如何发落自己：第一个可能是收留她，给她在某个工厂或者集体农庄安排一份工作，一段时间后，允许她加入苏联国籍，她就成为一个苏联公民，将在苏联这块国土上生活一辈子，直到死。第二个可能是把她投入劳改营，也不过问，把她当廉价劳动力使用，直至累死或者病死。第三个可能……走廊里出现了几个穿着被剥去肩章的士兵服的苏联军人，打断了傅索安的思绪。那是先前院子中意欲调戏她的一群苏联军人中的几个，他们嘴里用俄语嘀咕着什么，嘻笑着朝木栅栏门走来。
当他们走到距卫兵五米左右时，卫兵大声喝斥起来，于是慢慢地往后退，有的进了自己的号子，有的去了院子。傅索安松了一口气，继续进行她的思维：第三个可能，是把她遣返回中国。这样，她无疑肯定会被处死刑。和第二个可能相比较，其实这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这个可能距死亡近，所以显得可怕。但傅索安转念一想，似乎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她如果不叛逃，等待她的也是一条死路。
傅索安感到自己已经理顺了思路，心头一阵轻松，顿时，困倦阵阵袭来。她猛然想起自己已经两天两夜未睡觉，又经历了鲍家庄的批斗会和昨晚那场和额尔古纳河的惊心动魄的搏斗，禁不住头昏脑胀，膝盖发软，差点马失前蹄栽倒在地。傅索安望着那张木板床，忽然感到自己先前的想法很是可笑：不沾那张床，难道就一直站着？一直站到苏联人发落自己？算了，随遇而安，就在这张床上睡吧！
主意打定，傅索安走到床前，把那条军用毛毯铺在草垫子上，爬上床去躺下，脱下军大衣盖在身上。只一分钟，她就睡着了。
傅索安睡了一会儿，被一阵喝斥似的俄语声所惊醒。她睡眼朦胧地撑起身子一看，铁栅栏门外站着苏联卫兵，手里摇晃着一个草绿色的搪瓷杯，原来是唤她吃午饭。傅索安下到地上，走过去接过搪瓷杯，一看，是半杯咸猪肉汤；卫兵又递给她一个面包、两个煮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