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综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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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感觉通道之间的进化竞争　

　　自然选择的理论如果确实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进化中的物种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即物种是一位通讯交流的工程师，试图把自己手头的材料建成完美的传输装置。微生物、海绵、真菌及最低等的后生动物，都用化学感觉和接触反应。视觉与听觉系统需要多细胞感受器官，听觉信号也需要特殊的发声器官。电系统要依靠多细胞的信号发射和接受装置。一般他讲，生物越原始，身体结构越简单，便越是依靠化学通讯。　

　　从高等无脊推动物到脊推动物，系统发育的抑制效应在感觉通道的选择方面显然并无太大的作用。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为什么蝴蝶是五彩缤纷而又寂然无声的。对我们来说，蝴蝶看上去光彩可爱、悦目赏心，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属于极度依靠视觉的脊椎动物，蝴蝶倾向于发展出有毒并倒胃口的物质去防范脊推动物中的捕食者，与此同时，又进化出富有冒险精神的颜色模型，以便警告捕食者：它们的味道着实不可口。它们也演化出了独特的产生紫外线的翅膀和身体模式，使得它们相互可见，这在它们的私下通讯交流中是主要的媒介。为什么它们不象鸟类那样演化出精巧的声学信号呢？要知道蝴蝶和鸟类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飞行的高度大概也差不多，通讯的距离也不是不可比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答案似乎是这样的：成年的蝴蝶身体大小了，而其结构亦太精致。使之无法发育出承担远距离传声的发声机械。　

　　物种受到它们各自系统发育的抑制，在令人吃惊的多样化图景中选择和形成了各自的感觉通道。它们也具有一种设计效率，这种效率会给任何人类的工程师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再想想蝴蝶：它们象蛾子一样广泛运用性外激素（又称性诱激素），但是和蛾子又有差别，它们传递外激素的方式主要是接触，或在一段距离之内通过空气传播。原因很可能是白天大气的向上热运动和气流湍动破坏了远距离空间传输信息的有效性。在广为不同的系统发育群体系列里，行为学家建立起环境与感觉模型之间的相关性并不费事。某些最佳的进化理论探讨，在占有足够详细而又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的基础上，已经在物种的水平上追溯到从一种感觉通道向另一种感觉通道的转变。　　
　


《新的综合》
E。O。威尔逊著　李昆峰译　

　　
第九章　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
　
　　　在宇宙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王国在上，地狱在下，人类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　

　　——雅克·莫诺　

　　现在，让我们以自然历史的自由精神来考查人类，好象我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学家，正在编制一份地球上社会性物种的目录表。在这一宏观图景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缩小成特化了的生物学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则是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备忘录，而人类学和社会学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　

　　人种从生态学上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种。它占据着最广阔的地理领域，而在所有的灵长类中它又保持着最高的地区群体密度。来自别的星球的一位精明的生态学家将不会因为发现人种只存在着一个物种而奇怪。现代人已经占有了一切可以想象的人类小生态环境。过去，在南方古类人猿（也许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早期人类）的时代，两种或者更多人类祖先的物种在一起共同生活着。但是只有一个演化系生存到了晚更新世时代，参与了最先进的人类社会的出现过程。　

　　现代人在解剖学上是独特的。他的直立姿态和完全的双足运动是其他偶而用后肢行走的灵长类所不能比拟的。骨架已得到深刻修饰以适应变化，身上大部分的毛发都已脱落。为什么现代人变成了　“裸猿”，仍然是个谜。一种似有道理的解释是，在非洲平原的炎热气候中，在紧张的动物捕食追捕中，裸体可以散热。这可以与人类独特地依赖出汗降低体温联系起来；人身上有二百万到五百万个汗腺，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种灵长类动物。　

　　现代人的生殖生理与生殖行为也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演化，特别是雌性发情期以两种影响性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月经已经得到了加强。其他一些灵长类的雌性只有轻微的流血现象，只有妇女的“令人丧气的子宫”存在着严重的周期性宫壁脱落现象，还伴随着大量流血。发情期，多叫雌性“热”周期，实际上已被连续的性活动所代替。支配并不是由传统的灵长类发情期信号反应，例如雌性器官周围皮肤颜色的变化所引起的，而是靠扩大了的性交前准备活动，这是由伙伴的相互刺激来完成的。平稳的性周期和连续的雌性吸引力加固了密切的婚姻纽带，后者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　

　　在一段距离之外的一位有洞察力的外星生物学家会把球型的脑袋看作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线索。在相对不长的一段进化时间里，人的大脑极大地增大了。三百万年以前，南方古猿成年的脑容　量为　400…500　立方厘米，跟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脑容　量差不多。二百万年之后，它的据推定的后代直立　人的脑容量为　1　，　000　立方厘米左右。下一个百万年之中，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达到　1　，　400…1　，　700　立方厘米，而现代人的脑容量则为　900…2　，　000　立方厘　米。在这个大脑扩展的过程中智力的增长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测量它。通过少数几种智力和创造力的基本内容比较，人类可以自行比较。但是客观地把人类与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的标准还没有发明出来。　

　　我们已经用一种继续否定自我分析的方式跃入了精神进化阶段。精神能力的过度增大已经摧毁了最基本的原始社会性质，而近于一种不可认识的形式。东半球猴子和猿的个别种类有着惊人的可塑性社会组织，而人类则把这种趋向发展为一种变化万千的形式。猴子和猿用行为等级排列去调节侵犯和两性的相互反应；在人类中，这种等级尺度已变为多方面的、文化调节的几乎是无比微妙的东西了。在其他灵长类那里，互惠的利他主义关系和实践是基本的东西；而人类则把它们发展成一种巨大的网络，其中个体每小时都有意识地改变着角色，就象变色面具一样。　

　　尽可能切近地回溯时间的长河以追寻人类的各种性质，是比较社会生物学的任务。除了增加一些见解之外，或许还能提供某些哲学含义，同时这种工作还有助于鉴别行为和规则，人类的个体正是通过这些行为和规则在社会控制中提高它们的进化适应能力的。一句话，我们正在探求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一个关键的问题（决不会远离那些追求真正理论的人类文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思想）是，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生物学基础在什么范围内代表着适应？在什么范围内是一种系统发育的残迹？我们的文明是围绕着生物学特征而粗略地建成的。文明是如何受生物学特征影响的？反过来说，生物学特征中有多少灵活性，以及其中的特殊参数有多少？其他动物的经验表明，当器官过分膨大时，系统发育就难得重演了。这是人类行为进化分析的一个难题。下面，人类的性质将在该物种的普遍特征的范围内加以讨论。然后评价生物学特征进化的当前知识，最后还要考虑将来的社会规划的某些意义。　

　　9…1　社会组织的可塑性　

　　社会组织的第一个也是最容易验证的特征在本质上是统计学性质的。人类群体中社会组织的参数远比在任何其他灵长类群体中的参数的变化大，这些参数包括团体的大小、等级性质、以及基因交换的比率。这种变异甚至超过了现有灵长类物种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可塑性方面还可能有更多的发现，它代表着已经出现于狒狒、黑猩猩和其他一些有尾灵长类动物中的可变性倾向的延伸。然而，真正令人惊异的是可塑性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为什么人类社会这么容易变化？部分原因就是它自身的成员在行为和成就上差异极大。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里，个体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一个南部非洲的布须曼昆人部落里，可以发现一些被承认为　“最好的人”的个体——猎人和医生中的“杰出专家。甚至在强调共享财物的情况下，有些特别有才能的创业者，也能不加掩饰地得到一定数量的财富。昆人和先进工业社会中的人一样，通常也得　“三十而立”，否则就得接受一种较低的生活地位。也有些人永远甘居末流，住在颓败的草屋里，他自身及其工作昏昏然没有半点光彩。陷入这种境地，形成了一个人的适应个性，也可能这种个性自身是适应性的。人类社会是以高级智力组成的，其中每个成员都会面临着各种社会挑战，这些挑战需要他的全部机智来应付。这种基线变化在群体水平上被其他一些人类社会性质所加强了：长久、紧密的社会化阶段；松散而无连结的通讯网，约束的多重性：跨越遥远距离和历史阶段的交流能力（特别是在有文字文化之后），以及从所有这些特点中，还加上掩饰的能力，操纵的能力和剥削的能力。每种参数都能被轻易地改变，但是在最后的社会结构上每种参数都有显著的效应。其结果可能是各种可观察的社会变化。　

　　下面考虑的假说是，在社会行为中由基因促进约易变性在个体水平受到强烈的选择。但是应该看到，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仅仅是这一选择过程的可能后果，而不是其必然后果。为了产生实际上所遵从的变异量，适应峰有必要是多重的。换句话说，同一个物种中不同形式的社会在生存能力方面必须近于相同，以使大多数社会能长久稳固。最后的结果会是各种社会的统计学总和，其中如果不是平衡的话，至少正在从一个特殊模式向另一个特殊模式迅速漂变着。　

　　在某些社会性昆虫中发现，替代选择是个体行为和等级发展中的一种灵活住，当一个群落的所有个体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在个体种类的统计学分布的统一性倾向中就会出现这种灵活往。在蜜蜂和某些蚂蚁中，“个性”差异甚至在单个的等级中都是十分显著的。有些昆虫个体非同寻常地活跃，它们行施了比它们生活周期所分担的更多的功能，并通过促进作用刺激其他个体也活跃起来。其他群落成员则是一贯懒散。尽管表面上看它也是健康的，生活得长久，但它们每个个体的排泄量只有那些活跃个体的排泄量的一小部分。特化也发生了。某些个体留在家里当保姆的时间要比其他个体长得多，而同时其他的个体则集中精力筑巢或觅食。然而，总的行为模式又不超过物种行为的平均值。当一个具有成千上万成员的群落与同一种物种的另一群落比较时，活动的统计学模式是相同的。我们知道某些这类一致性是由于负反馈造成的。当幼虫照料或巢穴修理这类需要加强时，工虫就改变它们的活动方式以补充这些需要，等到满足了这些需要之后再回来，实验已经表明，反馈环的扰乱，也就是说群落从统计学模式的偏离是灾难性的：因而发现反馈环既是精确的，又是强有力的。　

　　人类社会的控制并没有这么强，因此偏离的影响也没这么危险。人类学文献中富含这样一些社会范例：它们具有明显的无效性，甚至有病理缺陷，但是仍然维持着。用文明生活的道德准则来衡量，牙买加的奴隶社会无疑是病态的。“使它显得独特的是，正常人类生活的基本先决条件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得到今人吃惊的忽视和毁坏。它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牧师是大地上‘最为放荡的纵欲者’；在这个社会里，不管是主人之间的婚姻制度还是奴隶之间的婚姻制度都受到官方的谴责；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群来说，家庭是不可想象的，而男女乱交则是家常便饭：教育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视教师如瘟疫，躲之犹恐不及，它的法律系统完全是一种精细的滑稽模仿（任何事情都无公正可言），一切文雅、艺术和社会习俗的形式都荡然无存，或者处于全然崩溃的状态。只有少数白人——他们几乎垄断了岛上所有肥沃土地——才能从中得益，而这些人为了在本国的安逸，一旦他们的财富得到担保，就丢弃了这片由于他们自己的财富聚集而使之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然而这个霍布斯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残酷如狼）却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当经济繁荣之时，它也人口倍增。　

　　乌干达的伊克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