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散文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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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很少说话。在我的记忆中，她几乎很少走出大门，我不记得她进过戏院
和电影院。她和两个婶娘轮流做饭，洗衣，或是低着头静静地坐在窗前做针
线。窗外是大街，喧腾着市声。在这个繁嚣的大城市中，她的天地只是污黑
的厨房和破旧的小楼。她唯一的消遣就是一字一字地低声地念着质地恶劣的
石印的《珍珠塔》一类的弹词书。——母亲没有上过学，不知道是在怎样的
情况下，依靠自学，能够认识一点字。
那些古老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显然深深地感动了她，有时候，我听到她
低低地哼唱了起来，声调是那样地悲凉。
当我七、八岁时，已经略略地知事，三婶娘和别的人，又不时在我面
前责难我父亲，这使我同情母亲，而对父亲有着反感。有时在三婶或别的人
半开玩笑的鼓动下，我就说出一些对父亲不敬的话，如果母亲听到了，她总
是用眼神或一个手势阻止我，事后就背着人责备我：“这些话是你能说的？！
你？ 。”她的声音梗塞了。当我不用心做功课时，母亲常常说到父亲过去是
怎样勤奋地读书，深夜还坐在灯前。有一次，我匆匆地跑进房里，母亲正坐
在打开的箱前收拾着衣物。她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当她发觉我跑近时，急忙
地将照片塞进了箱底，但我已看到了那照片是父亲的。——那么，即使在那
样的处境中间，或者，正由于是在那样的处境中间，母亲对父亲也还是有着
感情，有着怀念？ 。
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年龄比她大不了两三岁。她的婚姻也是不幸的，
她的丈夫是农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吧，不劳动，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而
且常常虐待她。我的姨母往往穷困得无法开锅。她有时就投奔到我家来，小
住几天。母亲和她见面，两人都异常欢喜和亲热。
姨妈、母亲和我都挤睡在一张大床上。一个深夜，我醒来，听到她们
在各自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这一对不幸的姐妹都在呜咽着，而又相互安慰。
我紧闭着眼，不敢动弹，唯恐她们知道我是醒着。我已不记得她们说了一些
什么，但我将永远不能忘记她们的谈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所留下的对于人世
的凄凉而沉重的感觉。姨妈常常拉着我的手，轻言细语地叮咛：“冠，你要
好好读书呵。你妈就只有指望你，你要替你妈争一口气呵。冠，你将来做了
大事，我做姨妈的也光彩呵？ 。”我总是默默地点着头，而且暗地立誓要在
将来做“大事”，为母亲，也为姨妈。姨妈终于要回乡下去了，两姐妹都恋
恋不舍，母亲从箱底掏出一个小纸包，我知道那是母亲积存下来的几块银元，
她塞到姨妈手里。姨妈很不安地推辞着说：“你也难。”母亲说：“我有吃有
穿，你比我要难得多？ 。”于是她俩都低声地哭了起来，我站在一旁也忍不
住自己的眼泪。
像那些在悲惨的命运前感到痛苦、绝望的妇女一样，母亲是信佛的，
从宗教里面去寻找对自己不幸的解释，而且寻求慰藉和渺茫的希望。母亲在
阴历的初一、十五和春节期间，都吃斋。对于穷苦的人们，只要做得到，她
从不吝啬一点帮助。她这样做，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修来生”。这里有一颗
善良的心在跳动：正因为自己的不幸，因而同情别人的不幸。
我当然是母亲唯一的安慰和希望。我四岁时，一个春天的黄昏，跑着
穿越马路，被一辆急驶来的汽车撞倒，卷入了车下。坐在路旁乘凉的人很多，
掀起了一阵惊呼声。母亲正在厨房里，一听到这消息就昏倒了。那次我侥幸
只受了一点外伤。但母亲从那以后就容易心悸、惊惶，精神上的创伤久久不
能平复。当我在病中，特别容易感受到母亲对我的温暖的爱抚。
但平时，母亲对我的爱往往是无言的，有时甚至是以严厉的形式表现
出来。我少年时是贪玩、顽皮的，有时母亲忍不住责打我。但往往流泪的不
是倔强的我，而是母亲自己。母亲常常含泪说：“娘是苦命人，只指望你成
人争一口气，而你？ 。。”母亲的眼泪比她的责打更能触动我的心，我仍倔
强地沉默着，但对母亲的怜爱，对自己过失的自责，由于伤了母亲的心而引
起的愧疚，这种种感情从我的心中升腾起来，我真想扑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
但也许我在幼小时就“不堪改造”吧，我的种种过失总还是一犯再犯。母亲
还常以“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一类的故事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
类的古训教育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我在一家报社的儿童副刊上登了两篇稿
件，得到了一个烧有我的名字的小茶壶做为奖品；读初中时，我被学校选派
参加全市讲演比赛，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支带有黑色剑鞘的七星剑。
那个小茶壶被祖父常常捧在手中，而那支七星剑则由母亲悬挂在床头。
当我将那两件奖品拿回家时，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地看着，而她眼中
有着泪光闪耀。可以想象，在母亲喜悦的泪光中，是浮现着我的灿烂的前程，
是梦想着有一天我真能成为“人上人”，同时也为她带来一个幸福的暮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是深爱着母亲，朦胧地意识到母亲的不幸和屈辱，
这使我在有人谈到母亲时特别敏感、易怒。有一次，当我十一岁时，为什么
事和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少年争闹了起来。他鄙夷地说：“你爸爸不要你
妈妈啵！”我奋力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就拚命地和他扭打起来，闻声而来的
大人们费了好大的劲将我们拉开了。我带着流血的嘴唇和被扯破的上衣回到
家去。这场生死的决斗就发生在我家后门口不远，母亲立即知道了。我一拉
开门，她正在门边守候着。她的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我也咬着嘴唇沉默着。
母亲俯下身来查看我的伤口，通过她扶着我的肩的手，我感到她全身都在战
栗？ 。我进入初中以后，使母亲失望的不仅是我依然还是那样贪玩，大部分
时间都奔跑在小足球场上，而且，渐渐地又有一种新的阴影蒙上她的心头：
那正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夕，由于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我参加了
一个读书会，接着又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学校当局向家长发出了
警告。我的一些狂放的言论也使大人们惊骇。母亲为我很担心，她好多次劝
说我，要我少和“坏人”来往，要我专心读书，都被我极不耐烦地用几句简
短的话顶回去了；真是，怎么能跟你说得清楚呢，最好别管这些事。危险么？
危险就是考验，爱国无罪！母亲往往只是深深叹一口气。有两次她似乎要发
火了，但终于克制着自己：儿子已经是一个中学生，是不能随便责骂的。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我的三个友人被捕了。那年暑假开始时，我接到
了学校“默退”的通知单。我气愤，而又不安：怎么向家里，特别是向母亲
交代呢？我知道，这会很伤她的心。通知单在我手中压了三、四天，母亲从
我的神态中感觉到出了什么事，几次询问我。实在拖不下去了，我终于鼓起
了勇气，将通知单拿给母亲看，准备接受责备，或者，更糟的是，母亲会大
哭一场。但意外地，母亲反复地看了通知单后，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那下
学期怎么办呢？”她甚至连望都没有望我一眼。而且，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
她对我比平时更亲切，在生活上对我照顾得更细心。但我发觉，她是突然憔
悴了，话更少了，而且常常在做活当中停歇下来，失神地想着什么。
那年秋季，我被祖父强迫送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的中学去继续念
书。离开武汉，离开我的友人们，离开家，离开母亲，这使我很难过。那时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古老的中国显得年轻了起来。我所在的那个小镇也失
去了往日的那种闲逸和沉寂，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震荡着雄壮的歌声，
小街上常常走过举着救亡团体旗帜的队伍？ 。。我被弥漫在全国的那种巨大
的热情所感染，所鼓舞，所振奋，卷入到了那浪潮中，兴奋地忙碌着。这虽
是我初次离家，但很少有时间想到母亲。只是当我偶而回到武汉，因为可以
很快就见到母亲而引起的喜悦总还是充满了我的心胸，快近家时，就不自觉
地半跑起来。
战火逐渐地逼近了武汉，父亲一家已经迁到四川的一个小县里。为了
让我能够继续求学，祖父决定让我到四川去找父亲。一九三八年的夏天，我
初中毕业后，只身登上了西上的轮船。送我上船的是祖父。母亲一连几天忙
着为我收拾行装，缝补衣服，反反复复地叮咛，要我好好听父亲的话，不要
惹父亲生气，要我用功读书，也要我好好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和“坏人”来
往？ 。。她的神情显得凄伤、黯然，但没有眼泪。她为我将行李提下楼，和
家人们一齐送我到门口，看我坐上人力车。我走了好远后，回头看到她还站
在门边。我的心情沉重、纷乱，但没有想到，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 。
武汉沦陷的前夕，祖父祖母和母亲、叔婶们逃难到广西的一个小县里。我则
去重庆念书。祖父每个月总要托人写一封信来，有时寄我一双布鞋或是一件
毛线衣，我知道那是母亲亲手做的，一股暖流漫过我的心。有时还寄我一点
钱，我知道逃难在异地，祖父维持一家的生活已经很艰难，我感到了那少数
一点钱的重量。在每封信中，祖父总会谈到母亲的情况，说她很好，要我不
要挂念。每次家信的到来，总是使我喜悦而又有点哀伤。但我很少及时复信，
有时甚至两三个月不给家里一点消息。我正是在青春的激情中，我有许多友
人；我有虽然穷困但是欢乐的生活；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写诗、演戏、开
会、办墙报？ 。。我往往决定当晚要为家里写一封信，却又因为一点什么事
情耽误了。
但我还是有时怀念母亲。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我住在重庆近郊的乡间，
在一个落着细雨的夜里，我写了一首题名《母亲》的诗，后来发表在和几个
友人合编的诗刊《诗垦地》的第一辑上。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首诗稿了，但
还大致记得那后面的两段：
母亲，
只是因为深深地爱你，深深地爱着这一代
如你一样的
被时代的车轮轧伤了的母亲们，为了给你们带来幸福的暮年，为了后
来的母亲们
不再有像你们一样悲惨的岁月，我，无数的你们的孩子，都在用如石
工一样的手，一凿一锤地敲打着
通向光明自由世界的路。
因而，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不能走上你希望我走的道路，不能戴上奴
隶者的王冠而又将那光荣分给你，我不能呵！
母亲
请信我：
当祖国的大地
挣断了几千年的锁链，当故乡的林间，
不再拴有敌人的战马，当你又跋涉着迢迢的路回到故居时，
我一定要随着黎明的光去叩开故居的门，
我一定要跪倒在你的脚前求你：即使是一点头的宽恕？ 。一九四四年
的冬季，日寇向湘、桂发动了一场攻势，国民党军队毫未进行抵抗就一泻千
里地败退了。我接到信，知道祖父已带着母亲、叔婶等从广西逃了出来，计
划到贵州找我父亲。我一面注意报纸上关于战局的报道，一面期待着祖父、
母亲等的平安音讯。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半个月都过去了，我没
有得到一点消息，而关于湘桂撤退中的混乱、悲惨的情况却不时传来。一个
多月以后，我才接到祖父的信，他们丢掉了一切衣物，一直步行逃难，在半
途，和母亲、叔婶等失散了，祖父历尽千辛万苦到贵州毕节找到了父亲。他
在信中问我母亲是不是到了重庆，或是不是接到母亲的信。但我哪里知道母
亲的消息呢？我非常焦虑，但一筹莫展。
后来，和母亲同行的叔婶等也到了父亲处。至于母亲的下落，他们是
这样说的：在途中，母亲就决定不去父亲家，而要到重庆找我。母亲的身体
原来就虚弱，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她得了重病，但每天还是挣
扎着和叔父、婶娘一同步行。几天以后，她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而当时又风
传敌人即将到达。母亲不愿拖累叔父和婶娘，要他们先走。她摸出了一个金
戒指要叔父带给我。母亲身边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我中学讲演得到的那件
奖品：七星剑。她倚坐在一座破屋的墙边，扶着七星剑，望着叔父、婶娘等
人在人群的洪流中渐渐走远。那地点，是在贵州都匀附近。
竟是这样的！
在异乡的土地上，没有一片遮蔽风雨的屋檐，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甚
至没有一张熟识的脸，眼前流过的是惊慌的逃难的人群，耳边响着的是凄惨
的呼喊声，而敌人的铁蹄随时可到？ 。。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