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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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共”不但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客观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来，随着“同志”二字在社会上越来越“背时”，很多本属于它的命根子的东西，如阶级与阶级斗争；禁绝私有财产与资本；不准雇工“剥削”等，也已经快要成为历史遗迹。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共还有什么好斗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

现在国共新的一轮会谈又已经开始：平平和和地开了场，正缓缓地向纵深和高潮推进。在“非我族类”的老外、或相当一批不谙世故的年轻一代看来，他们又碰杯又听戏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27与F—16都不是买到家里供着好看的。

十几年前，当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第一次到大陆采访时，海峡两边的同行相互间谆谆告诫的，是“万不可使两岸民众的平安幸福，变成政客争斗的筹码”——更况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时，永远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国人来调停的中国也失去了大国的威仪与底蕴。不必说年年有贫民与灾民等待国际救援，就说数十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着主导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治孝子自居，岌岌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争斗里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关键时刻，由于什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日发黄的案卷，听听当年密藏着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眼地握手、或立目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01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1921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轮”；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02老渔洋里2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年的中共“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说的“五？四”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2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1920年2月间避难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2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观察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2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