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8北京法源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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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入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说，“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都是十七世纪的旧货，什么鸟枪、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0），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的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

第六章　皇帝
　　翁同龢进了宫，把康有为的意见，偷偷告诉了皇帝。请皇帝注意这个三十八岁的青年改革家。这时正是甲午之战的第二年，中国打了败仗，割了台湾、赔了二万万两银子，皇帝在苦闷中。
　　皇帝从四岁登基以来，一直在皇太后威严的眼神下长大，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天不感到背后那一对可怕的眼睛。小时候，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可是背后有帘子下垂，皇太后坐在帘子后面“垂帘听政”，若隐若现之间，使朝臣听她的，而不是听皇帝的。那时候他年纪小，听谁的，对他都一样。他小得不能做皇帝，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不，皇太后，主持一切。她入在帘子后面，可是命令一直在御座前面。每次上朝，他被抱上御座，两只靴子底就直直对准大臣的老脸，他们说的话，他全不懂，在无聊中，他只好做一项消遣，他们之中，谁在说话，他便靠住大椅背，把靴子并着对准谁，先使他自己看不见那张说话的老脸，然后靴尖互相抵住，把靴跟偷偷分开，再从靴跟的三角形空隙，去看那张说话的嘴。每一张嘴都不一样，但每一口烂牙都一样。他比较每一张嘴和牙，偷偷地笑。他不敢笑出声来，大姨妈，不，皇太后就坐在身后。年纪小的时候，他常常听到什么“姨指”，后来才知道是皇太后的命令——“懿旨”；又常常听到什么“鱼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小皇帝自己的命令——“谕旨”。他慢慢分辨出“懿旨”是真的，而“谕旨”却是假的。这些旨呀旨的，他本来都不懂，而是翁师傅教的。翁师傅在他六岁依制就学时就来上课了。记得上课第一堂就是学写翁师傅的名字——“内阁学士翁同龢”，好难写啊！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口”字？他想到上朝时靴子缝间的一张张嘴，他笑起来。可是，翁师傅立刻警告他，做皇帝，要庄严，请皇上不要笑……
　　就这样的，他在没有笑容的宫廷里长大，整天是别人向他磕头，他再向皇太后磕头。他夹在两极之间，两极之间只有他自己。整天面对的，是一层又一层的人墙与宫墙。人墙都是跪着的，是那么矮；宫墙都是立着的，是那么高。他没有玩伴。要玩自己玩，可是旁边总有“他们”在照拂、在偷看，最后玩得也不是自己，而仿佛在戏台上。在宫中的戏台前面，他陪皇太后听戏，他现在自己玩，被他们看，又和在宫中听戏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的观众比刘赶三还要少。
　　他真喜欢看刘赶三的戏，他记得十九岁结婚那年，皇太后说皇帝成人了，要把政权归还给皇帝，撤掉了背后的帘子，实行“归政”，他像个皇帝了。可是，在陪皇太后听戏的时候，他还是得站在旁边，必恭必敬。有一天，刘赶三在唱一出扮皇帝的戏，忽然在台上插科打浑，在同台的戏子笑他是假皇上的时候，他坐在那儿忽然说：“你别看我这个假皇上，我还有座位坐呢！”当时因为戏演得大家高兴，刘赶三这一说，居然逗乐了皇太后。皇太后那天特另，高兴，在台上台下、大家围着讨她欢喜的时候，她居然含笑，慢慢抬高她的食指，说：“那就给我们真皇上端把椅子吧！”从此以后，他才在听戏时有了座位。
　　皇太后是他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