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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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要塞保卫者怎样顽强抵抗，敌人终于逐渐占了上风，他们的优势也一天比一天更为势不可挡。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和儿童继续留在要塞已毫无意义，敌空军每天向要塞投掷重磅炸弹，死神时刻守候在他们身旁。不管敌人何等残酷无情，无论落入敌手何等痛苦和屈辱，人们毕竟还怀着一线希望，认为敌人总会对妇女和儿童发一点恻隐之心。这就是决心送他们出去投降的原因所在。
不管这些准备与丈夫同生死共命运的妇女怎样哭泣，不管她们怎样央求要继续留在要塞，但指挥部下达了斩钉截铁的命令，她们只好带着孩子离开地下室去投降敌人，以期得到宽待。
战斗愈来愈残酷激烈。敌人急于铲除要塞守军，他们不顾伤亡，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频频发动强攻。
六月最后几天，在中岛北部地段上，即三拱大门附近，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搏斗。被围守军的主要核心——祖巴乔夫和福明指挥的战士就在那里战斗。德国鬼子占领了三拱门西侧的几间营房。但不久一支扼守在当地的小部队又阻止了自动枪手在环形大楼内部的推进。而祖巴乔夫和福明的战士则多次挫败了敌人在营房大楼东翼立足的企图。这一翼的尽头是一个死胡同，只要敌人牢固地占领三拱大门东侧的几个房间，自动枪手就能将据守楼内的我军步兵压迫到大楼的尽头。人们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扼守毗连大门的房间的战斗特别激烈。自动枪手一天数次向那里冲击，但是“德国鬼子进入边上的房间！”的警报信号，很快便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传遍整个营房大楼东移。战士们闻风而动，不待口令下达便一齐同敌人展开猛烈的肉搏战，冲上去打退了这些房间里的敌人。这种情况一连持续了几天，不久，边上的几个房间里，德国鬼子的尸体和苏军战士的遗体堵满了半个窗口，就在这由尸体堆成的山丘上，双方依旧用手榴弹、刺刀和枪托展开殊死搏斗，敌人始终未能在这些关键的房间里站住脚跟。
于是，德军把爆破手派到大门口。每当自动枪手一发起冲击，爆破手便也顺着楼顶种顶间向大楼东翼运动。他们把威力强大的梯恩梯炸药顺着烟囱坠入最下面几层楼房。
突然，被炸毁的天棚和墙壁飞落到战士们头顶，大楼也一段一段化为废墟。该地段最后一批防御者就安息在这废墟之下。
在这里，在抗击近逼的自动枪手时被埋葬于乱石堆中的有第八十四团团部文书、列兵伊萨耶夫，直到牺牲的前一刻他怀里仍保存着该团的军旗。在这里，同福明、祖巴乔夫一道战斗的战士多罗费耶夫、列布祖耶夫、日古诺夫等人，因战伤遍体，无力坚持而被俘。
就在这里，六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的一次炸药爆炸时，受到严重震伤和战伤的菲尔也被压在断墙下面。希特勒匪徒把他从废墟下面拖出来，连同其他几名要塞保卫者一并押往战俘营。
至于其他同志的情况，包括福明和祖巴乔夫的情况，他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后来被俘时才听别人说，福明好象被震聋了，落入法西斯匪徒手中时已危在旦夕，最后被敌人枪杀，祖巴乔夫大概阵亡了。不过，这些情况纯属传闻，尚有待查证。
但是有一个情况菲尔谈得十分有把握，那就是在他被俘后，要塞的斗争仍在继续。他被关押的那个战俘营，不时还押来另外一些后来在要塞中被俘的战士。不过，哪些部队七月一日以后仍在要塞战斗，谁是领导人，这些问题仍是悬而未决。这就有必要查找在要塞中比菲尔战斗得更久的其他保卫战参加者。
第十章 士兵的名誉
上面就是菲尔记忆中有关布列斯特要塞战斗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交谈时一字不漏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时机到了，我再次向他询问了他被俘后的遭遇和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始末。这次菲尔详细给我讲了他被监禁在希特勒战俘营和获释的经过。
他是在要塞废墟中失去知觉时被敌人俘虏的。起初被送到波兰境内距布列斯特数十公里的比亚拉波德利亚斯卡市的郊区战俘营。这个战俘营被铁丝网分隔成一格一格，即所谓的地块，里面监禁着在前线各防区落入敌手的成千上万苏军指战员，他们生活在露天地里，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
菲尔的伤口愈合得很慢，不过震伤的后果并不严重。当菲尔的身体刚开始复原时，希特勒匪帮就决定在他所在的那个地块登记俘虏。最初来给他们登记的是一个战俘营的翻译，由他进行了预审。这是一个波兰犹太人，通晓德语，不过这个人知道他在法西斯集中营里的下场是什么。他同情战俘，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帮助他们。
他问罢菲尔的姓名、民族，把他叫到一旁。
“我说，你的姓很管用，”他说，“象德国人的姓。就凭这姓，你的事情可能好办。跟他们说，你是一个被强迫俄罗斯化的德国人，或者父亲是日耳曼血统—一德国人管这叫‘日耳曼后裔’。那他们就会放你出战俘营，差你去干轻巧活，也许还会吸收你到德军服役。假如你说你是俄国人，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大出翻译所料的是，菲尔甚至没有对他提出的这个建议表示感谢。他只是很不高兴地低下了头，默默地走开了。可是内心却感到很愤慨。
菲尔懂得，要向翻译解释自己的感情那是白费口舌，虽说这个人也是诚心诚意地想帮助一个战俘。在由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的波兰教养出来的人看来，什么苏联人的尊严、苏联军人的荣誉，只不过统统是漂亮话而已。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代表，怎能料到他的话会激起这个光着两脚、身穿褴楼的红军服的战俘的愤慨呢！虽然如今自己饱受磨难，忍饥挨饿，但是绝没有屈服！他绝不会理解，对于菲尔这个地道的俄罗斯人，这个受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培养、在共青团里成长的人来说，又怎能装成德国混血儿，为敌人效命，甚至还要披上可憎的法西斯军大衣呢？这种想法本身就构成奇耻大辱，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第二天，战俘们被带到一间用来做办公室的板棚里。
一个身穿德军军装的人正坐在写字台前，桌上摆着一张没填充的战俘卡片。他拿起笔来，突然用半通不通的俄语生硬而强横地问道：“姓名，民族？”
“菲利波夫，”菲尔答道，“亚历山大·菲利波夫。俄罗斯族。”
这样，菲尔便当了几年菲利波夫，目的是要让战俘里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误认他同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分子还有某种哪怕是十分遥远的亲缘关系。
菲尔的伤口渐渐愈合了，他开始反复酝酿一个逃跑的计划。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同一大批战俘一道被塞进车厢运到德国。后来，在一个德国港口，他又被赶进了一艘货轮的底仓。航行数日之后，菲尔和他的同志们不幸被运到一个白雪覆盖的半岛，关进了法西斯匪帮占领下的挪威北部的一座偏远的战俘营。
菲尔在这块几乎四面环海的小小土地上度过了三年多时间。周围的景色是那样的冷漠和荒凉。这是一座由党卫军分子严密看守的战俘营。他在这里经受了法西斯战俘营中的一切悲惨遭遇——他在采石场干的是难以胜任的劳役，无时无刻不在忍受饥饿的折磨，他挨过打，得过病，受过看守的侮辱，时时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在这些年里，菲尔从来没有向敌人卑躬屈膝，他丝毫没有玷污苏联公民的荣誉和尊严。
期待已久的解放之日来到了。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战俘们解除了警卫的武装，举行了一次群情振奋的集会，然后高擎红旗，开赴附近的一个挪威小镇。一个月之后，一列披着节日盛装的火车载着归国战俘开出了挪威首都奥斯陆，与这些战俘同行的就有菲尔，这时他又改去了菲利波夫的名字。列车驶过瑞典和芬兰，跨过了苏联国境线，在这重又见到了祖国的难忘时刻，他和同志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在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一个小城，从挪威归来的战俘接受了国家检查。检查员几次召见菲尔，详细询问了他被俘期间的情况。同时，检查员还反复追问，菲尔当时是否加入过弗拉索夫将军利用一些叛国者拼凑的部队（弗拉索夫是投降希特勒匪帮的苏联人民的敌人）。菲尔做了口头和书面回答，说他原来是一名共青团员，始终认为弗拉索夫分子是叛徒。他也同我军绝大多数战俘一样，每一次都坚决拒绝加入弗拉索夭的队伍，尽管他们这些不肯屈服的人在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之后，招致了严刑拷打和饥饿折磨，而且战俘营还因此对他们实行了一种更为严格的制度。
检查快要结束了。检查员最后一次召见菲尔。这个人采用了违法方式，但这些方式当时却受到了冒险家和人民公敌贝利亚的提倡。不过那时菲尔对此一无所知。
检查员把两份检查记录放在菲尔面前，要他签字。菲尔拿起一份想看看。
“你干什么？难道不相信苏维埃政权？”检查员突然用威胁的声音问道。
而菲尔却真的以为，这个身披军装的人确实是苏维埃政权的真正代表，所以也就天真和信任地说：“我当然相信！”
他根本没看这两份记录，便在上面签了字。
他被放行了，很快又接到了去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阿尔丹市的命令。这时，他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便乘车来到了目的地。当他奉命到人民内务委员部阿尔丹地区分局报到时，有人当面突然从标有“弗拉索夫分子”字样的文件夹中取出了他的证件。
他当场提出抗议，可是对方随即给他看了那份他自己签字的供词，上面说他参加了弗拉索夫将军的军队，作为叛国分子，他被处以六年监禁，送往雅库特。这几年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最沉重的岁月。菲尔竭尽全力，忠诚老实地在金矿干活，后来又当上了金矿管理局的会计。可是不管干什么工作，一想到那个留在自己历史上的可耻污点，他就坐卧不安，心上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有时他发现别人怀疑自己，也有时他担心别人不会相信他这个叛徒，所以变得越来越内向了。他成了个 郁寡欢、寡言少语的人。他甚至不想去找自己的亲人和战前的朋友：他简直不敢想象，那些从前了解他是个性格开朗的共青团员的人们怎么能相信他如今竟成了个叛徒。
这样，当他遇到了一位当地的姑娘，而对方一下子就相信了他，爱上了他时，这一切对他就更加可宝贵了。不久，姑娘的家就成了他自己的家，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到了一九五二年，当不公正的惩罚到期后，菲尔在雅库特留了下来，继续在他妻子和孩子的故乡居住下去。
这就是菲尔的悲惨经历。根据我的请求，他向我讲述了战前的生活，那是一段平凡而又复杂的历史。
菲尔是库班河畔季马舍夫斯克镇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祖祖辈辈都是俄罗斯人。看来他的姓一定是来自更古远的先辈。季马舍夫斯克镇有不少居民也都姓菲尔。
童年的菲尔曾离家出走，浪迹异乡，后来流落到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家里，这个人是高加索国内战争的英雄。菲尔在这个家庭里受教育，学到了会计专业知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法律系，上了一年级。后来他离开校门应召入伍，来到布列斯特要塞。
总之，无论在菲尔的历史上，还是在他战斗期间的表现里，都找不到任何他可能背叛祖国的根据。况且，他的品质和他在同我交谈时表现出来的性格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坚信菲尔是一个正直忠诚的苏联人，便决心为争取复查他的案件而奔走。
记得那年二月的冬天的傍晚，当我结束了记录菲尔回忆的工作时，时间接近五点，莫斯科已是万家灯火了。我立刻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当时任军事总检察长的瓦尔斯基少将，简要说明了案件的实质，请求他帮忙。
第二天上午九点，瓦尔斯基接见了我和菲尔。他仔细听过我们两人介绍之后，立即召来几名检察人员，下令迅即审查菲尔物案件。
菲尔公出期限已满，到了该踏上归途的时候了。临行前一天，他来到我家，带来一首他写的诗留作纪念。在这首诗的前面，我看到一句感人肺腑的献词：“满怀衷心的感激和诚挚的爱”。从文学观点来看，他的诗远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