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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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晚年生命积淀的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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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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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过后的辉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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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同日，中共北京市委对“四人帮”在北大的爪牙迟群、谢静宜实行隔离审查。l0月10日，查封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梁效”（两校）。所有大批判组成员集中学习。10月24日，北大四千三百多名师生员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粉碎江、王、张、姚反党集团的胜利大游行。1977年11月23日，进驻北大的军工宣传队撤离学校。邓小平点名请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拨乱反正”，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以便把干部和教师们解放出来，投入新的工作。据《北京大学纪事》载：“十年内乱中受审查的正、副教授共184人，占当时正、副教授总数185人的99。4％。经复查需做出书面结论的有l1l人，已全部平反，其中迫害致死的18人。”又载：“根据有关规定，全校共清理1l39人的材料，清理后共销毁材料2040公斤。”
这真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数字！全校一百八十五位正、副教授中，仅一人未受到审查，这正应了当年军工宣传队所谓“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估计。北大岂不真的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吗？被迫害致死的十八人，这些冤魂即使得到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呢？重达二千多公斤的“材料”更让人闻之不寒而栗。人们不禁要问，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
不管怎样，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噩梦已经过去了，迎来的是灿烂的朝阳。北大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步子较其他院校走得更快一些。到1981年，北大正、副校长七人中，教授四人，中层干部中，正、副教授七十七人，占30。3％。三级以上教授均配备助手。一、二级教授家均由公家出钱安装电话（家庭电话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事）。由于按规定可享用汽车的教授人数太多，而缺少车辆七十七辆，学校不得不表示遗憾。改善教授、副教授的住房条件，虽经过努力，几经调整，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是“目前矛盾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正、副教授的配偶、子女调京问题，经校方努力，已解决得八九不离十。总之，历史再次重复。知识分子的命运，像烙饼一样，又翻了一个个儿。他们又重新受到了党的重视和群众的尊敬，被视为国家的财富而不是垃圾。中文系的教师们又开始讲授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诗词；西语系的教师们再次开设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的专题讲座。
“文革”以后，季羡林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
为了明晰起见，且把“文革”后季羡林的“官职”择要如下：
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3月，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l978年7月，“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1978年12月，再次当选为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
1979年1月，官复原职，被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
1980年5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0年11月，被选为北京大学第七届党委委员，并且被选为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六名代表之一。
1983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除此而外，他还兼任：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等五十余个职务。
季羡林的职务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住，如果印在名片上，三张名片也不够，所以他平时不用名片，必须交换名片时，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北京大学教授”这一个头衔。
季羡林的“飞黄腾达”，他自己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的心思在研究学问上，而不在做官上。可是，这却使过去痛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胆战心惊。他们怕他报复，感到忐忑不安。但是，季羡林没有这样做。他说：“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原因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牛棚杂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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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过后的辉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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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今天，他仍然友善而亲切地同过去整过他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开会，一起聊天，毫无芥蒂，没有半点隔阂。过去的事一风吹了，真正做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使许多曾经整过他，批过他，打过他，折磨过他的人深受感动，反而自觉愧疚。其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歉意。季羡林都向他们表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他甚至有时还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做解释和安抚工作。季羡林这种深明大义的行动，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使他在北大，在东语系，没有一个私敌。他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而那位曾经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则早在1971年便因挑动武斗，镇压群众，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等罪状，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l978年被开除党籍、公职，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依法判处聂无梓有期徒刑l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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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冬眠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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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它的难以预测。谁也没有想到，在经过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会出现一个社会安定，欣欣向荣，人心舒畅的社会局面；谁也没想到在经济滑到崩溃边缘以后，中国会出现经济繁荣，持续增长，脱贫致富的大好形势。
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四人帮”垮台的时候，季羡林同广大群众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他的心合着群众的锣鼓声而颤动。他在形容当时兴奋的心情时说：“我立刻想到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那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著名的诗。诗的前四句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表达我的喜悦心情于万一。”他又说：“解放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我还没有经历过。”可见他在“文革”结束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喜悦。
但是，从l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中，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季羡林的思想状态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他说：“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消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从不可接触者到可以接触者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
这个转变过程最后完成的标志，便是他创作的散文《春归燕园》。
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1962年写的散文《春满燕园》，他为了这篇文章吃够了苦头。到了1978年深秋，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季羡林凭直觉，感到春天真正要来临了。当时的时序虽然是秋季，但是他却感到大地“春意盎然”“心中溢满了春光”。他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特意再走了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他徜徉未名湖畔，看到男女学生们在黄叶林中于湖水岸边，都在认真地读着书，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中往复回荡。他想到，当年连湖光塔影也被贴上了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标签，今天恢复了名誉，显得更加美丽动人。他又想到，“四人帮”这些家伙生性与人不同，凡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春天、美景、鲜花，他们都憎恨，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现在，这一群丑类终于垮台了，人间又恢复了美好的景象。他倍感心舒气爽，激情满怀。
就是在这种兴奋激动的心情支配下，他又拿起笔来，再写了一篇歌颂燕园读书声的散文，取名《春归燕园》。写完《春归燕园》，季羡林的思想终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摆脱了一切束缚，完成了思想转变的过程，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信念和欢乐。
后来，他把写《春满燕园》和《春归燕园》两篇散文时的心情作了对比，“我自己感觉得，写《春归燕园》时的激情要大大地超过写《春满燕园》时。其中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写《春满燕园》时，虽然已经尝了一点点苦头，但是总起来说，快乐大大超过苦恼。到了写《春归燕园》时，我可以说是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阳关大道，其激情之昂扬，不是很自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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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魅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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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已经年逾古稀，满头银发，额头上增添了许多皱纹，看上去俨然一老翁的样子。正如臧克家在1980年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中所描写的：“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但是，季羡林自已却“一点老的感觉都没有”。他终日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骑车的速度之快让家里人常常替他担心。
此时，季羡林身兼数十个职务，终日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这个“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工作主要是立法、任命国家高级领导人。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这当然也会占去不少时间。季羡林打心眼里并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个“开会专业户”。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过去三十年已经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正是他搞学术研究的大好时机，不能再错过的了。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
季羡林既不能不“做官”，又不想失掉做学问，那就只好挤时间了。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仍然凌晨4点起床，伏案写作，8点以后去上班。再利用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地读书、写作，连节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