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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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
王国维揭明这种悲剧的特点是：随时都可以降临，每个人都会遭遇，而且身受其害，却又无法说出，所以是天下最残酷的悲剧。《红楼梦》就是这样，既没有蛇蝎一类人物左右全局，又不是由于出现了非常的变故，不过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结果却产生了大悲剧。这在美学上，更具有典范意义。叔本华说这种类型的悲剧在编写上困难最大，即使优秀的剧作家，也难免采取回避的态度。
可惜他没有读到《红楼梦》，否则一定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或许《浮士德》的例子就不值一举了。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可谓知音之谈——既是叔本华的知音，又是《红楼梦》的知音，其在美学上和小说批评方面的开创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俞平伯所代表的考证派红学
与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合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作为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发端，在时间上先于考证派红学，比蔡元培、王梦阮等人的索隐还要早十几年，已如前述。但《红楼梦评论》问世之后，小说批评派红学并没有立即兴旺起来，反而是索隐和考证相继喧嚣于世，湮没了小说批评的应有位置。直到1923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红学的小说批评旋又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我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指出，俞平伯的研究《红楼梦》与胡适不同，胡适是历史考证，他是文学考证，而且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顾颉刚在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里，曾谈到俞平伯当时想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组稿内容包括： （一）把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的；（二）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的分别见俞平伯：《红楼梦辨》第4页、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俞平伯自己在《红楼梦辨》的引论里，追述1920年和傅孟真一起乘船去欧洲，以《红楼梦》作为他们的海天中的伴侣，“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的意义、价值”分别见俞平伯：《红楼梦辨》第4页、第9页。。可见俞先生运用小说批评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有相当的自觉性。
《红楼梦辨》有考证，有批评，但都不离开“本文”，即顾颉刚在序言中说的“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红楼梦辨》第3页。。而考证和批评的重点，是后四十回续书。我们且看《红楼梦辨》的作者为批评后四十回所立的标准：
我在未说正文之前，先提出我的标准是什么？高作四十回书既是一种小说，就得受两种约束：所叙述的，有情理吗？（2）所叙述的，能深切的感动我们吗？如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这当然，批评的断语也在否定这一方面了。《红楼梦辨》第39页。
两条标准都是小说批评所必须依据的标准，而不一定是考证的原则。因为考证需要“断感情”，自然不必考虑能否感动我们。特别《红楼梦辨》中的《红楼梦的风格》一文，更是完全“从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⑤⑥《红楼梦辨》第92页。。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尚有估计不足的缺陷，一则曰置于世界文学中“位置是不很高的”⑤；二则曰《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⑥。这评价未免太低了。但俞平伯以一个作家的敏锐的鉴赏力，《红楼梦》的真正妙处，他能够会心独赏。他说：“以我的偏好，觉得《红楼梦》作者第一本领，是善写人情。”②③参见《红楼梦辨》第94页、98页。又说，“《红楼梦》所表现的人格，其弱点较为显露。作者对于十二钗，一半是他的恋人，但他却爱而知其恶的。所以如秦氏的淫乱，凤姐的权诈，探春的凉薄，迎春的柔懦，妙玉的矫情，皆不讳言之。即钗黛是他的真意中人了，但钗则写其城府深严，黛则写其口尖量小，其实都不能算全才。全才原是理想中有的，作者是面镜子如何会照得出全才呢？这正是作者极老实处，却也是极聪明处。”②这都是对《红楼梦》极有体味的话，说中了作品的妙谛。
王国维肯定《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俞平伯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红楼梦》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书虽没有做完，但这是无可疑的。不但宁、荣两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钗之由荣而悴，能使读者为之怆然雪涕而已。若细玩宝玉的身世际遇，《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试想以如此之天才，后来竟弄到潦倒半生，一无成就，责任应该谁去负呢？天才原是可遇不可求的，即偶然有了亦被环境压迫毁灭，到穷愁落魄，结果还或者出了家。这类的酷虐，有心的人们怎能忍受不叹气呢？”③同时也与民族的文化心理相联系，指出：“我们的民众向来以团圆为美的，悲剧因此不能发达，无论哪种戏剧小说，莫不以大团圆为全篇精彩之处，否则就将讨读者的厌，束之高阁了。”见《红楼梦辨》第96页、100页、101至第102页。不知俞先生是否受了王国维的启发，他们对《红楼梦》所做的小说批评，达成了一致的结论。
至于他提出的《红楼梦》是一部“怨而不怒的书”②见《红楼梦辨》第96页、100页、101至第102页。，1954年曾遭到批评，现在看来，这批评是欠公正的。须知，俞平伯先生谈的是《红楼梦》的风格，即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我们不好另外用一个政治概念来衡度。他说：“缠绵悱恻的文风恰与之相反，初看时觉是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感情，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②我们读《红楼梦》——不是一般地翻看，而是多看上几遍——不是也有同样的体会吗？《红楼梦辨》最后一篇文章，是十则读《红楼梦》札记，作者在第九则札记中进一步谈到《红楼梦》的艺术风格，写道：
此书的好处，以我看来，在细而不纤，巧而不碎，腻而不粘／流而不滑，平淡而不觉其乏味，荡佚而不觉其过火；说得简单一点，“恰到好处”，说得figurative一点，是“秾不短纤不长”。此《红楼梦》所以能流传久远，雅俗共赏，且使读者反复玩阅百读不厌；真所谓文艺界的尤物，不托飞驰之势，而自致于千里之外的。古人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实至则名归，决不容其间有所假借。我们看了《红楼梦》，便知这话的不虚了。《红楼梦辨》第210页、第3页。
我们读着俞平伯先生的娓娓论述，只觉得他艺术鉴赏的眼光敏锐，体味深细，笔致隽永，恰如分际。如果说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主要是侧重从美学的角度说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俞平伯的批评则是鉴赏式的，有理论阐述，却不离开本文，重视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把握作品，在艺术领悟方面，比王国维又进了一步。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续书应如何评价？这直接涉及文学考证。《红楼梦辨》中的不少篇文章，都是细心考证这一问题的，如《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高鹗续书的依据》、《后四十回的批评》、《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等，基本上都是考证文字。但如前所说，俞先生所做的是文学考证，是与小说批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在比较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文字异同的同时，更从艺术创作的特征出发，得出“凡书都不能续”《红楼梦辨》第210页、第3页。的结论。他说：
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的个性，续书人也有他的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不能融洽的思想、情感和文学的手段，却要勉强去合作一部出，当然是个“四不像”。故就作者论，不但反对任何人来续他的著作，即是他自己，如环境心境改变了，也不能勉强写完未了的文章。这是从事文艺的应具的诚实。
至就续者论，他最好的方法，是抛弃这个妄想；若是不能如此，便将陷于不可解决的困难。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的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因为如果表现了你的个性，便不能算是续作；如一定要续作，当然须要尊重作者的个性，时时去代他立言。但果然如此，阻抑自己的才性所长，而俯仰随人，不特行文时如囚犯一样未免太苦，且即使勉强成文，也只是“尸居余气”罢了。
我认为没有什么人能够反驳俞先生的观点，因为他是依据艺术规律进行论证的，而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观点。虽然想续写《红楼梦》者代不乏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成功的，连程、高补作的水平也达不到。此无他，就是俞先生讲的：“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见《红楼梦辨》第3页。也就是艺术规律不能违背。由此可以看到，使用小说批评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有考证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具有说服人的力量，可以弥补单证的不足。
俞平伯治红学的初衷，似乎也是在追求一种文学考证和小说批评的结合。顾序讲的他们主要在“本文上用力”，固是一证，俞先生在《红楼梦辨》的附录札记中，更反复致意。一则说：“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做深一层的领略。”见《红楼梦辨》第212页、213页。二则说：“我们可以一方做《红楼梦》的分析工夫，但一方仍可以综合地去赏鉴、陶醉；不能说因为有了考证，便妨害人们的鉴赏。”②③见《红楼梦辨》第212页、213页。三则说：“考证和赏鉴是两方面的观察，无冲突的可能。”②四则说：“考证正是游山的向导，地理风土志，是游人所必备的东西”，因此“要荡瑕涤秽，要使读者得恢复赏鉴的能力，认识那一种作品的庐山真面”。③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前我们不理解俞平伯先生的苦诣孤心，或者对他的书读得不细，误认为他的考证和胡适一样，没有看到他对红学的独特追求，失之交臂而不自知，确是一件殊可遗憾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俞先生在1925年所写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这篇文章的具体背景，我们已经无法查考了，审其行文语意，当是有所为而发。请看下面的措词：
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做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做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做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成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我不说那些方法不可参用到趣味的研究上去；我亦不是说趣味的研究另有一种妙法，可以传人。我说欣赏文艺时附带一点研究，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