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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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末，我从遥远的科日拉－索拉村收到一封信，那是马里自治共和国喀山区的一个村庄。给我写信的是一个退休教师，现在是农庄养蜂员，叫伊格纳季·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他并不是要塞保卫者，但一九四一年七月初曾同一些受伤的红军战士一起在明斯克附近被希特勒匪徒所俘，送到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集中营。在那里，有一次会见永远铭刻在他的心头。为了更准确起见，我要一字不易地引用他来信的部分内容。
‘一九四一年七月末，”伊万诺夫在信中写道，“我被押到三○七集中营，它大约位于布列斯特城郊三十公里至五十公里的地方。
在七月的最后几天，不是三十号就是三十一号（准确是哪一天我记不得了，但是这两天之中的一天），从布列斯特要塞押来四个人。到达集中营的时候是下午，黄昏即将来临。为他们单独安排了住处，专门划出一块营区，同我们隔着一片空营区，因此交谈起来相当困难，因为彼此距离超过了五十米。他们在那片营区呆的时间不长，一共只有几小时，不过我们却抓紧机会向他们了解到某些情况。
下面就谈谈我们从这四个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那里听到的情况。
这四个人对我们说，他们是从要塞直接落到这座集中营里来的。他们在要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战斗。每人都多处受伤。最后他们打算同别人一道冲向布格河，但却没有成功。这大概是七月二十六、七号的事。此后，他们又坚持了几乎两昼夜，战斗一直进行到子弹打光。在失去战斗条件，事实上已经解除武装后，他们被迫退入地下掩蔽部。德国人每隔两小时就要劝降一次，但同志们用国际歌的歌声来回答。这样又坚持了一昼夜多。
就在把他们押解到集中营的那天，希特勒匪帮向布列斯特要塞的地下施放了有毒物——毒气。呼吸十分困难。于是要塞保卫者们决定出去站在阳光下受死。他们高唱《国际歌》，走出掩蔽部。等待他们的是一大群武装的德国士兵和几名军官。尽管他们在高唱《国际歌》，德国人并没有朝我们的战士开枪。
德国人被这些遍体鳞伤、饿得皮包骨头、站在那里直打晃的人的勇敢精神惊呆了，他们一声不吱。一个看来官阶最高的军官在要塞保卫者面前除下钢盔，这时所有的士兵也仿佛听到一声令下，都跟在他们首长身后除下了钢盔，——他们以这一行动表达了对我军战士忠于军人职责的敬意。
这四个人在被俘的当天就被送到我们的集中营。
大约三小时后，他们又被带走了，具体带到哪里，我也不知道。这里只说说我看到他们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他们身上衣衫槛楼不堪，肮脏的绷带上凝满了血迹，骨瘦如柴，须发猬张。他们不住地咳嗽，擦眼泪。他们虚弱极了，站都站不住，彼此互相搀扶着。
同这几位英雄的会见给我们这些俘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对我这印象就更为深刻。因为战前我曾参加过布列斯特要塞附近永久火力点的构筑，这些地方我是熟悉的。在德国战俘营同一个多月来一直保卫着这座要塞的人见面，使我深为激动。
遗憾的是，后来我再也没同他们见过面，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情况。很可能是不久就把他们转到了别的集中营。
这就是伊万诺夫证实的情况。应该说明，在这之前我早就听原三○七战俘营的战俘讲过，似乎七月末曾有一小批要塞英雄被送到那里，但这在当时仅是一些模糊不清、极不确定的传闻。
然而，这四名战士是否就是要塞的最后保卫者呢？
保卫战参加者、现在是养老金领取者尼古拉·谢尔盖耶夫于一九四三年在前线遇到过兹旺科夫准尉。这个人在要塞一直战斗到八月初。最后几天他向两个战友躲在中岛上我们一辆被打坏的装甲车里。三个人都受了伤，兹旺科夫的两个战友不久因伤重去世。准尉从暸望孔中观察德国人的情况，等待时机好离开自己的藏身之所，想办法逃出要塞。
“有一次他发现在城堡的霍尔姆门附近有一连德国人正在列队。法西斯士兵列队看来是为了接受奖赏：队列前面站着几名军官，其中一人手中拿着几个装勋章的小盒子，另一人正在宣读一份命令。突然，从队列后方八十四团营房半坍塌的建筑物窗内射出了长长一梭子自动步枪子弹。宣读命令的军官和五、六名士兵当场倒毙，余者惊叫着四散奔逃，胡乱开枪朝废墟射击。自动枪手当即冲进营房，不过开枪的人是否被他们抓获，兹旺科夫已无法知道。当天夜晚他神不知鬼不觉爬出了装甲车，好不容易走到市内，在当地居民家里歇宿，后来他又找机会越过了战线。
布列斯特的一位居民向我转述了另一位保卫战参加者讲的故事，遗憾的是此人姓名已被他忘记。这位战士同兹旺科夫一样，后来也跑到城里，八月初他也藏在已被敌军占领的中央要塞，只是不在装甲车里，而是在三三三团驻地的一个地下室。他从地下室窗口观察德国人的动静，充当了一次要塞无名保卫者丰功伟绩的见证人。
一天中午，大约三十名德军自动枪手列队沿营房向捷列斯波尔门行进。就在队伍正向门洞里拐去的当儿，队伍中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爆炸震得德兵尸体四处横飞。接着，从半倒塌的捷列斯波尔门顶端，一个身穿红军制服的人影头朝下飞身纵下，栽倒在院内石板地上，同炸得血肉横飞的希特勒分子倒在一起断了气。这位无名英雄终于等来了敌人，看来是向他们扔出了一枚集束手榴弹，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换取了高昂的代价。
与要塞相邻的科杰利尼亚—彼得戈尔斯卡亚村居民格里戈里·萨莫留克对我讲过一组战斗在中岛旧教堂建筑里的英雄的事迹。前面讲过，这座教堂在战斗中曾几易其手，但据说八月初我们的战士带着机枪又跑到那里，同希特勒匪帮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直至全体牺牲。萨莫留克听德国人说，这是核堡中部的最后一个反抗者，并且当他同其他庄员一道在深秋季节被占领军赶来打扫要塞地区时，亲眼看到了英雄们的遗骸。
据他说，在上面，在教堂塔楼的废墟里，还架着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枪口指向捷列斯波尔门的方向。机枪旁倒着七具尸体，都是军衣上缀着绿领章的边防军战士。希特勒分子被这个小组的顽强抵抗气得七窍生烟，不许人们埋葬这些死难者，大群乌鸦栖集在死者身上。而在下层原来是教堂圣坛的地方，农民们又发现一具半腐的苏联士兵尸体。他坐在那里，背靠墙壁，在他身边是一支砸烂了的自动步枪，在他头上的灰墙上刻划了一行字：‘我为祖国而牺牲！”
直到如今，布列斯特及其近郊各农村中，还传诵着好多令人惊奇的故事，其中讲道：甚至几个月之后，当希特勒分子已完全占领要塞后，还有个别苏军官兵隐藏在要塞各掩蔽部和地下道中，夜晚有时还能听到枪声。当地有些人还能记得，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天，当德国人把居民驱赶到要塞去清理废墟时，他们常常能看到有些穿着破烂不堪的红军制服的人影从一个掩蔽部跑到另一个掩蔽部，从一条地下道钻进另一条地下道。不知是谁在要塞半塌的墙上一次又一次地写上了令人望之胆寒的话：“德国占领者必亡！”
要塞保卫战的参加者、原八十四团准尉、现白俄罗斯莫吉列夫市居民亚历山大·杜拉索夫还讲了一个更惊人的故事：
杜拉索夫准尉在保卫要塞的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布列斯特郊区希特勒集中营关了几个月。一九四二年春伤愈后，他被派进城去为德国军医院充当劳役。
在这个劳役队里，除了战俘之外，干活的还有一群犹太人，他们来自法西斯建立的犹太人区。犹太人同战俘稍有不同，他们可以自由行动，没有卫兵看押，但占领者及其走狗对这些人的嘲弄梛榆却也是够受的。犹太区的人里头，有一个拉小提琴的乐师，战前在布列斯特一家饭店演奏爵士乐。
一次，据杜拉索夫回忆，那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干活的时候小提琴手来晚了两小时。进屋之后，他非常激动地向同志们讲了自己的见闻。当他正往医院走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军用小汽车追了上来，里头坐了一个军官。汽车在他前面几步嘎然刹住，希特勒分子把提琴师叫到身边。
“上车！”他打开车门命令。
音乐师上了车，小汽车驶进了要塞。他们来到中岛，从音乐师向杜拉索夫解释的情况来看，他们是停在了三三三团驻地的一个什么地方。
就在那边的废墟中，地里露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洞的周围站了好多德国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你下去！”军官命令乐师。“地下直到现在还藏着一个俄国人。他不想投降，还在开枪。你要说服他出来缴械。我们保证不杀他。假如你说服不了他，你也就别回来了：我们就枪毙你。”
乐师好不容易爬到洞底，进入一个狭窄黑暗的地下道。他伸手摸索着朝前走去，又怕为这不知是谁的人开枪把他打死，便一个劲儿地大声喊叫，他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儿来。
突然一声枪响，震得四壁嗡嗡，吓掉了魂的提琴师一下子趴倒在地下道潮湿的地面上。幸好子弹没打着他。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
“别害怕，到这边来，”只听有人说，“我是朝天开的枪。这是我最后一颗子弹。我自己拿定了主意要出去，吃的东西我早就没了。过来，帮我个忙。”
提琴师爬了起来，继续朝前走。不久他碰到了一个坐靠在墙边的人身上。那人用两手抱住乐师，费了好大劲才站起身来，伏在他肩上，两人缓缓向出口走去。
他们好不容易才爬了上去，这时那人已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他闭起眼睛，精疲力竭地倒在废墟的乱石堆上。
希特勒分子围成半圆站在四周，以好奇的眼光默默朝他打量。在他们面前坐着的这个人瘦得早已脱了像，毛发怒生，故而根本无法确定他的年龄。甚至连他究竟是军官还是士兵都看不出来——身上的衣服全烂成了布条子。
看来这人不愿使敌人看到他有多么虚弱，便努力想站起来，却一下子又倒在瓦砾堆上。军官下了一道命令，于是士兵们便开了一听罐头，抓了些饼干放在他面前，但他却连碰都不碰。这时军官问他，地下道里还有没有俄国人。
“没有，”那人回答，“我只是一个人。我之所以还要出来，就是想要亲眼看看，你们在我们俄国是多么软弱无力。我把最后一颗子弹朝空放掉了，可你们却不敢朝我开枪。”
军官命令乐师把俘虏的话翻译给他听。这时，他对自己的士兵说：“这个人是真正的英雄。要向他学习怎样保卫祖国。他的意志战胜了死亡、饥饿和艰苦，这就是军人的伟大功绩。”
说完，军官命令一个士兵把乐师带出要塞，那位俘虏后来的结果就不清楚了。
听完杜拉索夫讲的这个故事后，我当然就想要找到那位小提琴手的踪迹。这件事倒不难。杜拉索夫说过，乐帅的一只眼睛上长着白 ，而且跛得很厉害。一个人的特征如此明显，布列斯特的好多老住户是会记住他的。
我决定去找我的老相识——一布列斯特餐厅的乐师谢尔盖·康德拉丘克商量。他曾经帮助我找到了彼得·克雷巴。
这天晚上，我又到了不久之前新落成的“布格”餐厅，如今康德拉丘克就在这里演奏手风琴。我把提琴手的外貌刚一说，他立刻就想起了这个人。他甚至还对我说，这人有个亲兄弟，也是乐师，而且这位小提琴手还与他同台演出过不止一回。康德拉丘克已记不起此人的名字，但向我保证，他一定能向自己熟识的乐师那里打听出来。两天之后，他把名字告诉了我。小提琴手叫扎尔曼·斯塔夫斯基。好多人在市里都记得他，有的人甚至还记得他讲的那个如何把要塞无名英雄从地下背出来的故事。但斯塔夫斯基本人则早已不在人世：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匪帮把他同布列斯特犹太区的数千名犹太人一道枪杀了。
这样，这条线索便无可挽回地中断了。这最后一位在布列斯特要塞地下度过了十个月的英雄是谁？这段时间里他是怎样生活和斗争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许将来可以从德军档案中获得新的发现。也许这一切将永远只是个谜。但这个谜充满了一种伟大的、悲壮的英雄主义，它同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英雄传说是那样的相似，因为后者也只是到了今天才向我们展示了它那激动人心的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