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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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国论二分。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他们不能像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QualityPaper保持很明确办报方针,保持很高水平。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保持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这就决定了在新闻处理方面需要照顾方方面面。因此,在日本有人提出,日本是不是有高级报纸的存在。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二者特征,另一说法就认为没有高级报纸存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日本报纸影响力很大。这三家报纸就占有了日本40%的报份,如果再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这两家全国性报纸,这五家的发行量则超过发行量50%以上,意味着影响力很大。影响力大意味着日本报纸有时非常煽情,像《朝日新闻》有时会采用如日本人所说的“豪雨集中式”报道,也就是狂风暴雨式的报道。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甚至倒数过来35、34版都是相同的事件。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煽情报道也经常出现。
报纸普及率高,又采取激情性报道,而且是狂风暴雨式报道,这意味着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很容易制造某种气氛和理论,这是日本的一个特色。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但竞争越激烈,不同看法也可能越多。但在日本不同,竞争越激烈,看法越接近。为什么?除了上述这些特征,日本媒体还有一个特征,即在新闻的形式和编排方式上的“划一性”,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口径,日本人竟然称为类似性。这是《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京都新闻》,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把它们的报头移位的话,即使是很老练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分辨这是哪一家报纸。这种做法可说是日本传媒特色。
日本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近,再加上前述的特征,那么日本媒体如果对一个问题集中地报道、集中地评述的话,很快可以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需要进行什么争论。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日本朋友:为什么你们竞争越激烈观点越接近?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是相似的。竞争的结果是,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最好,这个内容这么写最好,受众的口味差不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喜欢同样一种商品的,媒体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日本媒体说今年汽车流行的颜色是白色,那么几天以后街上都是白色的汽车。到底是观众喜欢白色还是媒体宣扬白色,这是说不清的,是鸡与鸡蛋的问题。用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说法,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已经取代了教科书扮演这样的角色。他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点,也是日本的缺点,他说不管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日本人在战前战后都变成了“金太郎精”(这是一种古老的制糖法,做精之前,先划个模型,如果画一只狗,那作出来的都是狗,如果是花,作出来的都是花)。这说明日本媒体取代了教科书在大量地制造“金太郎精”,也说明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经常称“舆论导向”,日文中的叫法可能更形象,称作“诱导”,而日本也的确做得比其他国家更出色。日本究竟怎样做到的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新加坡都有,其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记者之间的亲善友睦,促进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举行舞会,而日本不是,它在新闻采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大厦、政党或者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纸)都能派记者去,这些记者就直接到采访地去办公。他们可以不去报馆上班,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办公。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非常熟悉。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定期,一天两次三次,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这个发布会是官方和受采访者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俱乐部干事主持。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了常识。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什么原因呢?原来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妨碍交通等等有不利之处,于是他们聚到一块开会来订个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来。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现,于是被活活打死。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敢把战争真相公布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在用到国际新闻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报道基本以欧美特别是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从战后以来,都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先的。任何新闻都很重视日本人的企业利益和日本人利益,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的。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
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为了引导广大同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邀请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于12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在建筑馆为广大同学做了题为“我国‘三农’问题现状及对策”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温铁军博士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三农”问题就从来没有被解决过,而只是相对的缓解,所以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为整个报告定下了基调。
温铁军博士指出,“人口过剩,土地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国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随着全国总人口数目的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目在20年后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约为8亿左右。而由于城市化建设、土地沙化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减少的土地面积约为200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20年后我国将会减少4亿亩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今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为了在法律上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也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根据这样的国情,温铁军博士接着指出,在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会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并存,我国基层民主问题的解决也将取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农民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中宏网的首席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好,有请温教授上场。请坐。我听说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