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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作者:刘梦溪-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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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1944年5月版。又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99页至332页。。对于多种西洋器物,方豪尽可能考证出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在社会上的流行的情形。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到洋漆架,第五十三回写到洋漆茶盘,方豪查到了雍正赐给葡萄牙使臣的礼品单,其中有一箱全部是洋漆妆奁,另外一箱有洋漆柿子盒一对和洋漆盖碗四件,说明洋漆器物在清初是很贵重的。又如自鸣钟,是最早传入的西洋物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即带有此物,到乾隆时已普及士大夫家,但康熙时还相当珍贵。《红楼梦》第七十二回写凤姐变卖一个金自鸣钟,售价为五百六十两银子,而另外四五箱铜锡器皿总共卖了三百银子。所以方豪得出结论说:“《红楼梦》之作必在乾隆前也。”结论正确与否,自当别论,考证之细,令人赞叹。还有曾次亮、朱南铣,王利器、周绍良,也是考证派红学的重要人物。曾次亮考证曹雪芹的卒年,引入“时宪历”,证明癸未年春季的交节比壬午年早十八天曾次亮:《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讨》,载1954年4月26日《光明日报》。,增加了曹雪芹卒年癸未说的论证力量。王利器1957年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王利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文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甚有裨益。朱南铣和周绍良合编的《红楼梦书录》、《红楼梦卷》《红楼梦书录》原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增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署名一粟编著;《红楼梦卷》系“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一种,分第一、第二两册,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编者亦署名一粟。是汇集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资料最全、最丰富的两部书,给予红学研究者的嘉惠,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不过,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吴恩裕和吴世昌两位先生,他们是考证派红学的两员大将,是五六十年代与周汝昌鼎足而三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著称,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吴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三个人最活跃的时期,是考证派红学最兴旺的时期。
  吴恩裕以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涉身红学,始于1954年,《曹雪芹的生平》是最初的代表作《曹雪芹的生平》连载于1954年8月12日至31日、9月1日至30日、10月4、5日香港《大公报》,共二十四篇,五万多字,相当于一本简略的《曹雪芹传》。。不久,便有专门考证有关曹雪芹文献资料的《有关曹雪芹八种》问世③《有关曹雪芹八种》包括:一、四松堂集外诗辑;二、四松堂集外诗辑跋;三、懋斋诗钞稿本考;四、鹪鹩庵笔麈手稿考;五、永忠的延芬室集底稿残本;六、明义及其《绿烟琐窗集》诗选;七、敦敏、敦诚与曹雪芹;八、考稗小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十种》把原《八种》的第一种移作附录,另外增加“红楼梦脂砚斋批语浅探二则”、“曹雪芹卒年考辨存稿三篇”、“记关于曹雪芹的传说”三种。1963年中华书局版。,1963年,又扩展为“十种”③,最后汇辑为《曹雪芹丛考》一书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周汝昌一样,吴恩裕也很注意最新材料的发掘,敦敏的《懋斋诗钞》手稿、敦诚的《鹪鹩庵笔麈》手稿、永忠的《延芬室集》稿本,及抄本《四松堂诗钞》和《鹪鹩庵杂诗》,都是吴恩裕先生发现的。通过对这些新材料的考订,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行踪事迹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最突出的是对敦诚“当时虎门数晨夕”诗句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曾经在右翼宗学做过事,这是吴恩裕的一个独特发现,已为绝大多数红学家所承认。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是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八句,写道: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见《四松堂集》卷一。
  敦诚这首诗从曹雪芹的身世讲到曹雪芹的人格,包括诗风和谈风的特点,既有对往昔旧梦的回忆,又有贫穷著书的现实景况的描绘,无疑是考证雪芹生平事迹的极为难得的材料。但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句,索解甚难。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初版认为“‘虎门’不详所指”,再版释为“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因而断定“虎门”句是指雪芹与敦诚曾同为侍卫,时间大约在乾隆四五年以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第428页至第429页;1976年增订版《新证》已修改旧说,认为吴恩裕的看法“为近是”,见《新证》下第721页。。但现有关于二敦的材料中,并没有敦诚做过侍卫的记录,而且乾隆四五年的时候敦诚刚六七岁,也没有做侍卫的可能。
  所以吴恩裕不同意周汝昌对“虎门”的解释,从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找出另外五个“虎门”二敦诗文中,除“当时虎门数晨夕”句,“虎门”一词凡五见:一为敦敏的《黄去非先生以四川县令内升比部主事进京相晤感成长句》云:“虎门绛帐遥回首,深愧传经负郑玄。”二是敦敏的《吊宅三卜孝廉》有句:“昔年同虎门,联吟共结社。”三是敦诚的《先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一文,里面有“乙亥宗学岁试,钦命射策,诚随伯兄,试于虎门”的记载。四是敦诚的《寄子明兄》说:“松堂草稿,嵩山已序之矣。尚留简端,待兄一言,幸即挥付。仙旧序,希为转致,异日同在虎门一书,何如?”五是敦诚的《寿伯兄子明先生》诗,其中有句:“先生少壮时,虎门曾翱翔。文章擢巍第,笔墨叼恩光。”,证明这个词指的是宗学,即北京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第13至第1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所提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除个别学者尚有异见赵冈认为“虎门”一词有时指宗学,有时指考试。敦诚诗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是指与雪芹一起参加乾隆丙子(1756年)年的顺天乡试,亦可作为一说。见赵冈《红楼梦新探》上篇第44页至第66页。又,高阳提出,雪芹是以副贡任教正黄旗义学,因该校与右翼宗学都在石虎胡同,距离甚近,故与敦氏兄弟缔交。见高阳《曹雪芹以副贡任教正黄旗因得与敦氏兄弟缔交考》一文,载《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第133页至第140页。,绝大多数红学家都倾向于赞同吴恩裕先生的意见。这一考订,填补了曹雪芹生平事迹的一大段空白,意义自可想见。但也还有遗留的问题,主要是雪芹在右翼宗学做什么事情不好肯定。读书?不可能,因为当时雪芹至少在三十岁以上,敦敏和敦诚,一个二十岁左右,一个十五六岁,不可能是宗学同学。况且敦诚诗中有句说:“同学尽同姓。”见敦诚《岁暮自述五十韵寄同学诸子》,载《四松堂诗钞》。可以反证。当教师?二敦关于雪芹的诗都是平辈口气,不像是师生关系。因此吴恩裕疑为当辅助教学的人员或是职员,然终无确证。
  吴世昌的红学考证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红楼梦探源》和《红楼梦探源外编》《红楼梦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英文,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两部论著中。他写的《论脂砚斋重评(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残本脂评的底本及其年代》、《的成份及其年代》等关于版本的论文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80至第200页。,在红学界有较大影响。胡适虽然于1933年得到庚辰本《石头记》,但并未做细致研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番;1955年该书影印出版以后,长时间也没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出现。吴世昌是对庚辰本《石头记》进行全面的和细致的考证的第一人。庚辰本、甲戌本,都是过录本,不能代表各自底本的实际年份,吴世昌指出了这一点,不同意以庚辰、甲戌等干支作为版本的名称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96至第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是颇有道理的。特别甲戌本卷首的一篇“凡例”,吴世昌认为不仅不是曹雪芹所作,和脂砚斋也没有什么关系见敦诚《岁暮自述五十韵寄同学诸子》,载《四松堂诗钞》,第137页。,著论的说服力较强。自从胡适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以后,许多红学家,包括不赞成自传说的红学家,都认为主人公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对此,吴世昌则另立新说,在仔细辨别脂批的基础上,得出“宝玉不是雪芹自述,作者用少年时代的脂砚为模特儿”的结论,虽然坐实脂砚斋为曹宣的第四子,名硕,字竹,证据似嫌不足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6页、17页。。还有,吴世昌根据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段批语:“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认为早期抄本的一些回前总评,包括第一回前面“此开卷第一回也”以下一大段文字,均是棠村为雪芹的旧稿《风月宝鉴》所作的序文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0至第12页、第182至第187页。。
  这些看法的可靠性如何,尚需进一步证实,但读书之细、思考之勤、缕析之密,足可反映出红学考证派好学深思的治学特点。
  
  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
  
  红学考证达到高潮是1962年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这是一次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是对红学考证队伍的集中检阅。仅 1962年3月10日至7月8日三个月的时间,《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就接连发表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周绍良、朱南铣、陈毓罴,邓允建等写的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计有吴恩裕的《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周绍良的《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陈毓罴的《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邓允建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吴世昌的《曹雪芹的生卒年》;朱南铣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周汝昌的《曹雪芹卒年辨》;吴恩裕的《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邓允建的《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陈毓罴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吴世昌的《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周汝昌的《再谈曹雪芹卒年》;吴恩裕的《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共十三篇,载1962年3月10日至7月8日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考证派红学的几员大将和主力队员全部出动,无论动员的规模,造成的声势,还是达到的深度,产生的影响,都为自有红学考证以来所仅见。讨论结果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彼此论点得到了澄清,使论证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被逼得大大深入一步。
  曹雪芹的卒年过去主要有两说。一是壬午说,主张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公元1763年2月12日)除夕,一是癸未说,认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除夕。前者根据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的一条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落款是“甲午八月泪笔”,没有署名,但加批者不是脂砚斋就是畸笏叟,两个人都是曹氏家族中人,对雪芹的卒年自然不会写错,所以认为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理应没有什么问题。胡适 1927年得到甲戌本时,即根据这条批语,认定雪芹卒年是壬午除夕,改变了以前的甲申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是后来周汝昌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发现了《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写道:“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这首诗前面的第三首《古刹小憩》题下署癸未二字,那末顺沿下来,《小诗代柬》也应该是癸未年所作。“上巳”是农历三月初三,乾隆癸未年二月小,“前三日”当是二月二十九日。就是说,敦敏在癸未年春天还向曹雪芹发出邀请,希望他二月二十九日到敦宅饮酒赏春,可见雪芹还健在,并没有在壬午年除夕离开人世,而是死于癸未除夕。于是,便发生了《懋斋诗钞》是否严格编年问题。主癸未说者认为是严格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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