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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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训　　

（九）　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　　

　　

五、　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1949年8月，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份《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交到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手中。起草者有两位，其一为当时的黄河研究组，后来升格为黄委会的一把手王化云。王同志终身以“治黄专家”立世——当然将这批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称作“三门峡灾难工程的始作俑者”，也未尝不可。报告提出：解除下游洪水为患的办法，是“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在哪里造呢，当时他的见解是“陕县到孟津间最适当的地区，这里可筑坝的地点有三处：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这一建议，后来称为水利界三门峡工程上马第一波。　　

1950年春天，新升格的黄委会再度组织勘察，吴以学等参加勘察的工程师认为：　“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初期开发价值不大，三门峡水库淹没人口近百万，是值得重视的问题。”＇1＇　　

这年夏天，水利部长傅作义率队赴苏考查，随员中有苏联专家，有副部长张含英，也有后来在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上起了关键作用的张光斗。。考查归来，1951年1月，傅部长就水利工作向政务院报告。可以看出，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务实精神尚占主导，但似乎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考虑到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持这样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黄河在最近几年内，仍应加强护岸和堤防工事勘测和准备潼关孟津间的水库工程，修建支流拦洪拦沙水库，并结合农林计划积极进行干、支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这显然气魄不大。但在干流上建水库，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均有困难，于是转向支流解决问题。以王化云为主的黄委会到中游调查，认为“支流太多，拦洪机遇也不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少”＇2＇，又把希望转向干流，问题是找一个容量足够大的地方。于是，一个比美国人雷巴德中将的《初步报告》气魄大得多的计划提出来了：　　

①　眩目的综合效益——“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②　规模宏伟——蓄水位350米；并且“蓄水拦沙”。　　

初看之下，因泥沙淤积带给下游的水患可迎刃而解，但沙拦下之后，要有地方装，装在那里？　只有找大水库，三门峡又被提出。有了大库当然就有了大水电的诱惑，燃料工业部门于是从水电开发的角度予以支持。　　

前面提到过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负责水电的人，再加上两位“老大哥”，一同上路，勘察三门峡。这时已是1952年春，大批苏联人开始踏上这块飘着新的五星红旗的国土。30多年来，他们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江大河上筑坝发电玩儿顺了手＇3＇，就雄心与气势而言，与黄委会一拍即合。三门峡高坝方案再次提出——这回是360米了，再加上大库容拦沙。稳健派舍不得黄河流域的耕地，提出这一方案“淹没损失太大”，又是相持不下。三门峡工程的第二波上马热告终。　　

读者在这里顶好记住“高蓄水位”、“综合开发”和“拦沙”这几个概念，它们在后面将不断出现，是几十年对黄河的折磨与侵害上，最为关键的。　　

没过半年，也即1952年10月，伟大领袖亲自到河南视察黄河＇4＇。当时，虽然第二波三门峡工程上马热暂告停息，黄委会也把邙山方案放到了第一位，但这个非“综合开发”，只有滞洪效益的小库方案显然不带劲。就在这次，王化云亲自向毛泽东汇报。正如历史地位几与毛泽东比肩的邓小平1980年视察长江时，魏廷铮主管对他的陪同与汇报一样，这回也是一连串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毛当时固然怀着发电灌溉综合利用的浪漫理想，但作为农家出身的领袖大当家，对淹没搬迁还是有顾忌的，一再询问黄河归故道之后已安澜6年，能不能用堤、埽的办法固堤防洪。党内专家王化云的回答是：　　

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堤埽挡不住。　　

毛问到泥沙的时候，得到的回答也是：　　

在西北高原发动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拟在黄河的上中下游兴建一系列的水利水电工程，根除水害，开发水利，使黄河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5＇　　

这首高坝大库畅想曲真正投了这位浪漫气质的诗人独裁者的脾气。三峡工程的党内专家林一山1993年描述当时的情景：　　

“南水北调？　毛泽东眼睛一亮。南方水多得成灾，北方干旱得冒烟，若把南水引向北方，岂不两全齐美？　好！　这个主意好！　”＇6＇　　

与邓小平一样，毛那次也没有当场拍板，只说了一句怎么检验都属于真理的话：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什么叫办好？　激稳双方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稳健派不具“革命豪情”这种当时无往而不胜之利器，只有在钱上把关。邓子恢学孙悟空，给为白骨精所迷的当代唐僧画了一个圈：5亿元拨款，5万移民，不能再多。但这点钱是造不起大库的，“防洪怎么办？”浪漫派问，“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下游已是危在旦夕”怎么办？　这样的提问和断言确实够吓人。用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好象是“不建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7＇　　

邓子恢只好亲自恳求毛泽东：　　

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渡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和更多的移民问题。　　

这话毛听来不会很入耳，但也没有理由立刻驳回。上马第三波停在了这里。　　

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北边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谊之手——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由中国政府聘请的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1954年1月到达北京。　　

这回，邓子恢没词儿了。领导人，再加上中苏两国专家所组成的120人的黄河考查团再度出发，1954年2月到6月，从刘家峡直到河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　　

苏联专家竭力推荐三门峡方案，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在专家组长科洛略夫眼中，综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从邙山到龙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淹没损失，他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说：　　

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8＇　　

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库将近四年的几上几下，稳健派最后的王牌是舍不得“八百里秦川”。连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都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用当时水电总局副局长，后来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最主要的反对者李锐的话说，是“他淹得起，我们淹不起”。但苏联人那时在中国的气势，未曾经过的人是难于想像的。于是，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早在1960年，科洛略夫的师辈，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就说过：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水工专家。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儿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9＇　　

他认为，一门心思高库大坝发电，不仅对中国，对苏联也是一样，淹没了最富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这一见解，当时没能也以“老大哥”意见的方式传到中国。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将临时性的黄河研究组正式改为国家建制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该《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读者在这里应已注意到这一运用与日本方案的区别：下泄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着对下游不致决口的水量的推算：这一数字越小，水库容量就应越大；坝就应越高。究竟日本人用的数据对，还是中共浪漫派的对？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②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　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　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读者可能还记得王化云拍胸脯的保证是30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怎么能说得过去？　问题于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结局的“上游减沙效益”上。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着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和怎么上。于是，在向苏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而到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可减少100％＇10＇。　　

不知草拟和批准这一任务的人，对自己当年的豪迈到如此程度有没有一点反省。有趣的是，这“青出于蓝”的气概连他们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修改意见：“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小学生做算术题般地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末期减少50％”。＇11＇　　

如果读者有机会到豫、鲁一带旅行，不难见到今天的，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的黄河。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已断流19次。＇12＇　　

邓子恢再舍不得百万亩耕地，此时也已无能为力。1955年夏天，他代表国务院，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那时没有电子计票机，《报告》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世界的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13＇。没多久，邓子恢，这个中共党内不合时宜的务实的人，则被认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成了合作化问题上著名的“小脚女人”，从此失去了对重大问题、包括三门峡工程上的发言权。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将三门峡工程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在中方提出的设计任务书里，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秒降至6000立方米/秒；并考虑了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