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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正版语文-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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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板,野老婆造反。”意思是说,别看某些人平常不苟言笑、道貌岸然,其实外面的情人多得都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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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人的幽默     

  文/王佩

  山东人出了名地憨厚老实,但老实人也有幽默的时候。老实人的幽默,不是逗闷子,不是耍贫嘴,而是一语中的,道破天机。

  山东有一出传统戏《墙头记》,剧中大儿媳妇一出场,就这样自报家门:“俺,张门李氏。过得门来,还算幸运。头一年死了小姑,第二年死了婆婆。”寥寥数语,骂尽天下不孝儿媳。山东人的幽默就是稳、准、狠,一句话能把人噎死,决不说两句。

  有一次,一位干部视察水利工程。他看到一个刚刚卸完一车土的农民,就走上前去,面带微笑打招呼:“小伙子,这活累不累呀?”农民看都没看他,瓮声瓮气地回答:“累,累死他爹!”干部气得直翻白眼,只好没趣地坐车走了。

  有一个村子特别穷,县里组织干部扶贫。号召每人捐献一只小羊羔,给当地的农户。有一位副局长,人很吝啬,他在市场上挑来选去,最后买了一只最瘦最小当然也是最便宜的羊羔,捐给一个老汉。老汉把羊抱回村,大家都笑话他。老汉也不生气,慢悠悠地说:“别笑,俺这羊还管你们哩,再瘦,它也是副局级的羊!”

  刻意的诙谐不是幽默,幽默往往出于无心。农村妇女到济南买织布用的面线,看见处处都是高楼大厦,就叹了口气,对同伴说:“原来咱种的棉花都运到这儿来了!”

  可能因为自古以来。生活太艰辛,山东人才学会了笑对人生。一个山东人做生意,赔得一塌糊涂,他会说:“本钱都搭进去了,我都笑了。”这里的笑,其实是哭的意思。但山东人从来不怨天尤人,轻易不会掉泪,他们相信,笑才是对付人间苦难最好的法宝。

  山东人的幽默不仅体现在言谈中,更体现在标语上。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标语“光缆无铜,盗之无用,破坏判刑”就是山东人的原创。这标语写得好,言简意赅,陈明利害。孔子早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劝戒那些小偷小摸的人,讲大道理是没用的。这句写的多好啊,摆事实,讲道理,堪称当代语文的典范。

  在一处农户家的墙上,赫然粉刷着这样几个大字:“院内有种猪。”看到这句话的人,都都笑话这户人家傻,这不是骂自己家的男人是种猪吗?其实,这家人一点都不傻,他们写这个标语,目的就是吸引人们的注意。果然,很多养猪户看了这句广告,都牵着母猪到他家配种。你瞧,这么NB的文案, 4A广告公司也未必能想得出来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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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A暴力语言学     

  文/王佩

  “杀无赦,斩立决”、“无情打击”、“彻底粉碎”、“锄奸”、“洗脑”、“下放”、“揪内鬼”……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语汇,千万不要以为时光倒转,回到了文革时期。其实,你只不过是翻开了报纸的体育版而已。以上这些词语,均出自足协领导和俱乐部官员之口。

  中国足坛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时隔多年,足球界的头头脑脑们又拾起这套暴力语言体系?这种暴力语境背后隐藏着什么?下面,我来试着分析一下。

  众所周知,末代甲A由于足协管理不当,把关不严,升级规则出现了重大纰漏,甲A赛场上出现了少有的混乱局面。俱乐部之间裙带暗结,关系微妙,将帅不合,离心离德,黑哨未绝迹,假球又横行。联赛最后一轮,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千古奇观:重庆力帆只有输球,才有希望进军中超。当然,人算不如天算,俱乐部会算不如足协会算,一出更热闹的闹剧,让重庆打错了如意算盘。

  足协显然缺乏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更不用说控制混乱局面了。恶疾须猛治,乱世用重典,这口号喊喊容易,做起来难。虎狼药不敢下,葫芦案不好断,怎么办?怎么办?最后官员们不得不乞灵于那一套暴力语言,试图用后后现代的“符号学”来对付前前传统的“厚黑学”。但是这套暴力符号,吓唬小学生可以,想唬住足坛这帮“滚刀肉”却很难。事实证明,打击“厚黑学”,“符号学”根本没用,要想大获全胜,最终还得靠“以厚黑制厚黑”。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级。各俱乐部深刻领会足协精神,把语言暴力符号发扬光大,在内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整风洗脑运动”。他们声称,整风不是整人,而是整纪律;洗脑不是洗屁股,而是洗脸面。大脑洗完了,但仍不是一张白纸;“内鬼”揪住了,但并没有彻底“铲除”。投鼠忌器也好,顾全大局也好,总之,惩罚并没有宣称的那么严厉。最坏的结果就是“下放”到预备队,但“下放”并非绝路一条,只要表现好,依然能够“上调”回来。

  总之,暴力语言符号在甲A彻底失效。这说明,在潜规则盛行的地方,暴力语言的作用其实很有限。任你狠话说绝,毒誓发遍,别人早已把你的底线看穿,不吃你那一套。这正应了西方那句谚语,〃咬人的狗不叫〃。不知足协是否明白这一点,明年的中超会不会换一套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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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谐音的烦恼     

  文/王佩

  关于姓名带来的烦恼,人们讨论的已经很多了。像重名问题、生僻字问题,都挺让人头疼。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姓名的谐音。

  名字是人第一次与文字发生的碰撞,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中国人取名不但注意名字的意义,更讲究名字的发音。家乡有一位语文老师,村里的乡亲们经常找他给孩子取名字。一次,他帮人取了一个名字,那人的父亲有些不满意,小心翼翼地跟他商量:“老师,俺觉得这个名字叫起来不响?”这位老师一听急了:“不响?不响叫大炮!”

  过去父母给孩子取名字,千方百计避免名字有不好的谐音。比方“李汉坚”,“王卖国”一定没有叫。但谐音是防不胜防的,因为一个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了解的词语有限,说不定只有等到孩子长大的那一天,问题才暴露出来。

  我有位朋友名叫杨伟,最近正在为改名奔波。这名字取在20年前,肯定没什么问题,因为 “阳痿”在那时是一个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医学术语。谁成想,20年后,性学普及,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烦恼。幸亏他是个男人,心理承受力相对强一些,要是女孩,麻烦就大了。我以前认识一个女孩,姓尹,名静,上了中学,家里人觉得实在叫不下去了,就托人给她改成了尹小静。

  为避免谐音的烦恼,一些家长给孩子取名时,翻破了好几本医书,但这也没用,因为医学每天都在发展,新的医学名词层出不穷。你说“刘爱姿”、“朱飞典”当初招谁惹谁了?现在还不是一样叫不出口。

  姓名谐音的烦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的变迁。如今不仅大量医学、性学术语成为公共话语之外,一些方言也登上了汉语的大雅之堂。这就更增加了取名字的难度。

  报载,湖北经济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因为名叫“老二”,屡屡为同学耻笑。“老二”这个词在湖北话里土是土点,但没有别的意思,况且孔圣人还用过呢。但是在北方方言里,却是男人命根的代称。现在这个词流行起来了,老二同学的烦恼也就来了。还有一位女士,名叫“张波妹”,每当人们接过她递来的名片,都不禁下意识地看一眼她的胸部。张波妹更是冤枉,当初爹妈给起名字的时候,谁会知道,“波”在广东话里指“胸部”的意思?谁又能想到,这个“波”今天会偷偷摸摸溜进现代汉语的殿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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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窈窕淑女与中华佳丽     

  文/王佩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提起这句诗,谁都知道这是《诗经》开篇第一句。有不少人把“窈窕”理解成“苗条”,其实是错误的。古人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原来,“窈窕”指的是心美和貌美的合一。这个“心”当然包含心灵和心智,哪方面有缺陷,都不能算做“美”吧。若按这种解释,现在能称得上“窈窕淑女”的,实在太少了。

  我所居住的杭州号称“美女之都”,这话还真不是吹牛。杭州女子,身材都很匀称,生就一副瓜子脸,有这样的遗传基因,造物主造起来也省心,只要不把五官乱摆,一堆美女就诞生了。刚来杭州的时候,住在报社的办公室,半夜在走廊上随便一走,就能遇到不少上夜班的美女。回去躺在沙发上,我辗转反侧,大声疾呼:“天哪,为什么到处都是美女?”

  既然美女本身就是文化,美女似乎不需要有文化。这还是半个月前的事,有位漂亮美眉报名参加我们搞的一项活动,我同事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张ying,萤火虫的萤。〃我在一旁说:〃不对吧?很少有人用这个萤做名字。〃我同事也纳闷,就在纸上写了一遍。美女一看,掩口而笑,说:〃你写错了,下边不是虫,是个玉。〃一办公室的人都凝固了。

  不识字不是什么大不了问题,不懂常识可就不应该了。凤凰卫视搞过一个中华小姐大赛,窦文涛问一位佳丽:“听说你去农村,问过小孩一个问题。”小姐点点头。这时大屏幕放起了佳丽在农村的录像。她问一个小孩手里牵的是公牛还是母牛,小孩说是母牛。佳丽问:“那你经常喝牛奶吗?”小孩摇摇头。佳丽很困惑:“家里有母牛,为什么喝不着牛奶?”录像放完,老窦问佳丽:“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佳丽不好意思起来:“是的,我知道了母牛和奶牛的区别。”老窦又问:“你说奶牛是公的还是母的?”佳丽思忖了半天,说:“我想……应该是有公有母吧!”

  如今人们生活好了,牛奶多了,蛋白质多了,美女也就多起来。美女变成一种资源,进而发展成一种经济。但美女们也应该明白,仅有漂亮的外表是不够的,古人说,充其内而显于外,一个人的心灵和心智,必然通过其言谈举止显现出来。除了培养经济头脑,美女们也应该学点文化了,否则,成不了窈窕淑女没关系,当不上“中华佳丽”,从经济上讲,可就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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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大变”     

  文/王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变”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早晨打开电视,听到主持人说“房地产业政策大变”、“某某影星脸色大变”,我就忍不住把咬了一口的油条吐出来。大家都在吃早点呢,你就不能换个说法?

  按照汉语的习惯,“大变”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巨大的变化”那叫“巨变”,不叫“大变”。要不,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怎么叫《山乡巨变》而不叫《山乡大变》呢?“突然的变化”叫“剧变”(或“突变”、“骤变”),也不能叫“大变”,我们常说“东欧发生剧变”,没有人说“东欧发生大变”,哪怕剧变的结果确实很“dabian〃。

  有这样一个笑话,某地开发区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路过此处的人都替当地人担心:“这么一来,还不憋死?”上网一查,我发现这个段子还真不是杜撰出来的。在南方某省的官方网站上,就有这样几个栏目:“三年一大变”、“五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你瞧,“中变”都出来了!在上海黄浦区的官方网页上,还发现一个“大变专题”!看来,“大变”不但盛行,还有迈向专业化的趋势。

  很多人觉得“大变”的用法没错,可能是小时候看过“大变活人”的缘故。既然他可以大变活人,我直接大变不行吗?很抱歉,不行。分析一下“大变活人”这个词,你会发现,它的主干是“变活人”。前面加一“大”字,是为了修饰“变活人”这个主干。同理,我们可以说“大变革”、 “大变阵”,“大”的作用也是用来修饰“变革”、“变阵”的。汉语的习惯是, “变什么”先说清楚,然后才可以说“大变什么”,“大”和“变”不能单独在一起用,否则,就成“大变干燥”了。

  扯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汉语词语的简化问题。汉语不是不能简化,但不应随意简化,简化是一种有条件的约定。简化必须符合汉语规律,意义和读音都照顾到,才能为公众所认可,才不会闹出“大变”一样的笑话。有一所大学,把“社会经济学”简称“社经”,把“计算机学院”简称“计院”,一天,召开师生大会,领导在台上讲:“怎么搞的?‘计院’这么多同学‘社经’不及格!还笑?说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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