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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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参用到趣味的研究上去；我亦不是说趣味的研究另有一种妙法，可以传人。我说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若拿了一把解剖刀来切割，恐怕割来割去了无所得。这不怪你的手术欠佳，或你的宝刀欠快，只是“割鸡焉用牛刀”耳。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至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不仅是有所为而发，字里行间，已颇有些牢骚了。强调《红楼梦》研究不是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而是趣味的研究，好像针对的是胡适，或者至少表示了与胡适提倡的科学考证不尽相同的见解。但何以隐忍着一股不平之情，就难以悬揣了。接下去俞先生又写道：
　　趣味的研究既没有特殊的妙法，则何以区别于其他？我说，这种研究其对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求得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本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边闹着玩亦可。我只自己觉得——毫无理由的直觉——这种研究大可存在。我们平心静气地仔仔细细地观察一件事，希望能够恰到好处（face　the　fact　as　it　is），不把复综的密缕看做疏剌剌的几条，不把浑圆的体看做平薄的片。我们笃信自己观察的是，但同时了解而承认他们应有他们的是处。人各完成其所谓是，而不妨碍他人的。这或是一般研究的方法所共有，但我以为在今日此地，实有重新提示一番的必要。做趣味的研究者，能谨守这些陈言更能不贵卤莽的获得而尚缜密的寻求；我以为即独标一帜，不为过夸。《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页。
　　看来，也许当时有人对俞平伯的研究方法有微词，比如指摘他的研究为趣味的研究，而不是科学的研究等等，所以他才有上述议论，目的是为了自辩。所谓趣味的研究，就是渗透着赏鉴的小说批评，不为考证家所重，势属必然。小说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当然不同于考证，但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俞平伯坚持的就是统一的观点。他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一定认为考证和小说批评不能互补，那末对不起，就让我们各人完成自己的，不要否定别人，妨碍别人。话虽这么说，由于小说批评的地位在当时并不稳固，他对只强调考证的风气甚为不满，所以下面又说：“《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部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页。初看似自省，实际上有具体的嘲讽目标。我认为俞先生是在不遗余力地为小说批评派红学辩护。“不要把圆浑的体看做平薄的片”，是西方小说批评的惯用观念，俞平伯在文章中忽插入此语，不知是来源有自，还是自己感发，暗与理合。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他的小说批评已带有一定的现代意味。此文写在他欧行归来之后，在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上受西方小说批评的影响，也是情理中事。
　　至于俞平伯1949年以后写的红学文章，除一部分专门考证版本者外，包括1954年发表的《红楼梦简论》和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的《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简论》载1954年3月号《新建设》杂志；《读红楼梦随笔》连载于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香港《大公报》。，绝大多数都可纳入小说批评的范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趣味研究，也就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融合。如果说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是周汝昌，那末，俞平伯应该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始终不渝的身体力行者。
　　
　　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
　　
　　王国维开其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命途多舛，刚一诞生，便有王梦阮和沈瓶庵以及蔡元培、邓狂言等索隐派著作相继问世，接着便是胡、蔡论战，考证派红学的压倒优势于是形成。所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因为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结合，虽然在社会上有影响，人们却没有理解他的特殊研究方法，误认为与胡适的考证毫无二致，尽管如此，他似乎还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因而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自为回护。可见受考证派红学笼罩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处境是何等艰窘。
　　当然在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梁启超倡导小说界之革命，谈论小说一时蔚为风气，有的专论《红楼梦》的文章，已与我们所说的小说批评非常相似。1915年《小说海》上刊载的季新的《红楼梦新评》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01至第319页。，方法基本上还未能摆脱评点式，但持论甚深邃，对《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思想内涵多有阐发，论点相当大胆。即如文章在提出宝玉一生钟情于黛玉，而又往往滥及其情于旁人，此不足为训之后，对各种婚姻制度有一段爬罗剔抉的议论。先是挞伐一夫多妻制：“若一夫多妻之制，直视女子如饮食之物。八大八小，十二围碟，样样不同，各有适口充肠之美，下箸既频，又欲辨其味，大嚼之后，便已弃其余，直不视为人类，又何爱情之有？”然后泛论婚姻制度本身：
　　推而极之，则婚姻之制度亦为爱情之障碍。盖多妻之制，以女子为饮食物，固是私心；一妻之制，以女子为珍宝，亦是私心。西人斥多妻者之言日：“汝有钻石如此，将以之嵌戒指乎？抑将捶为无数之碎颗乎？”此以喻爱情之宜专也。殊不知视妇女为珍宝之心，皎然如见，此不可为讳者也。中国之俗，结婚不得自由。西国之俗，结婚得自由矣，而离婚不得自由……诚以婚姻者以爱情为结合，爱情既渝，为婚姻自然当离也。于是社会学者，倡为废去婚姻制度之说……以余论之，男女相合之事约可分为四期。草昧之世，榛榛狂狂，男女杂媾，无所谓夫妇，此一期也。定以法制，以防淫纵，然野蛮故态，仍未尽去，于是有一夫多妻之制，又有一妻多夫之制，此为二期也。一夫一妻，著于法律，至于情夫情妇狎妓等事，只能以道德相规，不能以法律相绳，此第三期也。为离为合，纯任爱情，此第四期也。以理言之，　　自以第四期为最宜；然必俟其男女道德皆已臻于纯美，又知以卫生为念，然后可行，否则将复返于榛狂之世矣。法制者，道德之最低级，使不肖者歧而及之者也。因世界多不肖之人，不得已设为法律以制之，使不肖不绝迹于世，则法制终不可废。故今日为计，仍以一夫一妻制最为合宜。
　　此一系列观念，我们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可以找到依据，立说既大胆，又平实，放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过时之感，反证出中国社会发展之缓慢。作者随后又提倡，爱情一是要自由，一是要平等，须“自重其爱情，尤当知重他人之爱情”。因此他联系《红楼梦》的有关描写，认为宝玉的“滥用其情”，便不是以平等为根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更多地是从社会改良的角度来剖解《红楼梦》，主观注入的思想多，客观分析作品不够。1914年《中华小说界》发表的成之的文章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600至第620页。，在思想上多有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遗绪，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不过主要是解释第五回的一支支《红楼梦曲》，见地虽不乏有，可是又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各“代表主义”，则未免太凿。他们近似于小说批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小说批评。
　　1920年《小说月报》刊载的署名佩之的《红楼梦新评》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5至第29页。，则是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批评文章。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一、绪言；二、《红楼梦》主义；三、《红楼梦》在文学上的价值；四、《红楼梦》的人生哲学；五、《红楼梦》人物新评；六、《红楼梦》的缺点。作者首先指出，对《红楼梦》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眼光，有的当言情小说看，有的当哲学小说看，有的当历史掌故小说看，有的当政治小说看。他的目的，是想以批评的态度“重新给他一个价值”。于是他提出《红楼梦》是描写和批评社会问题的小说，包括婚姻问题、纳妾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弄权纳贿问题、作伪问题等等，如看不到这些，便辜负了作书人的一片苦心。而批评社会所使用的方法，则是用客观的态度描写社会的实在情形，即如同明镜一般，“把社会生活，一齐映照出来，令观者彻底感悟”。所以佩之肯定《红楼梦》是一部“极好的写实派小说，别的小说，都赶他不上”；其文学上的价值，主要表现为结构精密、笔墨纯洁、描写人物极细到。他说：“中国小说里，善于描写人物的，莫过于《水浒传》。而《红楼梦》一书，描写人物之能力，实在不在《水浒传》之下。黛玉有黛玉的品性言语，宝钗有宝钗的品性言语，决不会误会的。《水浒传》描摹一百零八个强盗，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各人的品性，便从他的事业里摹拟出来，显露出来。而《红楼梦》所描写的，无非是家常琐碎的事情，要从家常琐碎的事情里，显露出各人的品性，却不容易。”又说：“书中摹写各人的性格，尤以摹拟感情为最擅长。宝玉、黛玉诸人，俱是富于感情的人。书中曲折写出，没有丝毫格格不入的地方。本来感情一物，不比他种，是不可以用言语摹拟的，用文字更是不易。作者却能将至难的地方，一齐传达出来。现在读的人，都觉得宝黛诸人的感情，牢牢印在脑海之中，不易磨灭。作者的魔力，不可谓不大了。西洋小说里面，描写人物极工，若把《红楼梦》里人物，两相比较，《红楼梦》也不在它们之下。”
　　这些论述，把《红楼梦》和《水浒传》加以比较，又和西洋小说加以比较，是典型的小说批评的写法，赏析之中，透露出逻辑的力量。文章在讲到《红楼梦》的缺点时，认为不该写太虚幻境的几段神话，显然是谬见，也许是过于强调写实的价值所致，于全篇有小小的不谐调，但不影响仍是一篇颇见水平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评论《红楼梦》的文章。
　　还有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与佩之的《新评》发表于同一年，载《民心周报》，也属于小说批评范围的文章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至第14页。；而且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认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即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作者依此“六长”为绳墨，来评估《红楼梦》，结果发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虽行文不无生硬之感，其为小说批评无疑。使用这种方法，容易见出《红楼梦》的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价值。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于1921年发表，小说批评派红学会出现更好的势头。因上述季新、成之、佩之、吴宓的文章，都发表于1921年以前。胡适的《考证》问世后，情形为之一变，人们为胡、蔡论战所吸引，随之而来的是家世问题、本事问题、地点问题的讨论，着眼于文学价值的小说批评，便退居其次了。这种状况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没有多大改观。1925年《清华文艺》发表的《读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以后》《清华文艺》第一卷，第2期。，及同年刊载于《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上的刘大杰的《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可以说是小说批评，但前者着眼于介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后者亦嫌过于简略，创见不多。比较起来，还是鲁迅1924年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中，说的一段话，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甚具启示意义。鲁迅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鲁迅全集》第八卷，第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要言不繁，即使置诸今天，仍不失经典之论。这段话前面一部分，意在评价《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