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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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第三个提法，即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起等号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也有这种提法，原话是这样说的：
“……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只是经过经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和有限的。”
这里上层建筑就只指意识形态而不包括政治、法律机构及其措施了，也就是说，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划起等号，把意识形态当作上层建筑了；否则就不能说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和经济不能有直接的联系或发生直接影响了。这样说，不但违反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符合常识。再者如果说上层建筑也包括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能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窄狭和有限的”吗？
编者在解放前一向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解放后不久，由于专业是语言，头一部要学习的经典著作就是当时（1950年）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由于过去一直教外国文学课，就经常接触到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之类苏联著作，其中文艺都列在上层建筑，重理美学旧业时还接触到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卢卡契的《美学史论文集》，看到他在一九五一年在匈牙利科学院所作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和艺术》长篇报告，也是以上层建筑代替了意识形态。此外，苏联出版的尤金院士编的《简明哲学词典》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条的提法也是如此，于是自己也就鹦鹉学舌，把原属意识形态的文艺说成上层建筑，在《西方美学史》初版里就有不少的例证。现在趁这部教材再版的机会，想检查一下自己对于原来发愿要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认识到什么程度，就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明确教导，才发见这里还大有问题，自己并没有弄清楚，所以汗流浃背。我曾在内部讨论中提出过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表示怀疑的想法，有几位关心的同志劝我要慎重考虑，仿佛这是“禁区”。经过几个月的慎重考虑，我还是决定要把这些想法公开出来，因为党中央再三教导我们要按照毛 泽东同志提倡的“二百”方针办事。毛泽东同志还教导过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要批判修正主义。而且马克思在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结尾曾引但丁的《地狱》门楣上的两句诗来告诫探科学之门的人说：“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9）这就壮了我的胆。
我要说的只有两点：
第一，我并不反对上层建筑除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之外，也可包括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因为这两项都以“经济结构”为“现实基础”，而且都是对基础起反作用的，“上层建筑”原来是对“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而言的，都是些譬喻词，实质不在名词而在本质不同的三种推动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较早的著作里也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人所熟知的例证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里下列一段话：“……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0）
不过这里用“以及”联起来的前后两项是平行的，并没有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
其次，我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或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理由有四：
一、这种划等号的办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不到任何先例或根据。恩格斯和列宁阐明历史唯物主义时都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据，在讨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首先就要深刻体会这篇序言，特别是这几句著名的结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同属于“社会存在”，而“精神生活”就包括意识形态，只是社会存在的运动和变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常指出意识反映的虚幻性，和客观社会存在是本质不同的两种动力。所以马克思紧接着上文就告诫人们必须时刻把“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物质变革和“不能根据来判断这种变革时代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就如同把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等同起来是一样错误，混同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这就是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说的致命伤。
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它经典著作里，（1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多次提到由于社会分工，有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历史持续性和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这就是说，它要有由过去历史留传下来的“思想材料”，而在一定的社会类型和时代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既已变革之后，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还将作为思想材料而对下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和影响，意识形态的变革一般落后于政治经济的变革，这个事实也是斯大林自己所强调过的。这个事实是历史文化批判继承的前提。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列宁严厉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毛 泽东同志也多次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对历史文化要批判继承，也正是由于这个道理，上层建筑决不能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
三、上层建筑比起意识形态来距离经济基础远较邻近，对基础所起的反作用也远较直接，远较强有力。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里把意识形态称之为“那些更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12）。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法律”和“法观点”，“政治”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时并提而截然分开，这些都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能混同的明证。
四、如果确认上层建筑包括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和意识形态两项，在这两项之间划等号就是以偏概全，不但违反最起码的形式逻辑，而且也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甚至抹煞了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的巨大作用。这就有坠入唯心史观和修正主义的危险。意识形态既自有专名，何必僭用上层建筑这个公名，以致发生思想混乱呢？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这几句话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简赅也最深刻的阐明和发挥，既肯定了经济基础，又指出了政治和经济的密切联系，至于意识形态则是这二者的反映。在这里毛 泽东同志并没有把意识形态列入上层建筑，更没有在它们中间划等号。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只有意识形态是反映，而政治和经济都是“社会存在”，不能把存在和意识等同起来。
编者在对这个问题感到惶惑以后，为着想澄清这个问题，查阅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与此有关的一些苏联论著，特别是《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出版社，1954）、《斯大林语言学著作中的哲学问题》（三联书店，1953）和康士坦丁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才察觉到本文所提的问题，并非自我作古，而是一个老问题了。五十年代初期在苏联早已掀起过激烈争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所转载的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中一篇未署名的《论艺术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篇长文，这显然是对当时的争论所作的总结，结论是从文艺观点来替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辩护。该文指责特罗菲莫夫“不承认进步艺术的上层建筑性质，硬说‘马克思把艺术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列入上层建筑，他只把政治和法律列人上层建筑。’”我的看法显然和这个受斥责的“硬说”不谋而合，所以就专心致志地等待作者说出理由。可是下文洋洋万言部在回避为什么意识形态非取代上层建筑不可这个关键问题，听他说来说去，就只归结为一句话，否认文艺的上层建筑性，就是否认经济基础对于文艺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经济基础对于文艺的作用和影响，现在把意识形态改称为上层建筑，就可以保证经济基础对文艺必起决定作用吗？更奇怪的是该文作者从他的论点所得出的关于艺术的看法。他说：“艺术本身乃是科学分析的结果。”他反对“艺术观点和艺术这两个概念在原则上有什么分别”，因为据说“艺术创作就是社会艺术观点的具体表现和体现”，这正如否认政治和政治观点有什么不同一样。这样一来，文艺作品不是用具体形象直接反映现实，而只是反映作者主观方面的文艺观点了。这种“主题先行论”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艺的明确教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有人怀疑我们在搞西方美学史，为什么要辩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从这一具体事例就可以得到回答。不弄清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美学观点。从这番辩论和学习，我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的武器，同时也认识到许多号称马列主义权威的人，特别在苏修那里，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实在太不严肃，前车之覆应引起后车之戒。这个歪曲马列主义的盖子是不会长久捂住的，愈早揭开就愈早肃清流毒。我们要弄清问题，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早有“三七开”的正确评价。斯大林在辩证唯物论方面没有正确理解否定的否定；在历史唯物论方面他以意识形态代替了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方面没有正确理解这种过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而过早宣布苏联为“全民国家”；这些可以说是他的“三分”过错，但并不能埋没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功绩。
恩格斯在上文引过的致布洛赫的信里在阐明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三种因素之后，还强调必然的东西要“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而起交互作用；还说明了人类创造历史首先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次“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个别的意志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平行四边形的力量，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他还警告我们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这倒的确容易得多。”仔细玩味这些话，就可以认识到要懂透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要善于运用就更难了。
迷惑之三：是特别关于思想史研究工作本身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恩格斯所说的“思想材料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亦即“纯思想范围”或“纯思想线索”问题，如果“经济唯物主义”是修正主义者的法宝之一，那么，“纯思想线索”就是持唯心史观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们的唯一法宝。编者自己过去研究美学史也是从“纯思想线索”出发的，就是从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思想一直追踪到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等人的思想，看这一联串的思想是怎样一个接着一个发展出来的，仿佛美学史领域是一个从思想到思想的独立自足的小天地或世外桃源。解放后学习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编者才认识到这个程序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到这个小天地只是宇宙整体的无数部分中一个小部分，它与无数其它部分以及各部分所组成的全体都是互相依存，牵一发即动其余的。自己对这个小天地知道就很有限，对此外广阔宇宙，不是完全无知，就是近于无知，如果还是走从纯思想到纯思想的线索那条老路，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严格按照唯物史观办事，理清自己的这个小天地和广大宇宙整体及其各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粮食储备实在太贫乏了，能在崎岖的长途上探险吗？想到这里，编者不仅是迷惑，而且是惶恐。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