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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中国:选择效率还是选择就业-第2部分

小说: 中国:选择效率还是选择就业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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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使这批低技能的劳动力人口,仅仅靠体力来劳动的这批劳动力失效了,他为什么失效呢?是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淘汰和替代。 

    先说第一个词,就是替代问题。所谓工业化,什么叫工业化?工业化的实质就是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替代人力,这是第一个替代。它在替代的过程中,同时就是一种淘汰,就是对传统的体力劳动力的一种淘汰。 

    我那个家乡,我举个例子,当时大跃进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三面红旗大跃进,大跃进体现了什么呢?就体现在农村大修水利设施,在我们家乡就是大修水库,当时我已上一年级,1958年的冬天,全村找不到一个男劳动力,到哪儿去了?全都在热火朝天地修水库。我们那小学,当时连各个村庄小学都集中到一个李家村去上学,我一年级都集中在一个李家村。我在那个村庄,正好有个李家水库在修建。我们经常到水库工地玩,一看成百人,一片劳工,像蚂蚁一样在工地上干活。 

    中国非常多的水利设施,就是靠58年那几个冬天修起来的,这批水利设施,一直造福着我们中国,可以说发挥效用发挥到今天,到现在这些水利设施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像烟台市附近的门楼水库,这个大水库,现在去看一下,仍然在发挥着作用。由此可见了,我们当时在那样一个贫穷的状况下,但是我们劳动力是充分利用的,调集起来的,没有闲散在家的。如果今天把这些劳动力全部利用起来,我们中国现在还可以建设多少大的工程! 

    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活干了,看起来已经生产过剩了,实际问题是这样吗?我们的生产过剩是假象,纯粹的假象,如果让农民都像城市人这样来消费,我们的电视机供不应求,我们的电冰箱、洗衣机可能供不应求。问题是,我们还有9亿农民他们没有消费能力,他们买不起产品,所以,搞的我们城市的工业在大量闲置着,现在有这么多的生产过剩,可是我们还有大批的人口无钱消费。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如果大家走出我们一些大城市,走出我们东部的沿海一些地区,稍微往西部走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现在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我们的生态困境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我前不久看到冯昭奎同志,就是社科院日本所所长写了一篇文章,他说199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调集了解放军去堵长江大洪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堵长城,任何风险、灾难来了,把我们军队调上去,那么在今天,我们中国是否要建立一支抗风沙的大军,治理国土的解放军?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我们这么多环境破坏,水土流失这么多,要不要一个国防军来,要不要组建这样的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去改造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环境呢?我认为是完全有必要的。那么,这种任务和我们现在所闲置的劳动力,正好是相符合的,我们闲置了这么多劳动力,为什么不能让他去发挥作用呢。 

    所以,如果当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活可以去做而不去做,让这么多的人闲置在家里的话,那可能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就是说未来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我刚才已经讲了,每年净增劳动力人口是1300万到1400百万,可是就业岗位也就是700、800百万,每年的闲置人口都在累计的增加。现在我们国家出现什么现象? 

    你看,劳动保障部这些人,和一些有关搞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还包括农业部这些部门,都在不遗余力地呼吁政府,要改变政府的整个追求的目标,就是由GDP目标转向就业目标,由效率目标转向就业目标。这两大目标摆在前面。如果就业问题非常严峻了,那可能我们适当地要放弃一部分效率,我们非常多的工作,要从就业的角度去考虑。比如说引进设备,我曾经听说山西某煤矿,从国外引进一条自动化的洗煤机,引进过来花了几百万美元,引进来之后,一下子就把原来2000多名的工人,体力劳动全部淘汰了。 

    那么现在就看起来,我们是否要让机器继续来淘汰我们的劳动力,如果我们不引进这个机器,在我们的人力能干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工来做这些事,这些人工来做,又可以实现他的就业。这两者的效率和成本如果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是否引进机器。关键是效率成本都差不多,你引进一条生产线,也照样是这个效率,你动用人力,也照样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请机器让开,机器让给人,这是摆在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一个选择问题。 

    但是,这种选择面临着什么障碍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市场经济的那种制度的挑战。市场机制是个什么机制呢?我们要深刻认识这种机制的本性,就是牟利机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些企业,它感觉到我使用机器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更高的效率和效益之后,它宁肯购买机器而淘汰人员。 

    所以说,用机器还是用人力,面临着一个市场机制的挑战。 

    

    所以说,我感觉到,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非常严峻在哪儿呢?就严峻在我们要市场经济还是要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残酷地淘汰,毫不留情的坚决淘汰,优化。为什么说过去西方国家市场机制下,出现了巨大的企业,最后导致象美国这些国家,不得不出台了反垄断法,原因就是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完全可以垄断整个行业。 

    那么,今天中国社会也要让强者放手去干,但是我们还要让弱者有一席生存之地。我提醒大家,确实,今后我们中国,如果回到计划经济,不行,回到低效率,是等于自杀。我的结论是,你如果选择低效率的话,那就等于中国在世界上去自杀。 

    高效率是我们中国的必然选择和取向。我想,靠什么手段来调节呢?只能靠政府来调节,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政府的作用,到现在已看得非常清楚,政府的作用就是站在强者与弱者中间的一个和事佬,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就是这样。它把强者的财富、利润,要适当地转移给那些弱者,照顾弱者的生存。但是它还仍然要鼓励强者,要继续发挥高效,要有战斗力,要有竞争力,特别是我们中国政府今天的情况。 

    所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继续实行效率原则的话,按效率原则进行淘汰的话,还要淘汰下来1000万人。中国的国有企业,从当年的7000万人到现在已经减到了4000多万人,今后如果实行效率原则,还要继续减掉1000万人,中国国有企业最后剩下3000万人,可能还多。 

    国有企业还不包括我们的政府机构,如果是政府机构再按效率原则往下淘汰的话,还要淘汰一大批人。所以,你看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举双手要欢迎效率原则,可以说大家没有不欢迎效率原则的。但是被效率淘汰下来这些人怎么办?有人就说了,特别有些是从传统大的国有企业淘汰下的国有职工,我那天看电视,有个职工说,我下岗之后,再就业再选择岗位的话,非国有企业我不干。下岗之后还要想再找国有企业,你看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多么的落后。 

    到现在我们一些人的脑袋里,在意识里还存在着身份的歧视,观念上还存在着问题。如果你的观念都不改过来,你怎么能实现再就业。所以说,我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现在看起来非常严重,它原因何在?原因仍然在于我们一些传统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一些大的、老的国有企业干了多少年的职工,被淘汰下来之后怎么办呢?他不适应,国有企业造就了一批什么人?造就了一批迂腐性、依赖性、缺乏自主、自立能力的这样一批人。 

    所以我感觉到,摆在中国面前,效率还是就业两项选择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我刚才已经讲过,涉及到我们大脑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涉及到我们社会保障的各种制度,如果这些因素都不进行调整的话,也可能下岗职工就呆在家里,没有吃的,我就等着要钱。你像有些国企职工的观念,我干了这么些年国有企业了,下岗以后让我再干别的,他还不适应。到时候,你要是说待遇不好的话,他要上街闹事,还要游行示威呢。所以,观念不转变是不行的。 

    我感觉到意识形态问题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20年来所变化的,不仅有市场机制的引进和深入,另外,还有大量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意识,也正在深入到和渗透到我们的大脑中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导致了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如果我们国家现在仍然是个传统的计划经济,那种意识形态来主宰的话,我想现在我们的社会不会这么稳定。 

    现在中国的社会,已经显示出来了,那种抗失业能力有多强呢?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我现在提出这么一个概念来:中国对失业的承受力有多大?失业承受力是与这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我提出这么一个看法,你研究中国的失业压力问题、就业压力问题,还必须要研究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问题。 

    我们中国要想在世界上成为发达的强国,中国人民必须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代价?我认为就是要有一批人做牺牲,也许我这个观点那些弱者不同意,被淘汰的人他不会同意。但是,我们国家的目标,如果这个国家非常多人的目标,是想让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中国具有宇宙火箭上天的能力,等等能力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必须进行效率原则。效率原则,它的结果、它的副产品就是淘汰,就是将一大批低能力的、无效率的劳动力淘汰出来,这批人怎么样?淘汰出来还不能给他们非常高的福利待遇去养活他们,还得以非常小的福利标准去养活他们,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有更多的资金和财富去持续发展。摆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情况。 

    中国今后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动用所有的资源,要想在世界上成为强国,我们的强国梦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是选择以就业为主要目标的话,那我们国家就要甘心,我认为我们国家就要甘心做一个二流国家,不称霸,老老实实的,就做一个二流国家,我们要照顾更多的弱者,把财力、精力转移到更多的弱者上,让社会更均衡地发展。 

    如果均衡地发展一下,也许整个社会差别回缩小,地区差别减小了,贫富差别减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都可以减小了,但是这个社会可能没有能力拿出很多钱来做一些大的事业。我们每年的经济利润是有限的,我们整个每年的经济产出和剩余是有限的,如果把这些剩余平均地分配给全体的国民,也许我们大家都能过一个小康的生活,大家可能拉不开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经济利润抽出来,放到巨大的国家工程上,我们整个国民就要像60年代、50年代那个时期,像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整个国民就要勒紧裤腰带,来发展我们这些强项。 

    今天我们中国的发展,是否还要保持这样一种模式?我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要发出质疑。我们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什么目标,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目标转移到新的追求上,这个新的追求就是和发达国家水平靠拢,就是要,怎么说呢?建设出几个大的繁华的城市,像深圳、上海、北京这几个大城市,建设出来之后,然后和整个西方的发展水平全部靠拢。这些大城市看起来甚至比西方某些基础设施还要好,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政府的一种追求,但是这个追求仍然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地区分化、人际分化、社会至今仍然存在的巨大的城乡二元差别,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些年来贫富差距拉得非常大的原因。现在我们国家衡量贫富发展差距的基尼系数非常高,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要高得多。 

    所以说到现在,我们国家处在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我们非常多的学者在大声疾呼,为这种非均衡发展大声疾呼,但是有那些崇拜效率、崇尚效率的学者,仍然还是在为效率而鼓吹。我们的商界,我们的经济圈内,大量的经济学家们仍然是效率的鼓吹手。我们的社会学界,包括一些国情研究界还有其它的理论界开始考虑到均衡发展,开始要考虑到弱势群体和中国的就业问题,这是摆在我们国家非常清楚的问题。 

    所以,效率原则还是就业原则,还是均衡发展的原则,在我们国家不光是现在,我想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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