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养你十八岁-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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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多大就能有多大，肉长的眼睛看不到，只有天眼才能看得到。“蝴蝶的翅膀”无所不在，时时处处都有机遇。不会想问题的人读多少书都没用。就像学棋的人，不下自己棋的人，打多少九段的谱也还是臭棋。别赶“韩流”的时髦了，你还是让他从学“扭羊头”开始吧，被扭两回就明白了。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3）
回到家中，我问子轩究竟还想不想学了，他支吾了半天，最后说不想学了。表面的理由是自认为不是块材料，真实的原因在他心里面埋着，不说我也能料到，想必是他耐不住网络游戏和霓虹灯下哥们儿扎堆儿灌啤酒侃大山的诱惑，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学习上。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就没完成，因此讲课的节奏跟不上。大师所以是大师，因为谁也不伺候。到这时我才明白，子轩为什么不想和我住在一起而要在中关村租房子，为的是离他的网友更近，他们基本上都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他也许看着这些人和自己在游戏中酒桌上一起厮混，还真以为大学生的德行不过如此，要么真的把自己也看成是北大清华的了。
看着眼前的儿子还是得过且过的样子，我的心口开始阵阵发痛，我感到说不出话来。
此时的我像是一个老农，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面孔，脸上突然起满了皱纹，模样就像罗中立画的《父亲》。手捧着自己培育的籽种送给儿子播撒，期待长出来年的庄稼，谁知儿子一副京城阔少派头，接过口袋都懒得打开看看，随手就拎出门去抵了酒钱。老农来不及心痛自己多年来处心积虑付出的劳作，还要把心放在注定绝收的来年。
来年，造孽的人呵，你吃什么？！
老家补课
北大、清华的网络玩家自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谁找上门来须先开出价码后说事，没见大家都忙着吗？他们很会说话：“丢自己的人事小，丢学府的脸事大。挣个吃大排档的钱，还叫我们在学校里怎么混嘛，是不是？”
强行断奶（1）
……他一反常态，理直气壮地跟我说：“爸，你把该给我的钱都给我，以后也省着让我一趟趟跑了……18岁以后，你再不用管我，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打发完了我在思量，我保留的这一大嘴巴子该攒到什么时候，用什么姿势，是原地抡呢，还是像掷铁饼一样加转一圈？
2000年的春天，欢度完新千年第一个春节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北京街道两旁的商铺都开了张，学生们返校上课，大批的民工又像潮水一样涌进京城。子轩在这时登上去烟台的列车，坐着硬座，去投奔告老还乡的奶奶，烟台还有从小哺养过他的姑妈。
听子轩的姑妈说，子轩到了烟台给她留下的头面印象惨不忍睹，衣冠不整，瘦小干瘪，面无血色，眼神游移，活脱一个丧家之犬。子轩说他已经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了。
在这之前我有将近半年没有见到子轩了。子轩18岁生日过后大概有一个月，我们见了一面。
记得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北京刚刚修整一新的平安大街上的一家餐馆里请他吃了顿晚餐，分手的时候，他说又没钱了。我掏净了口袋，大概有一千元，递给他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这可是世纪末最后的晚餐，你可是过了18周岁了。”
后来，我还说了许多为他鼓劲的话。大致的意思是，你去找工作，能吃饱饭就行。有困难来找我，不过再别提钱，借也不行。
半年前，他辞别了李晓东叔叔的家教，混迹于北大清华校园里蹭网，当时我就想断绝他的生活来源。但是他还在挖空心思编故事，说是他身边的朋友愿意教他，他跟这些人沟通没有心理压力，他还说，“我也不能光学物理数学呀，我得为以后就业着想，我缺什么就学什么”。
这些话听起来挺在理呀！我如果不继续给钱似乎不大可能，那样以后总有人会说，我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又是违背了教育学、心理学的哪一条了。特别是他还是个“孩子”！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理解，只要没结婚、没工作就是孩子，只要是孩子就要有人承担责任，而且是无限责任。现在孩子成长到了紧要关头，在这时候釜底抽薪，到头来我还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再说，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他不向往“阳春白雪”，甘当“下里巴人”也行呀，我说的可是“甘当”！我既不想带上什么“精英教育”“望子成龙”的大帽子，也不能剥夺谁选择当“下里巴人”的自由。就照你理解的知识去学，看你能学出个什么样？
我终于被“顾全大局”的念头套牢，子轩保全了他的“收入”，每月从我这里取走一千块钱。
他也就是每个月来看我一两次，每次来都至少要带上一个网友，然后介绍给我：“这是北大的软件高手×××”，“这是清华的才子×××。”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当然不会是中学的教材，这个月拿的是C语言，下个月变成了C＋＋，开始我还真以为他在学这些机器语言，为自己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但是经过几次不经意的提问，我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当面揭穿，因为他不过是为了让我掏钱掏得利落，“假动作”做大了些，再说，离18岁的生日也没有几个月了。
子轩的“假动作”让我想起了他过3岁生日的那天，我的家中来了一大帮同学，子轩闹着要和一个同学下象棋，摆好子后，他跑到书架上抽出一本棋谱，翻开了一页看了一眼，然后回到棋盘跟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再看一回棋谱。另一个同学跟过去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按谱走棋，结果发现他看的书是倒过来的，顿时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如此琐屑的生活细节之所以能记忆犹新，是因为我当时对这个行为就有所忧虑。细小的行为，一旦成为模式，会不断地推演，放大，如果得到持续的强化，很可能就成了性格特征。他爷爷常陪他下棋，而且经常打谱摆棋。他没学会下棋先学会了架势，而且非要赢，爷爷总是让着，并不当回事。为这事我还和他爷爷红过脸，遭到家人的一致谴责。
也许是朝我要钱从来没遇到过麻烦，他开始得寸进尺。
有一次他一反常态，理直气壮地跟我说：“爸，你把该给我的钱都给我，以后也省着让我一趟趟跑了。”
“那读书呢？你不读书了？以后怎么办？”我有些吃惊。
“这是我自己的事。以后缺什么就学什么，你也再别为我操心了。18岁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子轩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流畅，跟我说话的口气也比以往坚定。听得出他是有备而来。
好哇！你小子翅膀还没硬，嘴先硬起来了。我抽了口气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
是个当父母的人听了这样的话恐怕都难以接受，我当时险些没有被气晕过去，我真想犯混回上一句：“就冲你今天对我这样说话，老子一个子儿都不给了你奈我何！”
话到嘴边我忍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在钱上翻过脸，也从来没有小处拿人的习性。不就剩下几个月了吗？答应的事情早晚要兑现，何必节外生枝。我耐着性子说了句大实话：“咱们可是卖了电脑来到这里的，现在我的工资有多少你也知道，能不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你自己算算。我只能答应你钱照月给，而且每月再多给一笔房租，不过你要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有意加重了语气。
强行断奶（2）
打发完了我在思量，我保留的这一大嘴巴子该攒到什么时候，用什么姿势，是原地抡呢，还是像掷铁饼一样加转一圈？
在以后的几个月，我不断提醒他该认真地考虑自立的问题了。为让他体面地混江湖，我除了按月支付答应给他的“收入”，还为他买了身不错的西装和一双名牌皮鞋，借给他了一台旧电脑。
18岁的生日一天天逼近，我不知道在这些日子里他在忙什么，只知道他的手头越来越紧。他老是说没钱了。我马上有所警觉，见面时问他是否在外面借钱了。他说他从他的表哥那里借了2500元买了部手机，还借了我的一个当软件公司老板的老友800元，电脑也让他给卖了。我当即就拿出钱给他，让他去还债。
又给了他一笔买二手电脑的钱，借我朋友的钱他在我眼皮子底下还了，但他没有向他的表哥还钱，现在还没还我不知道。
子轩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我也在时常考虑，尽量把他往好处想。他交的朋友大多数是大学高年级的学生，也有研究生。这些孩子的手里都有钱。
那个时候正好赶上网络泡沫，互联网一哄而上，比着“圈钱”“烧钱”。早年在网络游戏中驰骋的寂寞高手、“黑客”，这时被媒体追捧成了数字英雄、网络精英。这些人中，有经营头脑的办起了公司，想起个点子编成动人的故事就能贷款、融资，不少人发了大财。没大想法的小精灵们，凑鸡毛攒掸（胆）子，打出了“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旗帜，招摇过市，要了高薪还要股份，转眼一个个都成了“成功人士”。金钱的诱惑搅得高校的穷学生们再也坐不稳冷板凳，纷纷出外兼职打工，只要懂一点编程，在中关村的公司里找个活儿挣些小钱很容易。
北大、清华的网络玩家自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谁找上门来须先开出价码后说事，没见大家都忙着吗？他们很会说话：“丢自己的人事小，丢学府的脸事大。挣个吃大排档的钱，还叫我们在学校里怎么混嘛，是不是？”
确实是，当时清华的学生中月收入上万的比比皆是，一个月挣两三千的哪还敢放声。子轩赶在这个聪明人头脑发热的时代，混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想必也是被大把的钱烧糊涂了，他也许在想，当不上万元户当个千元户也行呀。于是尽管日常消费的压力巨大，他也要打肿脸充胖子硬撑着。他不愿意蹭吃蹭喝，我给他的钱估计几顿酒局就造光了，剩下的光阴，逼得他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今天给这个打下手写两行简单的程序，明天又跑去给另一位“攒书”，制造文字垃圾，以苦劳抵了吃喝。
等他在我这里再也拿不到钱的时候，他没法再撑下去了。毕竟是一群酒肉朋友，“AA制”是交往的基础，可以想像在他“买单力”出现疲软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非常警觉地作鸟兽散。这时候，他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咀嚼世态炎凉，实在无路可走，他想起了亲人，想起了教育。
要完了我答应给他的最后一笔钱，子轩再也没有找过我。18岁的生日到了，我以为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能够见到他，我准备叫上朋友，开上两桌，为他举行一个成人典礼。但是，连打了几天电话都打不通。不知那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后来是在电视上知道的，他在中关村找过一份工作，每月900元。
回想从进京到现在这段日子，我突然发现我们见面有一个规律，他有钱从不主动来找我，来我这里很少空手而归。以前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现在的大学生写家信惜墨如金：爸，没钱了。落款都省了。是不是都这样，这茬孩子怎么了？我一直没想明白。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底。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栏目组找到我们，邀请我们父子二人去上海做了一期节目，回北京后，在火车站，我把上海台给邀请嘉宾的500元出场费给了他，子轩接过钱，消失在人流中。不久，央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播出了有关我们的报道，当时许多媒体找到我想进行采访，尤其对子轩感兴趣，但是找不到他。
年关在即，我打了多次电话终于见到子轩，我转达了老人的意思，约他一起回老家过年。他说把路费留下就行了，他可以自己走。子轩看上去像是有心事，说话吞吞吐吐，但是什么都没说，拿到路费转身就走了。
我独自回到烟台，到家后老人头一句话就问：“子轩呢？”我说可能过一两天来。到了大年三十没见人来，我想他是去兰州母亲家了。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没说什么，但母亲看出我的心思了，她对我说：“这也没有不好，你不是年年来看我吗？”春节期间，子轩的奶奶想和我商量子轩来烟台上学的事情，我坚决表示反对，由此招致家里人的轮番“攻击”，面对亲人的不理解我有口难辩，郁郁寡欢返回北京。也不知道子轩的新世纪第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
一个都不能给（1）
我本该制止这场注定失败的教育，但我挡不住老母的大慈大悲；我本该奉养老母，但是我的老母却在教养我自己的孩子，上面还要服侍一个百岁老人；我口袋里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