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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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小男孩蹲下来小解。问题本身自然小之又小，弄得清楚和弄不清楚，都无关宏旨。但《红楼梦》研究者不同，就是探究得这样深细，所以才出现许多红迷。
　　总之，依赖于《红楼梦》文本的红学小说批评，前途是无量的。无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对《红楼梦》作出新的解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社会的复兴，文化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回归原典的活动。《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化经典，魅力是永存的，红学不红学，倒在其次。
　　
　　一夜难为怨别人
　　
　　当然现在的《红楼梦》读者，对作品的关注点与过去已有所不同。百年红学的一个积极成果，是《红楼梦》这部古典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红楼，水浒、三国、西游等几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古典小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参与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语言、生活，甚至价值判断的借用符号。如果加以区分，大体上少年儿童喜欢西游，老年人喜欢三国，农民喜欢水浒，知识分子喜欢红楼。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今天的读者有不同的选择。青年中喜欢贾宝玉、林黛玉的人越来越少，而王熙凤备受青睐。《红楼梦学刊》近年多次收到称颂王熙凤是时代新人的文章。有一年春节，我和内子在深圳，一位朋友带她的十五岁的女儿看我们。这个女孩喜欢《红楼梦》，不知读了多少遍。我问她喜欢哪个人物，她说喜欢王熙凤。我大感意外。她还说也喜欢朱自清，将来找丈夫就找个朱自清一样的人，但要有个郁达夫做她的情人。我和我太太、她的妈妈，三个人都惊呆了——她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小女儿的如此高论。
　　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就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对《红楼梦》人物的选择也是变化的。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十几岁的时候读《红楼梦》，最喜欢的人物是晴雯。二十几岁的时候，很欣赏史湘云。现在想，《红楼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应该是平儿。给王熙凤做贴身丫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平儿做得很好。王熙凤视平儿为心腹，其他的人，例如李纨，也说平儿是凤姐得力的臂膀。平儿绝对没有对风姐不忠实的地方。但王熙凤做坏事，平儿绝对不做。不仅不做，她还要背着王熙凤做好事。“相济”而不“同恶”。“同恶相济”这句成语，不适合用在平儿和王熙凤的关系上。平儿是维护凤姐的，但凤姐的罪恶，平儿却没有份。贾府上下没有人说平儿不好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王熙凤犯事，案情牵连平儿，一定不知有多少人出来作证，认定平儿无辜。做人做到如此地步，可以说达到了做人的一种极致。要说做人难，没有比平儿做人更难了，但她却做得最好。所以我觉得平儿其人最为难得。不过这样的认知，须得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方能取得。就像《红楼梦》里平儿的思想风貌，必须经过“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云轩里召将飞符”、“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这些纷扰之后，然后方能在“判冤决狱”的大关目上显现出来一样。
　　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身上最终找到的是他自己。文学研究尤其如此。
　　但《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红学作为一种职业，她的盛世恐怕是过去了。百年红学已经极尽了学术之盛。现在的情势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上，我曾说红学研究已到了“食尽鸟投林”的地步。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国内的红学名家续有新作的很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红楼梦》研究的伪考证之风趁虚而入。近两年大陆红学最轰动的新闻，是有人撰文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其目的是翻“五四”以来顾颉刚、俞平伯等老一辈红学家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比较研究成果的案。再就是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说现存各种脂砚斋评本都是假造的，企图把“五四”以来新红学的研究成果一笔抹煞。主张不应否定后四十回的功绩，是对的，早有不少学者这样做过了。吴组缃教授于此持论甚坚。但一定要说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好，恐怕稍具文学鉴赏眼光的读者都不会认可。至于脂本假造说，尤其缺乏坚实的根据。还有作者问题，近年对曹雪芹是《红楼梦》原作者的质疑文章明显增多，但也只是提出疑点，证据并没有少许增加。因此这类红学新闻，大半是“炒”出来的，舆情尽管沸扬，于红学的学术进境却鲜有小补。相反，这种炒冷饭、伪考证的行时，恰好说明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红学，已经到了梁启超所说的学术衰落期，呈现出佛家所谓之“灭相”。梁启超论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住、异、灭概括之。其论衰落期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曰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遂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至3页。
　　如果要我来展望世纪转换后的红学，那末我可以作一个比喻：已往的百年红学，相当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从今而后的红学，最多是后四十回续书而已。也许我的看法过于悲观。不过没关系，乐观的朋友丝毫不必紧张，因为前面说了——现在不是正有人力图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吗？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的1904年，曾写过一首《出门》诗，全诗八句写道：“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我草这篇论文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王静安先生九十年前撰写《红楼梦评论》的同年所写那首诗的心情，实相仿佛，我也不知我之所论是接近“幻”还是更接近“真”？
　　
　　《红楼梦》与红学
　　
　　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林黛玉焚稿断情而疯癫，埋怨母亲“奈何烧杀我宝玉”见于邹彛�的《三借庐笔谈》卷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固是辗转流传下来的文坛佚话，未必尽真；现在深研红学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或者突然宣布自己于红学有重大发现的“红迷”，却代不乏人。甲骨学和敦煌学，在世界上有东方显学之目，如果说红学已成为当代显学，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提到，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赵冈、周策纵、柳存仁、方豪、陈庆洁、李治华等许多红学专家为之撰稿，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参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5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红楼梦卷》。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又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即使曹雪芹在世，他也会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红学热感到惊异罢。何况《红楼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好的命运，书里面随时流露出一种前途无望而又无可如何的消极情绪。第一回写英莲出场，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对甄士隐说：“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脂砚斋在这句话上面加了一条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衩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心境是洞察入微的，他知道《红楼梦》的写作有所寄托。这里直接写的是英莲，实际上包括作者的经历在内。所以曹雪芹地下有知，断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会享此殊荣，以至于还有什么红学“造劫历世”，闹闹嚷嚷，不可终日。
　　曹雪芹原希望他写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参见《红楼梦》第一回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谁知“把玩”的结果，竟冒出一个红学来。如果说开始的时候，红学这个词带有一定的玩笑性质，现在已大不相同。据说清末有一个叫朱昌鼎的文士，笃嗜《红楼梦》，而当时的风气是讲经学，人家问他“治何经”，他说：“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问的人不理解，他解释道：“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这是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的记载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15页。。李放在《八旗画录》中也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26页。可见红学一词，开始是有一定的戏谑和玩笑意味的。徐兆玮作的《游戏报馆杂咏》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则又为红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材料。他在诗的小注中说：“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当然这是旧话，可以押下不表。且说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红楼梦》研究的日益发展，红学已经名逐实遂，现在可以说完全获得了作为一门专项学科的真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