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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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人们依水而居。先是砍树，后是筑堤——以人对土地的需求去改变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当大权在握的首揆张居正堵塞了最后一个穴口，那道著名的舍南保北荆江大堤最后形成：长江从此没有了云梦泽，低于河床的江汉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渐渐地，依着这“一江清水”过活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向森林要地、向沙洲要地、向河道要地……为一己之存活，他们伐、他们垦；为了得到更多，他们相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里，在看谁富得快的比赛中，沿江的中小工业，包括新垦殖、扩大的市镇比过去翻了几番。
森林消失导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学家侯学煜说：“长江上游解放以来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现在西南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40—50％下降到10％左右，四川盆地内仅剩4％，有的地方只有1％。”（《长江长江》）；报告文学作家金辉写道：“1957年统计调查，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2％；仅仅三十年后，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一倍，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41％”（《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
根据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统计：“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仅有14个县发生泥石流；到50—60年代，先后有76个县；到70年代增加到109个县。最后反映到宜昌站水文泥沙变化表上：由1950年平均含沙量0。9公斤公方，到1981年1。95公斤公方”。按照水利水电专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长江年输沙量已达6。81亿吨。长江不仅成了“第二条黄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携沙大江。
泥沙和垦殖彻底毁了湖泊的调适能力：“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三十年间减少了45。5％。以洞庭湖为例，其湖面已经从五十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2600多平方公里，调汛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174亿立方米”（《中国改革报》8月6日）。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四、五百年来，因不断增多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河流的变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河床壅高和调蓄能力萎缩——一年频似一年的水患。这局面已难于改变，因为，眼下沿长江流域居住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达220人。他们辛勤恣睢，承担着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40％。
就在这时，大水来了。
◆ （二） 洪水＝洪灾？
这次长江水灾，目前笼统的说法是“特大洪水”。虽然沿江几乎所有观测点的水位都达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历史最高点，宜昌测点六次洪峰通过流量，最大也只到64000立方米每秒，距“百年不遇”的80000立方米每秒，还差着一万多。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数据，说明干支流来水总量是否已经达到1954年水准（4587亿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自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这种表述（《致全国抗洪军民的慰问电》）。那一年，有1032亿立方米洪水超过了堤防泄量，造成近2000万人口和5000万亩农田受灾。
为保自身的性命财产，人们根据来水的自然规律和必须保护不被洪水损毁的物品的价值，确定究竟花多少代价来构建防护设施（注意此处所说的防护措施，不仅包括堤坝，也包括与堤坝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库、泻洪渠道等等）。国际通例，农田防护一般防50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随它淹掉算了；都市防50至100年一遇。像日本那样人口和高产业密集的国度，最淹不起，宁愿多出资设计到200年不遇；而财力雄厚的美国，有时设计到500年不遇。近年，一种新的的思路开始流行，认为以高昂的代价作百年千年“远虑”，实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还会引发出意想不到的祸患。不如效仿古人：在准确的洪水预报下主动撤离，待水回落之后再返回。这种办法，本是我们的云梦泽与沿江湖区先祖们最常用的办法，无奈到了今天，因利不相让已极难在长江推行，除非到了不忍割舍即全线覆亡的时刻，就比如这回第四次洪峰到来前夕为救武汉而对中游部分地区的采取的扒堤分洪。
洪水并非一定就意味着洪灾。洪水再大，行洪安全而顺畅，大家欢喜。一旦水道上出了问题，哪怕来水够不上档次，一朝逸出，生命和财产顷刻丧失。这正是1991年出现在江苏、安徽的情形。洪水越出堤坝的形态不外乎漫堤与垮坝，也就是说，在泥沙顶托的情形下，防护堤坝要么不够高，要么不够牢固。今年险情频出，这两种情形都有：嘉鱼是漫堤；九江是垮坝。问题于是从落雨、来水，变为“目前长江干支流泄洪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不算最大的来水为什么会造成高出寻常的水位”？这局面是堤防设计的失误，还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因素？
◆ （三）流产的全流域治水
1954年大水令高层震惊，对毛泽东关于三峡工程的游说从此由“发电”变为“防洪”。不幸此后，水利系统先是捧着三门峡那个烫山芋；文革中又加上筑了炸、炸了筑的葛洲坝。长江几年没出大险，但谁都知道不可掉以轻心。“1980年赵紫阳曾作一批示：关于长江防洪，应切实加以研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应加以部署，不能等待上三峡解决。据此，水利部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平原防洪方案，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标准，并安排了各省的分洪蓄洪区。”（李锐语，见《长江，长江》）
这一意图，在《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1988）中也有明确记录：
“为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在1972和1980年先后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确定近期以预防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为目标，采取两项主要措施：（1）加高加固堤防，适当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水位，增加河道的排洪能力，各河段防洪水位和可增加的泄洪量；（2）在中下游安排一批分蓄洪区。堤坝按要求加高加固后，遇1954年同等洪水，超额洪水量可由近700亿立方米减少到近500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要求停止围垦湖泊，继续有计划地整治下荆江河道，加强防汛工作”。
“按此计划，近期安排了荆江大堤加固等18项工程，由中央投资15亿元，从1981年起到1987年，已安排投资3。99亿元，有12项工程陆续开工。”
至此，我们知道，国家在1980年确定了一项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规划方案。如果这项规划所规定的措施，在1980至1990年间得以由专业队伍从从容容、扎实稳妥地完成，应该说，不但1991、1996下游、支流水患不会发生，这一回也用不着百万军民齐上阵，靠紧急增援、以身体手臂，彻夜不眠、拼着性命执行江主席的命令“死保”了。问题是，这一本应完成于1990年的规划，至今停停打打、不死不活——没有谁将它明令取消，确切知道的只是，“到了1985年，当全国政协调查组到沙市视察时，亲见为加固大堤的四条进口挖泥船，竟有两条调作他用，其他两条工作缓慢”（李锐）。
出了什么事？
原来，“由于投资不足，建设进程有些推迟，要完成1980年提出的防洪建设任务，还需要筹集相当数量的投资，进行艰巨的工作。” （《三峡工程防洪论证报告》）
◆ （四）天灾欤？ 人祸欤？
15亿元的资金筹集竟如此艰难，以至不得不停顿下来，个中要义，至今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倒是，这一年，正是一批主事者力促三峡工程上马的关键时刻：如果有了1980年规划方案解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还有理由催促中央批准那“世界上最大的、有着不可替代的防洪功能的超大型工程”吗？至于无限期推迟1980年规划方案的理由（投资艰难），只须将这两者所耗投资作一个比较，就不难都明了。
1980年规划方案当时预计15亿元。从1985至1998，上亿元的中央拨款，只有到了今年8月初，当洪水已沿江肆虐，才一次拨款17亿元（“水利基础设施”）。紧接着，在8月中旬第六次洪峰过后，再度“加大力度”，拨170亿元。
三峡工程呢？
虽然李鹏前总理曾在讨论该工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白告诉钱正英：“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但这项最终将花去不下6000亿元的世纪性里程碑，在1992至1997年间（一期工程），已经用掉了大约1000亿元；接下来的二期工程更是用钱的高峰，今年一年，就得300亿。
艰难不艰难？
今年三月，就在李鹏即将离开总理位置的时候，倾心倾力，再度为这个广泛受到批评的工程上加钱。据《中国信息报》3月17日报道：中央为支持重庆市经济发展，最近出台了11条优惠政策：（1） 国家银行贷款增长率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2…3个百分点；（2） 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不占国家计划控制指标；（3）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重庆设立金融机构；（4） 5年内，国家银行给三峡库区联营企业专项贷款15亿元，不受银行取消信贷
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5） 三峡库区基建专项贷款5亿元，确定项目30个，国家计委已下达投资及信贷
计划4。12亿元；（6） 打破2003年，三峡库区进口设备每年退税8500万美元指标；（7）“九五”期间三峡库区水利专项补助每年7500万元；（8） 国家开发银行对重庆市“九五”基建的交通、工业、重大项目承诺贷款达
16亿元；（9） 安居工程贷款5亿元；（10）总理专项城市贷款拆迁安置款1亿元；（11）车船贷款1亿元。
如果说，这样的优惠政策能不费丝毫周章下达贯彻，那平朴的、现在看起来无疑是急需的1980年规划方案有限的款项，怎么就那么艰难？
八月份以来，政府一直在向大众募捐。到昨天为止，已经募到了大约三亿元。看到大人孩子下岗工人残疾者一张张往募捐箱里塞钱，不禁黯然神伤：这些人都是纳税人，也是多年来被强制接受仅够糊口的低薪而自动为当局提供工业化基金（包括毫不知情地以每月多交的电费充作“三峡建设基金每年20亿元”）的职工。所有这些本属于他们的钱（包括他们的爱心）如果用得得当，生活在长江上、中、下游和支流的平民，在1991、1996和今年的洪水季，本可平安度日，结果却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番景象。
1959至1961年遍及全国的的大饥荒。据估计饿死的人，仅安徽一省，就达数百万人。官方维持“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说凡十数年，直到其始作俑者离开人世、其“阴”威已不至于祸及不同意见者，说法才逐渐变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和后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据《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作者检索县志原始记载，从1959到1961，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国性的“全年风调雨顺”。
报载一名灾区官员叹谓：“怪老天爷，还是怪自己？”这问题九江人其实已经可以回答：只看他们那座刚刚花了一亿元市政费修建的、在大水浸泡下可疑地垮了的防护堤，就知可怕的不是水，而是贪官与奸商。
那么，我们本来期望见到的、确保长江全流域洪水安全下泻的坚固堤坝与科学的泄洪道，快20年了，竟还没有出现，为什么？
忍对黄河哭禹功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 晴
仅将此文献给
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已经过世的
方宗岱、张寿荫等各位工程师
和尚在世的
黄万里教授、温善章工程师。
（一） 黄河
（二） 鲧和禹
（三） 三门峡
（四） 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六） 学有专长的人们
（七） 被迫改建
（八） 教训
（九） 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1949年8月，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交到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手中。起草者有两位，其一为当时的黄河研究组，后来升格为黄委会的一把手王化云。王同志终身以“治黄专家”立世——当然将这批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