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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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不是同样可以“平分”吗？小宛二十七岁入宫，黛玉进贾府时十三岁。错了——黛玉进贾府时年仅七岁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又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六章“红楼纪历”亦有考，可参看。，差不多是小宛入宫年龄的四分之一，不是“恰得小宛之半”。
退一步说，即便黛玉送贾府时年龄是小宛的一半，何以两者就有“关合”呢？两个人都“善病”，也许可以勉强算作“关合”，那末，一个爱梅，一个爱竹；一个善栽种，一个爱葬花；一个烹调，一个裁剪；一个熟读楚辞，一个好拟乐府；一个穿褪红衫，一个有茜纱窗，又“关合”在何处呢？毋宁说这恰好是不“关合”之处。至于说黛玉又名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更是不折不扣的杜撰。《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写得明白：
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
这才是黛玉称潇湘妃子的真正来历、直接内证，可以使《红楼梦索隐》的作者无丝毫辩解的余地。
王、沈的《红楼梦索隐》的不科学，还表现在认为一人可以影射多人或多人皆可影射一人。如影射董小宛的不只黛玉一人，袭人、晴雯、妙玉、宝钗、宝琴、秦可卿，都影射董小宛；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家四姊妹，以及宝钗、妙玉、香菱，都被看做影射陈圆圆。这样一来，宝钗就可以同时影射董小宛和陈圆圆两个人。影射清世祖的也不仅有贾宝玉，还有柳湘莲和王熙凤。而宝玉同时还影射侯朝宗，王熙凤又影射杨龙友。香菱、夏金桂、薛蟠、包勇则都影射吴三桂。史湘云影射的更多，顾眉楼、孔四贞、卞玉京、卞嫩、长平公主，都在影射之列。一身多任，性别不分，随意牵引，实在无科学性可言。如同茅盾所说：“王、沈二氏之索隐除卷首有提要外，每回有总评，行间有夹注，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然而最不能自圆其说者，为一人兼影二人乃至三人。”茅盾：《关于曹雪芹》，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第55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除了寻找人物的“关合”之外，还有事件和情节的“关合”，也是王、沈竭力搜索的对象。如第一回有三月十五日葫芦庙炸供失火的描写，王、沈便在三月十五日这个时间上做了一番索隐：“甲申之变，三月十九日，自成破京师，明社遂屋。此言三月十五，隐隐指此，亦借用三月十五陪衬八月十五，为三桂卒于中秋作张本也。处处均有关合。”由三月十五想到三月十九，然后又想到八月中秋，这样随意联系历史事件，即便是运用现代意识流的手法，恐怕也无从联想起。又如第十二回王熙凤设相思局，对贾瑞说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
王、沈认为这里的贾瑞是影射洪承畴，理由是明崇祯十四年松山之战被俘的将领除洪承畴外，还有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燮蛟、祖大乐，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祯，副将江翥、饶勋、朱文德等十人，但送往盛京、受到隆遇的只有一个洪承畴，所以王熙风才说“十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王、沈在做了上述索隐之后称颂说：“此等笔墨，若嘲若誉，余意无穷。”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这种索隐方法可以成立，岂独明清的史实，秦、汉、唐、宋的一些历史事件，同样可以找到“关合之处”。更妙的是第十九回，宝玉的小厮茗烟与一个叫万儿的小女孩“干那警幻所训之事”，于是王、沈对此做了一大篇索隐：
情僧随从，大抵皆刑余之阉宦，断无此事。若文学侍从，虽在内廷，而规制极严，似又不能与宫人幽会。作者写此一段，当非无谓，既特意标写其名，蓄意当即在此。按此上回，董妃丧父南行，意或挈其妹董年同返。先寓于外，情僧入彀后，乃纳之宫中。此事即书于宝玉往袭人家之前。大约是以僮婢偷情代喻情僧外幸之事。其梦如锦，其名为万，因明明隐藏一年字，锦固有万年锦也。
真是不可多得的一段妙文。很难说清楚索隐者具体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索隐方法。开始提出“随从”不能，而“侍从”又不敢，这用的大约是排除法。可是，既非“侍从”，又非“随从”，就一定是情僧即顺治皇帝自己吗？为什么不可以是其他人呢？不是说宝玉是情僧吗？现在宝玉的小厮茗烟也成了情僧，两个情僧同时上场，一问一答，戏剧性倒是有了，可是赖以索隐的真实依据何在？因为万儿的母亲梦见一匹锦，于是就联想到万年锦，因而里面便隐藏一个年字，所以万儿就是董小宛的妹妹董年。这种曲径通幽般的推求，为任何保持正常思考力的人所不能理解。
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也不是毫无是处。随意比附史实虽然占去了该书的绝大多数篇幅，基本观点和具体方法不能成立，但以史证文，好学深思之处不在少数，且间或有一些艺术分析，仍不乏独到见解。特别是每一回的行间批注，并不都是史实索隐，很有一些剖解书中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揭示写作手法的地方，有时能发人所未发。如《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宝钗、黛玉相继探视，两人的言语和情态适成对照。王、沈于此批道：“宝钗设词以安宝玉之心，宝玉又设词以安黛玉之心，可见宝玉意中原只有黛玉，而宝钗苦心孤诣，偏欲以小善小信擅移其爱。岂知天下事，凡出于勉强者，均不能持久，卒归于败。古今攘攘者，何钗之多也。”又说：“是情之真挚处，自又比宝钗之情加密一层。此段全写钗、黛诚伪之分，及宝玉与钗、黛用情深浅之别。妙在不加褒贬，实处处右黛而左钗。一写径情而出之情形，而并不伤雅；一写多端掩饰之举动，而不免露痕。此中消息，解人自解。”
应承认，这些分析与作者的用意是相吻合的。又比如第四十一回，宝玉、黛玉、宝钗一起在栊翠庵品茶，黛玉用的杯子叫点犀，宝钗用的是，独将妙玉自己“常日吃茶的”一只绿玉斗杯拿给宝玉，这一特定细节，反映出妙玉的极其微妙的心理。王、沈于此处写道：“志此一笔，尤诋妙玉之深。寻常一未经用之盏，经老老一啜，便弃而不复顾；宝玉男子，反以己所常用者共之，独不虑口泽及人乎？写妙玉处处是假惺惺，见所欲则忘其洁矣。”而当书中写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王、沈对此更大加发挥说：
此一层常屡思不得其解。以意淫之人，遇绝美之色，承相爱之雅，叼共卺之荣，自当怡然受之，惕然惟恐失之。宝哥方留神察看时，安能不觉？然忽尔舍用情之深，求用物之贵，此在常人所不肯出，况属情种，当必无之事也。而作者特书此举何意？盖尝思之重思之。宝哥盖正以用情之深，留心之细，见妙玉之忘情造次，故诘一语，词若有憾，以代妙玉在钗黛前掩盖也。宝哥常日来此，用此杯者，必不止一次，当已早领其意，故妙玉一切性气，均能体之细而知之深。今当钗黛之前，二人之心细，遇妙之矫矫不群，必先宝玉而留神察看。若见其率与宝玉共卺，设若含酸微笑，则妙公无地自容矣。宝玉处处留心，知妙玉之独厚于己，欲为掩盖，故反以尊客之礼自居，若以不得平等为憾者。当时四人之意均微会矣。一则平两美之酸，一则掩妙人之率；既掩妙人之率，可见两美之尊。面面俱到，百节全灵，宝哥真天下第一有情人，亦第一有心人，更是第一慧捷机变人，吾真自笑莽汉矣。观后文之舍盏不收，更可见此时之孟光，若遽接梁鸿之案。钗黛尖刻，断无不退有后言者。宝玉爱玉，为之弥缝者甚微，且措词雅善，中其窍要，妙亦解人，故不以为忤，而应声立撤，平时不言之亲爱，一扫而空。读《红楼》至此，真胸中三日作辘轳转。不知世间善男信女，能识此者有几？用情能至此而又仅止于此者又有几？吾不禁谓宝妙皆天人也。
这段议论对宝玉和妙玉的微妙关系，以及与钗、黛共同品茶时四人的心理活动，缕析得非常细密，揭示得甚为深刻，不失为深得《红楼》作意的赏析之文，而与随意比附的索隐文字迥不相侔。《红楼梦索隐》中，类似的艺术分析不少，而且文字通脱流贯，读来不觉吃力，这是王、沈这部著作的未可全然抹煞处，同时也是此书问世后一再重版的原因。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很快便重版13次，当时影响很大。
清末民初三大索隐派之三
《石头记索隐》及康熙王朝政治状态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于1917年，写作时间约同于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但酝酿时间较长，早在1900年以前蔡氏即开始留意红学，并认为影射康熙朝轶事的说法“十得四五”参见龚鹏程为《石头记索隐》所写的“导读”，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已倾向于索隐派红学。在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索隐三派中，蔡著影响最大，观点和方法带有系统性。
蔡元培对《红楼梦》总的看法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具有深挚的民族主义思想，这在红学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为这样一来便扩大了对《红楼梦》思想含意的理解。而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复以层层障幕掩盖之，可看做蔡元培先生的红学观。他说：
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种曲笔，唯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
《红楼梦》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有多种层次和多种角度，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是确实的，蔡元培看到并指出这一点，不愧有识之见。他指出《红楼梦》有反满思想，也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蔡氏索隐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书中反满思想的揭示。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阐证本事。
蔡先生说：“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与鄙见相合。”徐柳泉的说法流传甚广，除《郎潜纪闻》所记，陈康祺在《燕下乡脞录》中也有转述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第40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面介绍明珠家事说时，已加以征引。蔡氏的观点显然是从中受到了启发，不过他未取明珠家世说，而是使寓意更加扩大，扩大为整个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乘光舍笔记》作者阙名，其中关于《红楼梦》的一段写道：
《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全书所记皆康、雍年间满汉之接构，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书，宝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见也。盖汉字之偏旁为水，故知书中之女人皆指汉人，而明季及国初人多称满人为达达，达（指繁写的逹——笔者）之起笔为土，故知书中男人皆指满人。由此分析，全书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参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412页。
这则记载，1915年出版的《红楼梦名家题咏》曾加以引录，可见认为《红楼梦》是写满汉关系的书，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的特点，是把这种观点加以系统化，上升为理论，认定“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红楼梦》的“本事”，同时也是全书的主题。他还对自己索隐的方法做了概括，即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