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养你十八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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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一说到孩子好像所有的话都说不下去了。我偏要说上一说。
　　中国的世道变化快，从独生子女的一代开始，本来倚老卖老的文化专利悄然转让给了倚小卖小。愤青不时兴了，奶嘴子是这一代人战斗的号角，从摇篮里叼到大学的校园，有奶就吸吮，没奶就鼓噪。不吹牛逼吹教育，制造条件反射让他们的老爸老妈努力吃草拼命挤奶。
　　有这么一批考试族，高考的，考研的，考托福的，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式限制，我想一定会出现一个“范进”辈出的时代。这些上进青年向上迎合着主流舆论导向，下面勾结着发行绑票的学校，高举着科教兴国的旗帜在他们的老爸老妈面前呼拉拉地舞动，吓得这一茬下过乡、进过厂的老红卫兵们晕头转向，豁着老命去为子女腐败一把，宰谁一把，没机会损人利己的只好砸锅卖铁四处背债。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盼到高校扩招分数线降低了，大批的赶考难民终于进了大学校门，这时候，那些真正用人的企业发话了：现在的本科毕业生不算人才，在大学都忙着谈恋爱了，接着考吧！这边厢，学校的生意火得不行了，还有哪个行业能像卖文凭的生意这样牛气冲天呢？在书市风声鹤唳一片萧条的景象中，独有专卖教材和考试辅导材料的出版社大红大紫，还要自称是什么什么“奇葩”。这话我是从《教育研究》杂志的一位资深老编的口里听到的，那哥们儿的普通话说得不准，开始我把这两个字听成了jiba，但是觉得搞教育的人不至于如此粗鲁，往好处想，于是想到“奇葩”。“翠花，上酸菜！”谁在说呢？我总觉得不像是东北卡车司机的口气，分明是今天的孔乙己大鱼大肉都吃腻了。



谁无过（3）



　　这算什么公学？这算什么教育？
　　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不说等着谁来说？
　　我算是豁出去了，我不仅要让孩子退学，我还要算账。
　　我没工夫找具体人在具体事上算小账，我要找所有参与了教育这个行当的人统统算账。我还要把这个树着牌坊的行当背后的龌龊事都抖露出来让你们一个个来认领。想要树牌坊就不要当婊子，想当婊子就不要树牌坊，你到底要什么？对那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人，我还是劝其学学癞蛤蟆敬礼——露一手留一手。否则，管你们自诩什么“国家”“义务教育”“事业”“园丁”“灵魂工程师”“花朵”，任你怎样涂脂抹粉我等消费者就是不把你们丫的当大房。
　　我孩子的未来就不用别人来瞎操心了，谁要是有工夫还是多操心操心教育者也需要受教育的问题，我要拷问那些自诩为教育者的合法性究竟是谁给的？你们哪个屁股是干净的，又有哪个是无辜的？
　　我相信孩子退学之后的生活不是真空。上帝在黑暗的夜空中撒下星斗，在人的心底安放着良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书有的是，还有更好的无字书。



阳光灿烂的日子（1）



　　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
　　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我经历过没学上的日子，胆小怕事的人们，还是让我来说出你们暗恋又不敢说的真实的感受吧。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学了。大孩子们在毛主席的鼓动下搞“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打砸抢、斗走资派，小孩子整天价就是玩。我那时才上小学五年级，比子轩退学时的年龄还要小。
　　停课的两年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了两年。春天来了，我们自己动手糊风筝，上房揭瓦掏鸟窝；夏天我们整天价泡在黄河里，戏水垂钓，在河滩的回水湾石缝里摸鲫鱼；秋天瓜果成熟，我们集体配合行动，白天“观敌阵”，讨论研究“作战方案”，夜里偷摸老乡的瓜果，得手后大家围着战利品论功行赏，就地分赃；冬天，我们自制冰橇、滑板，在冰上做各种竞赛，较量各自装备的设计与制作才能。两年里我们玩腻了所有的孩童游戏，弹玻璃球、背三角（叠成的三角形香烟盒）、打皇帝（也有称打包公、打碑）、跳方、抽陀螺、摔泥……
　　我们开始对大孩子们玩的游戏产生好奇，我们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带锡纸的香烟当作贡品，尾随着他们钻进窝藏着秘密的“老窝”，围在一架抄家抄来的手摇唱机旁抽烟，无数遍听着当时被称作“靡靡之音”的音乐：鸽子、宝贝、星星索、苏联歌曲、广东音乐、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这是我歪打正着接受的素质教育。当时我们也说不出来其中的名堂，就是觉得比革命歌曲好听。还有，我们敢听大人们都不敢听的“反动歌曲”，试看天下谁牛逼！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打群架。交战总是与周边的工厂、农村、学校的子弟在边界地带展开，战争总是不断升级，从仨仨俩俩的拳脚相向到几十人的石头仗，最后发展到械斗，从冷兵器到鸣响钢砂枪。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不能制止，只有双方仰慕的球星出面调停才有和平。这个经验让我深信国家地理地缘政治原始于人之初，通融于游戏。
　　除了集体游戏，孩子们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投入到玩具和工具的制造上。矿石收音机、小马达、航模、望远镜、车模、渔具、弹弓弩、匕首、钢砂枪、雷管、瓦斯瓶……这是我们那一茬人的“研究性学习”。制造过程中所用的材料、工具、方法都是最原始的，假如拥有今天如此丰富的市场资源，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折腾出大炮、飞机来。可是事情往往是这样，人们在没条件的时候，贼心贼胆俱全，当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贼却没了。这个“贼”就是隐藏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创造力。看看现在的贼当得是何等的堕落，直接对准成人的钱袋生掏，连指法都不练了。
　　我似乎是在怀念那段令许多人不堪回首的岁月。没错，我在讲我个人的经历与体验。
　　因为就在那个时段，卷入“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的成人与新生代在时间上出现了分形。成人们在愚昧与罪恶的社会舞台上相互倾轧，未成年人却在远离社会规范监控的自然环境和游戏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分形的人群走着不同的生活轨道，也给历史留下了不同的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用血泪写下了“伤痕文学”，“伤痕”划开了深深的代沟，在代沟这边的瓦砾场上，站着拎着板砖的王朔和唱着摇滚的崔健。我认为王朔与崔健留下的是没有伤疤有伤痛的文化原创，是更具代表性的时代符号。
　　我之所以怀念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让我不能不怀念。这段自由自在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们在好奇心和兴趣的引导下来认识周围的世界，靠尝试错误和冒险来调节自己的行为。相比之下，以后“复课”的岁月乏善可陈，所学的东西名曰文化，多为垃圾，三机一泵、政治学习、阶级斗争、学英雄还要见行动。都是些什么玩艺嘛！怎么没有人来清算这一段历史？搞过和被搞过这种教育的人怎么不脸红？也许大家都觉得学生就得学习，不管学什么也比什么也不学要强。
　　与现在享受着宠物般待遇的独生子女相比，我也同样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失学后当野孩子的经历感到不幸。
　　尽管现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比起上一代大大提高，但是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成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为下一代预设了一个自以为安全又能通天的管道，前面撒上诱人的糖果，中计的孩子们爬进去就再也看不到太阳，在迷宫般的专业分支中一脑门子往里钻，直到出口吸到了外面的清新空气，恢复了嗅觉，才发现原来钻的是一个下水道。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是“人造的”，没有自然生态，没有游戏，没有属于孩子的“亚文化”，直接成为“小大人”。可怕的“小大人”！女孩子们急不可耐地化妆成妇女，为什么嘴唇都那么红？那是抹了口红，为什么要抹得血赤呼啦的？因为嘴唇是苍白的。男孩子花钱充大，真当了大人又要做小，上了大学还让老妈陪读。陪读陪考也来潮了，倒！



阳光灿烂的日子（2）



　　“好马不吃回头草”，子轩既然被我领出了校门，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么小的孩子，离成人还有好几年，没学上怎么行呀？我脑子里也闪过能否让孩子转学，可是往哪里转呢？子轩上的学校已经是省里重点学校里的重点，再转学只能考虑出省或者出国了。可是谁来当监护人？高额的转学费用或留学费用怎么办？最要紧的是再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望断天涯路，没有路可走了。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的心反倒一下子放宽了。下海吧！老子下海就是现身说法，小子你就跟上学吧！
　　记得我领着孩子走出校门，太阳把大地照得明晃晃、热烘烘的。路旁挺拔的椰子树为我们支起伞盖，伺候着我们回家。我搂着儿子，心里想感受一下舔犊之情，却不料生出另一种奇妙的快意：给你们腾出一个名额搞创收，偷着乐去吧！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第二章梦中飞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苦命（1）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
　　子轩从小似乎就和苦命相连。他像林妹妹一样，还在不会说话的年纪，就开始喝中药。
　　子轩患的是乙型肝炎，病情是在上幼儿园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的。那时我正借调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驻北京从事国家教委主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不在孩子身边。蒙同学的关照，本来准备把子轩送进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全托，不料检查出禁止入托的病症。这个事件一下子打乱了我们预想的生活节奏，也给子轩的身心发展蒙上了阴影。
　　子轩的病是怎么得的？
　　起初我们都猜测是他爷爷传染的。子轩的爷爷是个老肝炎，病根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落下的，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在小的时候也都被传染上了肝炎。子轩当时让他爷爷奶奶带着，爷爷似乎难逃嫌疑。其实，子轩的病究竟是不是爷爷传染的并无确凿证据，一是爷爷从来单独用餐，二来爷爷的病症是肝硬化，子轩得的是乙型肝炎，得的不是一种病。子轩的母亲断定子轩的爷爷就是传染源，因为她是医院里搞化验的，结论都是术语，显得毋庸置议。在被嫌疑的情况下，爷爷无法为自己辩解，他也从不辩解。那段时间，只要家人提起子轩的病情，老人就避到窗前，久久地向远山凝望。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我们患上肝炎以后，不论在学校上学，还是在校外与孩子们玩耍，总是遭受歧视。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常常被小朋友们从游戏圈中剔除，有些孩子简直就像反犹分子一样，追着我们叫喊：“肝炎！肝炎！”那声音就像是高音喇叭失控后发出的尖叫，刺穿耳鼓，直戳神经，以至于几十年过后想起这一幕仍然不寒而栗。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刺伤后无处伸冤，只能强忍着回到家中抱着被子默默抽泣。
　　我们整个家庭已经饱受了肝炎的折磨，现在病魔又沿着血脉延伸到下一代的生活中，全家人的心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子轩说话晚，三岁还不会说话。每次给这个哑巴孩子喂中药都让家人费力又费心。每当我看着被药汤苦得哇哇乱叫的子轩总是黯然神伤：这只是口苦，心苦还在后面。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本来他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健康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帅哥，他是这个国家第一代军工，原先在湖南的一家著名的老军工厂工作。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国家开始部署“三线建设”，他自告奋勇要求去建设大西北，是唱着“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歌登上西去的列车的。一到兰州，那拨人都还带着“大跃进”年代的热情，为国家做贡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