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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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人站住了，然后悻悻地退了回去。
其实，那支步枪对于我来说，与一根木棍无异，因为我自入伍以来，就没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我根本不知道那步枪该怎么用。
一年后，我又被派去学开康拜因，从试割到参加抢收，我一共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开康拜因比开拖拉机更辛苦，官兵们一年的汗水和辛劳，往往就在于能否抢收回来。当时讲劳动竞赛，我一天一夜只休息两三个小时，每天能收割一千来亩麦子。即使来了例假，也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因此差点丢了命。
有一天，我刚想喘口气，不想身体太虚弱，晕倒后从康拜因上滚了下来。先是倒在地埂上，然后滚到埂下，刚滚下去，草车就过来了，差点把我碾着，我差点就没命了。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康拜因出故障，一出故障，就很难赶上别人。任务没完成，落在了别人后面，就只有抱着头流泪的份儿了。
一次，抢收就要结束了，就在这时，康拜因的链条没油了，为防止链条磨损，我让拖拉机手停下来，抓紧时间膏油。不想拖拉机手疲劳过度，连离合器松了也不知道，拖拉机向前开了十几米，驾驶员才醒过来，踩了离合器。这时，我的右手上全是血，再仔细一看，拇指已被链条打掉了，我爬起来，找到那个指头，就往卫生队跑。
我问卫生员能不能把那个手指给我接上。
卫生员摇摇头，说，你的想像力真不错，树枝断了都接不上呢，何况是人的手指头。
当时的外科手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只好叹了口气，让卫生员赶快给我包扎，我还要去抢收。
你这个样子还要去抢收呀，明年再说吧！卫生员认真地说。
我叹了口气，说，这第一名只有让给别人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邸世光谈恋爱，对于一个置身初恋的女孩子而言，总希望自己完美无缺地出现在男友面前，所以我觉得一个姑娘家缺了一个手指，是十分别扭的事。好在男友并不太在意，只是一个劲儿地安慰我，并真诚地说，维纳斯缺了一只胳膊仍是完美的，你只缺一个手指，并且是为新疆的建设缺的手指，是很光荣的。他的话让我十分感动。
邸世光参加起义时，是名准尉，属于国民党军队里面的青年军人，年轻，有一定的文化。我与他认识时，他刚二十岁出头。我们是在拖拉机培训班认识的，他是机耕队队长，我是学员。当时，能与有文化、年龄相当的青年军官谈恋爱，是很难的，妇女队的好多女兵都看上了他，而他偏偏看上了我。
我开康拜因共经历了三难，那两难已过去了。另一难发生在1954年夏收结束后，那次，我到七十五团机耕队去检修机器，他们把牵引架支好了。没想我刚一踏上去，牵引架就打了过来。我当时被打晕在地，头上砸了好长一条口子。卫生员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后，就用牛拉架子车把我拉到了团卫生队。
我从医院出来后，领导找到我，说，小华，你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改行。右手的手指很重要，它没了，你把握东西就没力了。
我一听让我改行，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改的，我喜欢这个职业。我掉了一个手指，可我还有九个呢，这一点难处不算什么，我能够克服。
领导见我如此坚决，就说，好吧，只要你愿意干，我们就会答应你。
我一直干到五九年才不得不改了行。因为我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后，我就贫血，身体也垮了。离开机耕队的那天，我伤心地哭了一场，我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能一直开着拖拉机在我们开垦出来的田野上耕种和收割。
刘玲玲：汽车把地窝子压塌了
在1952年入疆的湖南女兵中，共有两百名湘女分配在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占全系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按文化高低分编成一个本科班，三个大专班，两个中专班。
学院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破旧不堪的兵营，全是平房。我们五百多名学员入校的第一课就是参加整修校舍劳动，女兵们和男同志一样干，不怕苦不怕累，背土块一个比一个积极，最多背到十二块，肩背烂了也不休息，鞋破了就光着脚干，人多力量大，经过半个多月的劳动，我们的校舍便焕然一新。
我被分在中专班。我们中专班主要是学习植棉栽培技术和粮食作物的管理以及植物保护。万事开头难，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差，一无课本，二无讲义，全靠自己记笔记，下课后，同学们再互相对笔记，完成自己的作业。学习虽然很难，但学习空气很浓，大家的考试成绩都能达到优秀。
学习期间，王震司令员经常到学院检查工作并和同学们交谈，问寒问暖，和大家说说笑笑，看不出一点官架子。有一次，他来到我们班宿舍一看，说，好，内务整洁，被褥叠得有棱有角，像个当兵的。他还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好专业技术，毕业以后要服从分配，安心扎根边疆，为各族人民服务。接着他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一个学员用湖南长沙口音说我们没有鞋子。他风趣地说，那没关系，等你们毕业后分配了工作，结了婚，不就有了孩子吗？说得我们的脸都红了。急得那位同学连忙说，我说的是穿的鞋子，不是小孩子，引得王震哈哈大笑。
1954年4月，我们中专班的同学以优异的成绩，带着所学的专业知识离开了学校，走上工作岗位。那天，我们有十六位同学从兵团驻地石河子出发去农七师，当天出师不利，汽车到沙湾县便发生故障，走不成了。怎么办？接我们的同志说，你们别急，我已向师里电话联系好了，一定会来车接大家。等了整整四个小时，只等来一辆马车，我们就拿出青年人的勇气，异口同声地说，把行李放车上，我们大家走路。一路上，同学们唱着歌，说说笑笑，三十多公里路，走了五个小时，到达师部驻地炮台，刘振世师长、史骥政委带领很多机关干部热烈欢迎我们，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我们是八一农学院首批毕业的学生，也是兵团农业战线上第一代技术员，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战斗在天山南北。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对自己选择来新疆没有任何遗憾。只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怀愧疚，那就是对儿子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他病了三天后我才赶回去，致使儿子终生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热爱工作，宁愿亏了自己也不愿亏公家。我当技术员时，要经常下连队蹲点。我的孩子当时才两岁，没人照顾，就请了个保姆。有一次，保姆到处找人带信说孩子病了，不会说话了，让我赶快回去。当时正是庄稼抽穗扬花的时节，我得把连队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指导完，因此耽误了一天。等我赶回去，把儿子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不会说了。我当时一听，就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儿子就这样成了聋哑人，后来找了一个聋哑媳妇，我有了个孙子，因为我内心对儿子一直十分内疚，所以决心一定要培养好孙子。孙子遂我心愿，品学兼优，是美国树华奖学金获得者。对不起儿子在孙子身上补，我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在孙子身上。
还有，就是1955年7月的一件事。那天我一大早步行到团部开完会后，天色已经晚了。回连队还要走八公里路，是回还是不回呢？大家都劝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里棉铃虫十分严重，耽误了治虫时间棉花就要减产，救灾如救火，我晚饭没吃就离开了团部，心想摸黑也要回连队，一个人走着走着，到了离连队还有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路两旁长着比人还高的芦苇和芨芨草，晚风一吹，“刷刷”直响，让人毛骨悚然。
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抬头一看，发现前面约一百多米处有一只狼正在那里蹲着。“独狼难对付”，当时我害怕极了，豆大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心想，我工作还不足两年，才活十八岁，就这样被狼吃掉，不是太可惜了吗？吓得既不敢吭声也不敢向前走，感到浑身都是麻木的。
狼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它站起来，向我逼近。
我可能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吓得大叫了起来。
狼愣了一下，后退了两步，然后继续向我逼过来。
我想跑，但一双腿好像栽在了那里，迈不开半步。我想捡块石头给自己壮胆，但怎么也弯不下腰。我只有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就在这危难之际，发现前面有灯光。原来是一位浇水的男同志，当时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就继续大声喊叫，有狼呀，快救命啊！那位军垦战士一边向我跑来，一边大声说，小姑娘，不要害怕！我来了！这时，狼见了灯光，害怕地跑了，我谢过这位同志，就赶快朝连队跑。那天我死里逃生，多亏了那位浇水的同志，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遗憾的是，我当时因为紧张，连他的名字都忘了问。
1960年冬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到下八户开垦新农场，所有的人都住进了地窝子。团长和政委有一间办公的小平房，但孩子和保姆住在地窝子里，团长王敬玉的爱人刘樱桃也是湖南女兵。有一天，一个地方上的老乡开车经过下八户，他没看清地窝子，也不知道地下住着人，把车开到地窝子上去了，一个轮子掉了进去，正压在刘樱桃住的地窝子上，把地窝子压塌了。保姆吓得大声喊叫，慌忙把一个孩子从泥巴里扒出来，但另一个孩子被压死了。刘樱桃正在地里劳动，当保姆抱着那个夭折的孩子哭着跑到地里，她一看孩子就大声叫起来，又是拍，又是喊，但孩子再也不能活了。她当时就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说起孩子的事，还有李道揆，她是八一农学院本科班毕业的，后任农八师农科所副所长，受到过农业部的表彰。她五八年在一四八团任生产股股长，不但要指导生产，还要兼管农、林、牧业和水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她正在地头劳动，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她走到芦苇地边，小便后，掉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她用纸包好拿回家，请医院护士查看。护士看后说，李股长，你小产了，是个女婴。她听后，心情难过极了，深思了一会儿，对这位护士说，我小产这件事，请你保密，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这位护士用同情的、难以理解的眼光看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问道，你的身体行吗？没关系。护士只好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第二天，李道揆又到了地头。
的确，那时的人都追求一种崇高向上的东西。
曹福民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当兵之前，她在杨开慧的母校湖湘女中读书。她五○年就考上了志愿军的文工团，但可能是出身地主的原因，没有让她去。第二年她参加了西北军区干部招聘团，到兰州后，分配在西北军区机要处。
她那时最喜欢唱的就是《共青团员之歌》，这首歌给她的鼓舞太大了，她至今唱起来还会热泪长流。到了兰州后，她并不安心，一心要奔赴祖国的边疆，一心想到新疆去。
后来新疆军区机要处需要人，她第一个要求去，领导同意了。
出发时正是元月。寒冷的河西走廊萧条得荒芜一片，孤独的一辆卡车上坐着四十个人，架着两挺机枪，直到二月初才颠到了猩猩峡，那里的气温零下四十摄氏度，晚上十二点，刚过七角井，车就翻了，好在人员没有伤亡。天太冷，大家用被子把自己包住也不管用。男同志就喝酒，让她也喝，说能御寒。她不会喝酒，喝了几口，反而觉得更冷，后来就冻得没有知觉了。
一直等了两天，才终于等来了救援的车，把他们接到新疆。她留在了新疆军区机要处。
别人都羡慕她，但她并不愿留在那里，觉得那里太舒适了。那时的人都追求一个英雄梦，她一心想去阿勒泰。当时那里连汽车都没有通，是新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
不让她去，她就不报到。正与上面闹着，未想身体不争气，她鼻窦化脓引起了视网膜发炎、化脓。当时新疆只有西北医科大学分来的唯一一个医生能做手术，但这种手术他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机要处决定把小曹转回兰州，但她坚决不走。她说，她既然来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后来，她的手术成功了，但阿勒泰没有去成。
1954年新疆军区与建设兵团分开，她分到了兵团秘书处。第二年她结了婚，丈夫是兵团组织部干事。她在秘书处的工作就是送送文件，很轻松自在。她不干，要求到农七师。这样，她丈夫也就跟她一起下来了。她丈夫到农七师当团委书记，她到一三二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