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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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

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

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小的精力。《雷雨》这样地感动过我，《日

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眶。但我

可以说这泪水里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

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块纪程碑。
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1940　年12　月16　日在重庆

《还乡杂记》①后记

这是《还乡日记》（上海初版本）和《还乡记》（桂林再版本）的

改订补充本。原稿还是两年前作者由重庆寄来的。以后我就没有再得着

他的片纸只字。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什么地方。

原稿的卷末附有一篇作者两年前新写的《附记三》。现在因了某种
关系被我删去了。希望作者能原谅我。

又这本小书原名《还乡杂记》。初版本由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时

（1939），出版者在战乱中失去了一部分原稿，并且将书名误印作《还

乡日记》。后来在桂林工作社印行的再版改订本是由作者的友人远兹兄

改编的，书名也由编者改正为《还乡记》。远兹还写了篇很好的《附记》。

这次我没有得到作者的同意把书名改回来，仍作《还乡杂记》，我只有

一个理由：沙汀兄有一本题作《还乡记》的长篇小说，已经由文化生活

出版社印出来了。一个书店里出版两种同名的书，对读者应当是不方便

的。为了避免混同起见，我添上那个取消了的“杂”字。好在沙汀也是

作者的友人，作者大概不会为这种“让”法责备我。

①　《还乡杂记》，何其芳著，1949　年1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文学丛刊》第八集。

巴金　1948年7月

《热情的赞歌》①序

这是靳以的最后一本集子。他在《江山万里》和《心的歌》编成后
写的文章都收在这里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罗荪同志和上海文艺出版
社编辑部的同志们做的。同志们为了表示对于死者的敬爱，在这本集子
上花了不少的心血。靳以要是活着见到这本集子，他一定会感谢同志们
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给这本集子取一个名字：《热情的赞歌》。这五个字是读者对靳
以这些文章的最普遍也最恰当的估价。靳以离开我们已经六十天了。这
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到读者和朋友的来信，说靳以的逝世是人们的一个大
损失，因为他再也不能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唱出新的“热情的赞歌”了。
的确，靳以倘使能再活几十年，他一定会写下数不尽的更激动人心的诗
篇。他的早逝使我们大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诗人和一个热情的歌手。

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美好的东西，这本集子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些“热情的赞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作为读者的感受

和领会：“你用了那么热烈、那么欢乐的调子，歌颂十年来千千万万无

限美好的事物；你用了诗一样的激情的语言抒写个人深切的感受，歌唱

人民的幸福生活。。。我读你的文章，总觉得仿佛作者从纸上伸出手来，

紧紧地拉住读者向前飞奔。你把你对新社会的热爱尽量地放在文章里

面，你把读者全当作你的朋友，向他们倾吐你最深的感情。读你的文章

我接触到你那颗火热的心。在你的文章里充满的是生命。”

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死的，这样的歌声是不会消失的，它们将永远鼓
舞我们前进！

1959　年12　月27　日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

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

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

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

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

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

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

之列。我还记得1967　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

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

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

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

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

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

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

①　《热情的赞歌》，靳以著，1960　年5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
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
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
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
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
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
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
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
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
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煞，仿佛全世界就
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作来朝贡的，
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
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
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
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
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
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
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
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
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
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
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
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
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
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
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
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
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
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帐！他们还禁、毁了成千上万的书。
人的冤案现在陆续得到平反，书的冤案也开始得到昭雪。我想起几年前
的一件事。不是在1968　年就在1969　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描述
在北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女青年拿着一本书在读，人们看见她读得那
样专心，就问她读的是什么书，看到她在读小说《家》，大家就告诉她
这是一株大毒草，终于说服了她把《家》当场烧掉，大家一起批判了这
本毒草小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做了一个梦：希
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今天回想起来，实在
可笑。我也太胆小了，以“四人帮”那样的权势、威力、阴谋、诡计，
还对付不了我这本小说，烧不尽它，也禁不绝它。人民群众才是最好的
裁判员。他们要读书，他们要多读书。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
做法见鬼去吧。我还是那一句话：“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有什么不好
呢？”

写于1979　年1　月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
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
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
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
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
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
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
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
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
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
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
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
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
够我这有限馀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
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
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
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1927　年2　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
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
夜。尽管对于1789　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
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
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
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
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
开花。在我遭遇恶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
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
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
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
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
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
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
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已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
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
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
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
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19　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


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
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
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
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写于1983　年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