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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季羡林先生-第33部分

小说: 季羡林先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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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官员也不敢、不肯选他的作品呢?其实,说穿了,要害就在泰戈尔的作品中,除了有反帝反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还有赞扬母爱、童心、人类之爱的“菩萨慈眉”的一面。当时正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报刊上每天都在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西方作家从莎士比亚一直批到罗曼罗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苏联作家肖罗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以及根据“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等,都成了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最理想的靶子。在这样的情势下,去选泰戈尔的作品,不是自蹈死地吗?
  那么,为什么还要出版泰戈尔的《作品集》,而又不对他进行批判呢?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因为泰戈尔同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泰戈尔当时是亚洲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从2O世纪初就开始介绍到中国来,几十年中,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在中国广为流传,长盛不衰。泰戈尔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就写文章痛斥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推行鸦片贸易。1924年,泰戈尔为了寻求友谊,不顾年迈体衰,远涉重洋来中国访问,历时五十天,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半个中国。回国后,他特意在自己创办的国际大学里增办了一个中国学院。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他写诗怒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且在给日本所谓“爱国诗人”野口米次郎的著名公开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侵华谬论。由于上述原因,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国际大学的亲笔题词中写道:“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艺术家,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3)



  对泰戈尔这样一位既宣扬“人类之爱”,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外国作家,即使是奉行极“左”路线的“权威”,也不知道如何办是好。这就是季羡林的论文不能发表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也妨碍了季羡林文章的发表。就是泰戈尔1924年访华这件事。
  1924年我国文坛上正在开展一场所谓“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新文化阵营”指左翼作家。“封建复古派”指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张君励、辜鸿铭为首的“玄学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徐志摩、林长民等。
  泰戈尔当然不知道中国文坛上的这场斗争。他只是为了寻求友谊,为了膜拜中国古文化而来。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一直由徐志摩、林长民等人接待。泰戈尔访华在当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报刊上天天在头版登载他的行踪,发表有关他的评论。由于上面提到过的,泰戈尔的思想既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有“菩萨慈眉”的另一面,因此,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这次访华便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欢迎、反对、利用。“现代评论派”持欢迎态度,并且宣传泰戈尔是“爱的象征”,是来传播“爱的福音”的;左翼文人则持反对态度。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地批评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复古派”、“玄学派”则利用泰戈尔访华为自己张目。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泰戈尔访华便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应该说,泰戈尔这次访华是“不适时宜”的。正如鲁迅所说:“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而泰戈尔本人则“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明其妙而去”。
  60年代初,泰戈尔访华时对立两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健在。当年的左翼作家则已位居要津,掌管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权。他们对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斗争记忆犹新。而季羡林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介绍和评论泰戈尔访华这件事。这样一来,季羡林的文章遭到“封杀”,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季羡林的三篇与泰戈尔有关的文章,在尘封了二十年后,终于在80年代初得以重见天日。值得庆贺的是,2000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泰戈尔全集》。《全集》共二十四卷,约一千万字。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在天之灵,他对我们民族的一往深情,我们是没有忘记的。
  补充几句题外话:季羡林与泰戈尔之间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
  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之旅曾经在济南停留,并且发表演讲。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刚上初中,年仅十三岁的孩子。他对泰戈尔一无所知,但是为了好奇,也跟着成年人挤进了泰戈尔发表演说的会场。季羡林回忆道:“他的话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他那长须长袍非常有趣。他一身的仙风道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到了高中阶段,季羡林开始读泰戈尔的作品,曾翻译过泰戈尔的诗,还模仿泰戈尔的诗体写过一些小诗。
  后来,季羡林又走上研究印度语言、文化的道路,这使他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的理解,比一般人更为深刻。他曾阅读过泰戈尔的主要理论著作和作品,这不但是因为他喜欢读泰戈尔的书,而且研究泰戈尔已经成为他的份内工作。他除了写过上述三篇有关泰戈尔的专论以外,还写过《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泰戈尔序》、《菩萨与金刚——泰戈尔散文之我见》等多篇论文。1984年,他又翻译了印度女作家梅特丽娜·黛维夫人撰写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这是一本记叙泰戈尔生活和思想的实录,是泰戈尔研究者必读之书。季羡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研究泰戈尔的权威。
  季羡林还两次访问过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创办的国际大学。第一次是1951年;第二次是1978年。这两次访问,更加深了他对泰戈尔的景仰之情。
  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当年泰戈尔曾竭力提倡“东方精神文明”,推崇印度古代“梵我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复兴,就是整个亚洲复兴的基石。”季羡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曾大力倡导“东方文化”,宣传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必将再领风骚。”
  泰戈尔和季羡林,这两位东方的智者,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但是,当他们度过了漫长的生命历程之后,竟然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亚洲的未来,这样一些关乎人类前途的重大的问题上,有着惊人相似的认识和预言,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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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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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中午,还是那位张牢头走进牢房,命令季羡林搬家。是一间“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犯的地方,“钦犯”陆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季羡林恍然大悟,他受过刑之后升级了,打个比方来说,他在佛教的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房……


山雨欲来(1)



  1966年的春天,季羡林继续在京郊南口村埋头搞“社教”。
  南口村虽说离北京城也就几十里地,却显得很偏僻荒凉。据说在修铁路以前,当年这里是十分繁华的,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通,骆驼失去了运输工具的价值,这里的繁华景象立刻就消失了。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残垣,一片荒凉寂寞景象,当年的盛况只残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北大师生七八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来自武警总队等单位的。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尽管过去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工作队的队长是昌平县的一位干部,指导员是东语系的党总支书记,季羡林任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
  由于南口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季羡林对外面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是从每天送来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以及校内来人传来的各种信息,又使季羡林感到外面的形势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不过他并没有在意,仍然埋头搞他的“社教”运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能从中嗅出点火药味,看出点风向来。季羡林在南口村读到这篇文章,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他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学术文章看待,可见他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而且他当时搞的“社教”运动就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竟然偏偏忽略了阶级斗争。
  季羡林不但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优点?),心里藏不住话,不懂得韬晦之计,不懂得沉默是金。他看完姚文元的文章以后,竟然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他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
  5月10日,姚文元射出了第二枝暗箭:《评“三家村”——〈燕山夜活〉、〈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杀气腾腾,已经将“三家村”判定为“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这个‘黑店’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目的是“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么吓人的罪名,谁看了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可是季羡林仍然未看出其中的杀机。他又到处去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晗3O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
  季羡林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他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他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他毕躬毕敬,季羡林已内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季羡林的这一个“心腹”,把他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被关进“牛棚”以后,他的这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他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他的头上,把他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季羡林在南口村时,还有一件小事,必须提到。
  在南口村社教工作队里,有一位从武警总队来的姓陈的干部,是个老公安,年纪不大,已经有十年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季羡林与他相处得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引起了季羡林的注意。这位陈同志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用火烧掉。这同季羡林的习惯恰恰相反。季羡林有一个好坏难说的习惯:他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信件,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都要精心保留起来。看了陈的行径,季羡林大惑不解。特别是一张铅印的贺年卡,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同志却连这样一张贺年卡也不放过,而且不是撕掉,一定用火烧掉。季羡林看到这情景,实在沉不住气了,便与陈进行了如下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季羡林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了一下:“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
  岂知陈同志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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