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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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兹先生全盘告诉了我们——但他以编年体方式同时讲述5个互不相联的话题使其内容更缺少整合性。
读者被细节搅得头昏脑胀，书的护封上说希尔兹先生除了凡年来每日的跟踪调查爱滋病外，还在12个国家进行了500多次采访，并发掘出几千页政府文件。他似乎把所有的材料都用上了。读《乐队仍在演奏》，有时感觉在看一幅硕大无比的马赛克画，一次只能看一块。
最后一点，也是令人十分不舒服的是，书中缺失了一些人物。那些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其性伙伴——这一部分人大多是穷人，黑人，或西班牙裔——他们现在构成了第二拨众多的爱滋病患者，而且未来患病的一大部分都会是他们。希尔兹先生只对他们有过几段描述，既没有病例报告，也没有关于人数方面的记载。
不久前，史蒂芬·约瑟夫大夫——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总干事，公共健康官员中最老练，最富有人性的一位——描述了爱滋病的未来发展趋势。1991年纽约市成千上万的爱滋病患者绝大部分人会是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中的静脉注射吸毒者，其性伙伴及子女。
但是，有人问，这两个受到更多压迫的少数民族会推动整个国家，我们其他人会提供必要的帮助吗？这里有一段长久的停顿。“是啊，”约瑟夫大夫轻轻地回答，“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乐队仍在演奏》讲述的正是过去的7年中我们是什么样子。这就是这本书所表现出的恐怖和其力量所在。
（H·J·盖革，1987年11月8日）
一个外表漂亮，不长脑子的家伙——《兔子安息了》
约翰·厄普代克着
以这部挽歌般的作品煞尾，约翰·厄普代克的受到广泛赞誉而且回想起来是野心勃勃的兔子四重奏——《兔子，跑吧》（1960），《兔子归来了》（1971），《兔子发财了》（1981），和现在的《兔子安息了》——终于结束了。千百次地重复过“兔子”这个单词，而现在仅仅只是“够了”。这是在佛罗里达一家医院的心脏护理中心，对兔子所作的直率而又含蓄的判决，带有告别辞的意味，而又让人不可捉摸。就如兔子的大夫告诉他妻子的那样：“有时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医学高速发展的20世纪，仅仅是植物人的生存状态也可被定义为生命，我们对生死的界限都不那么肯定了。
《兔子安息了》在约翰·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中，要算是思想性最浓厚，读起来最费力的一部。它的富有挑战性的主题——我们每人自身的死亡种子的开花和结果——在哈里·塔斯特伦（即兔子）的第一句话中就被点了出来。
他此时已55岁，超重40多磅，和妻子在佛罗里达州处于半退休状态，在等他的儿子纳尔逊和其一家乘飞机来看望他时，他突然感到自己的死亡正日趋逼近，“就象一架飞机慢慢显形”。我们处在罗纳德·里根麻木化统治的最后一个年头——“万物都四分五裂，飞机、桥梁，8年中 ，没有人去理会储存，投机赚钱，债台高筑，相信上帝。”
小说开篇以重音弹出的死亡音符，回响在整部作品里，并使这个家庭危机的故事浸透了一种不寻常的伤感力。在以前的小说里，特别是在《夫妇》（1968）中，约翰·厄普代克将人的身体作为性爱本体来探索，而现在他以更详细的笔触，将身体作为死亡载体来描写。我们事实上已开始体会到哈里·埃斯特伦在听到丧钟敲响时的惶恐感：身体可怕地终结，其元素成为其他竞争着的身体的一部分，“你在流逝的时间中占有一段位置，然后退出，让位吧，这是你能做的体面事情。”
当我们注视着兔子急速下降的轨迹时，会想起叔本华对行走所下的定义，“控制倒下”。小说中有一段对血管整形手术的描写，以约翰·厄普代克典型的详尽的不厌其烦的刻画方式，可能对我们中的疑病症者和非常注意自己身体状态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我怀疑自己是否经受得住——阅读过程中几次闭上了眼睛）。这里还有对开胸手术的详实，冷酷的描述，我们很可能会感觉到心脏病发作时的痛苦，因为无意识地（也就是说有意地）滥用自己松松垮垮的身体，以致虚弱的心脏难以承受，会是什么滋味。
以佛罗里达州为场景，作者细致地描述了美国退休老人的生存状态。兔子以其典型的冷酷方式认为，“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太热衷于满足这些废物的需要了”。兔子的一位旧情人，苗尔玛（见《兔子发财了》），此时作为一位病人膏育的狼疮患者也出现在这里，作者对她的描述也不带任何同情，当他们接吻时，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尿味。这里还有一位爱滋病患者，把他的疾病作为逃避职业责任的借口，还有一位可卡因痛君子，即兔子的亲儿子纳尔逊，毒品将他推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推动约翰·厄普代克作品的情节发展，几乎经常是一些家庭琐事。处在其时其地的男人和女人们——普通的美国人——被作者赋予了一种热烈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是由于对彼此感到迷惑而引起的。在《兔子归来了》中，詹尼丝·埃斯特伦作为一个死心塌地的奸妇对哈里来说不可解；《兔子发财了》中的一个年轻女人，可能就是哈里的私生女，强烈吸引了他，现在则是纳尔逊，他行为古怪的儿子。由于染上毒痛，他使家庭在财政上、精神上近乎崩溃。因此，虽然象詹尼丝·纳尔逊，而且有时是兔子本人这样的人物本身，并不让人感到愉快——实际上，他们硬心肠的创造者并未想要把他们塑造成令人愉快的形象——读者还是想很快知道他们的结局和命运。
约翰·厄普代克选择了《兔子，跑吧》中的兔子·埃斯特伦写出一系列作品，这是他的直觉和灵感使然，并由此为他铺陈了一条文学道路，兔子是这位年轻作家的同龄人——和他一样，在1930年代早期出生，可以说是只一个环境的产物（宾夕法尼亚州的里丁镇附近）———个外表英俊，内心空洞无物的家伙。他在18岁时就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作为一个闭塞的环境下的中学篮球明星），正如他的妻子在他们仓促的过早的婚姻前所说的，“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不用说，可怜的兔子是1950年谢灵顿中学光彩照人、前途无量的班长的对立面：这个年轻人拿到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后，永远离开了家乡，并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两人成长环境的类似和性格、气质上的绝然对立，是约翰·厄普代克使他处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在谱写兔子生命的同时，冷静地分析其性格。这让人想起了福楼拜和他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夫人——一个喜欢想入非非，命中注定没有好运的女人。约翰·厄普代克和福楼拜一样，以其严谨的描述和细致入微而冷漠超然的刻画，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虽然他的解剖刀下暴露出的人类欲望的虚妄可能让我们作呕。
哈里·埃斯特伦通过大嚼垃圾食品来填补其对人生的空虚感——“他喜欢的食品净是些难以下咽的毒物”——他是美国男子汉的典型（其沉湎的是体育，而不象爱玛·包法利一样醉心于罗曼史），在《兔子安息了》中，他在国庆节游行里扮演山姆大叔，这一美国的人格化形象在当地很受欢迎。兔子除了他自身的文化以外，对别的文化一概不知，而他的这种文化被电视严格限定。他狂热地坚信“不管怎么说，这是世界上最幸福国度”。在《兔子归来了》一书中，他坚决拥护越战，即使是在他与美国时代主流思潮愈来愈远的时候。这与他的妻子日益参与反对越战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平衡。他是一个一如既往的盲从的爱国主义者，正如在以前的书中他妻子的情夫对他的评价：“一个典型的好心肠的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
但兔子并不经常表现出“好心肠”。他所关注的只是自己，他对情人如此关心自己感到十分惊讶和滑稽，认为“女人真怪，竟能真正关心别人”。
从《兔子，跑吧》到《兔子安息了》，兔子一直把他的妻子詹尼丝称作“那个笨瓜”，“那个可怜的蠢货”，虽然在我们眼里，她的智力水平绝不会比兔子低。
在《兔子安息了》中，即使对兔子而言，人的品性也发挥到了极致，在茜尔玛的葬礼上，他对其悲痛万分的丈夫说：“她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婊子。”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暗示兔子的厌女症是由他母亲引起的（当然是。女人为了避免对儿子产生不利影响，最好不要小孩！）可能约翰·厄普代克30年前塑造兔子·埃斯特伦这个形象时，就预知到这一点。兔子对其情人鲁丝很恶劣，在《兔子，跑吧》结尾，鲁丝将其厌恶地称作“死亡先生”。如果死亡先生也是激情洋溢的山姆大叔，那么兔子四重奏是对美国社会的强烈批评。
（乔伊斯·卡洛·欧茨，1990年9月30日）
忘掉神，找找其他的——《奥梅罗斯》，德里克·沃尔科特着
德里克·沃尔科特在他的史诗即将尾声时，突然停下了急流般的叙述，自问起来：是不是他“在文学作为历史成为一种罪/之前，再也没有读过也没有重写过。”“什么时候帆将驶离我的/视线，什么时候我将在两个渔夫的沮咒声中/听不到他们谈论特洛伊战争 ？”/他问道，“喉咙里什么时候将不再/发出回响，反复念叨那个‘奥梅罗斯’；/什么时候我能进入那些隐喻之外的光中？”这些呼语不仅对诗人来说非常感人，是一种合理的挑战，对读者来说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生活在现在却总是被过去困扰，不只是我们的过去，而且是他人和其他人民的过去 ？就像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一样，我们必须跟诗人一起，进行一次刺激惊险的旅行，“看看那些住满了人的城市，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们方能知道问题的答案。
但是，不断激发德里克·沃尔科特灵感的，与其说是他史诗中的主人公，不如说是那个古代诗人荷马。传说，荷马来自底层社会，一生极其孤独不车。
他是一个住在士麦邦（今天的伊兹米尔）的希腊姑娘的私生子，年轻时他遍游地中海地区。可后来他双目失明，不得不靠乞讨和唱诗为生。偶尔他还能被人们善待，可是大多时候他总被他落脚的城镇驱逐出去。由于他是一个外来人和食客，他得了一个名字“荷梅罗斯”，即“人质”的意思。漂荡了一生，他死于爱琴海的一个岛上，无亲无故，孑然一身，几个打渔的孩子给他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谜，他竟然也猜不出来。
就是这个属于每个人的荷马，而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是宫廷诗人的荷马，使德里克·沃尔科特焕发了灵感写出了自己的史诗。也是这个荷马，曾记载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影响了他记述的人们的生活——包括沃尔科特先生本人，直至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这个荷马是个海神式的人物，经天纬地无所不知，可是又变化多端，让人捉摸不透。他是奥梅罗斯（他的名字在现代希腊语中的叫法），又是那个老盲人“七海”。后来他被证明是一个什么也看不见也无家可归的驳船的船员，手里攥着棕色的手稿，将被一个大主教从伦敦圣马丁教堂的台阶上赶下来。他是大海的声音，是指引叙述者的罗马诗人维吉尔。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荷马需要追述的是奥德赛从特洛伊城回来以前所发生的事，而现在沃尔科特却要反映一个更古更宽广的世界，里面有新的战争和新的大陆。如果说他的主要人物都是有着荷马史诗里人的名字的安的列斯岛民的话，那我们在史诗里还能碰到另一些人：罗马诸皇，西班牙征服者，赫尔曼·梅尔维尔和詹姆斯·乔伊斯。沃尔科特思维的疆界从现在的安的列斯群岛延伸至远古的地中海地带到顶峰时期的英王到美国边疆地区对印弟安人的战争到上一周或去年的波士顿和伦敦到一个被深深地埋在流亡的后裔的记忆中只有当遭受重大创伤时才会被想起来的非洲。正如沃尔科特先生说的，这是一个“可回溯的世界”，“艺术是历史的乡愁”。
可是沃尔科特的这部新诗并没有讲一个什么故事，而是阐释了他对爱德华群岛圣路西亚城居民——过去的，现在的，还有沃尔科恃先生这样的时住时离的人——的感情和记忆。诗中许多主人公都有荷马史诗中人物的名字，可是他们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对应的那些人物之间的联系却有意含糊，若有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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