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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季羡林先生-第24部分

小说: 季羡林先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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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他继续写道:
  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
  ────────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上面大段摘引季羡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
  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沉重十字架,踏上了永无止境的“忏悔”之路。
  在北大,像季羡林一样的虔诚信徒,还有不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仍然没有通过。
  北大“洗澡”运动最后剩下的两个困难户是:经济学系的周炳林教授和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这两位教授都因为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在自己所在院、系作过多次检讨,未获通过,又在全校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仍未获通过。4月8日,周炳林教授在法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五百四十多条意见,足见群众革命热情之高。周炳林教授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于是,马寅初校长、钱端升院长亲自到家中看望周炳林,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法学院为了帮助周炳林教授检查过关,甚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对他思想进行研究。运动到了这个地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说了算,群众认为不满意,便需继续检讨下去。马寅初校长不知如何是好。4月18日马校长专门主持会议,研究周炳林教授在全校大会检查的有关事宜,甚至动员周炳林教授的共产党员女儿给周做工作。最后,周炳林教授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查。



萌生“原罪”感(3)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4月21日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林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林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①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林教授在民主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朱光潜也随之通过检讨。
  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反共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团结,一片新气象。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补充一笔。毛泽东在信中提出“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人”以外,其余均可帮助过关。显然,张东荪是划分敌友的标准。张东荪何许人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了,而在当年却是个有名人物。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422页介绍:“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洗澡”终于完成,运动渐渐停止,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以后历次运动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始是大会动员,小会学习;然后是自我检查,群众批评或批判;再后是典型引路,人人过关;高潮是大会批判,定性处理;结尾是落实政策,甄别平反。除文化大革命以外,历次运动的过程大体都如上所述,概莫能外。
  ───…
  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1)



  2O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同时又是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一个批判狂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激情与痛苦并存,幻想与灾难同在的,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
  当时,意识形态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它的主旋律是:批判,批判,再批判。
  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里这样概括:
  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为可观。……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当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射向这个靶子。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的学术界都参加进来。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钩。“修正主义”这个词,5O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
  季羡林对50年代的批判运动概括得很全面,很简洁。不过,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批判与运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二者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紧密。一般说来,批判“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作靶子”。这种批判并不会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能够上“靶子”资格的人是很少的。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的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总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一般的平头百姓只要跟着摇旗呐喊几声,甚至冷眼旁观,看热闹,也不会有人管你的。运动一来则完全不同。无论哪次运动,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次运动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下次运动又是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当然知识分子都跑不了。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人人过关,没有旁观者,谁也不能漏掉。
  批判也好,运动也好,如果从打击的对象来看,大致可以以1957年反右斗争为界,前后有所不同。反右以前,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反右以后,逐渐发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这些软弱的知识分子,而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总是互相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所以知识分子仍难逃厄运。
  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运动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接下来是:
  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
  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
  其间,还穿插有对学术界各学科权威人士的批判。
  季羡林当时对大批判运动的认识又是如何呢?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
  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季羡林从不说假话。在当时的环境之中,除了像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可以“读史早知今日事”以外,没有几个人能看清大批判背后的真相。
  季羡林在50年代的大批判中没有成为批判的“靶子”。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后台保护,也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被疏漏掉了,而是因为当年的季羡林还够不上成为“靶子”的资格。虽然季羡林在1952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但他是属于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列,他无论在学术成就或社会影响力上,都远不能同他的老师一辈如胡适、陈寅恪、朱光潜、俞平伯等相提并论,季羡林的名气,在东方学界,在北大,是人人皆知的,在这两个圈子以外,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季羡林是何许人也。另一个没有成为“靶子”的原因是,他是个语言学家。即使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语言也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换言之,语言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之内。因此,季羡林不但本人免遭批判,而且也没有被选中参加某个批判班子。他只是作为普通一员,“心悦诚服”地参加了历次大批判运动。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2)



  但是,在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批判中,季羡林的恩师和崇敬的前辈们,却一个个中箭落马,身陷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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