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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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杂剧；所谓“花部”，就是指以弋阳腔、梆子腔、秦腔、二簧调等为主
的地方戏。“花部”，人们又称之为“乱弹”。
一、地方戏剧的兴起与繁荣
详细分来，雍正至道光时期戏剧的发展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
约从康熙末到乾隆中，此时期是全国各地地方戏纷纷兴起，遍地开花时期。
康熙后期，社会渐趋稳定，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使农业生产和
城市经济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安定的生活中，人民群
众需要能反映自己情趣爱好的通俗娱乐活动来消遣自娱。戏剧便成了人们逢
年过节，休闲暇日娱乐的一种手段。传统的昆曲戏是文人雅士之调，思想内
容日渐陈腐，艺术形式日益僵化，与民众的审美理想、欣赏水平差距越来越
大。于是在审美需要的催动下，在古老的戏曲传统及民间艺术的滋养下，符
合民众自己审美兴趣的地方戏便迅速产生并发展起来了。据资料记载当时一
些地区地方戏的盛况：“枫泾镇为浙江连界，商贾丛积，每上已赛神最盛。
筑高台，邀梨园数部，歌舞达旦”。（董含《蒪乡赘笔》）“郭外各村，于
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天既炎暑，田事
余闲，群坐柳阴豆棚之下，侈谭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焦循《花部农
谭》序言）由此可见当时地方戏深入人心的程度。
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一时期流行的除昆山腔、弋阳诸腔戏外，民间还有
以下新兴地方剧种上演： 梆子腔（ 包括弋阳梆子、293
安庆梆子、陇西梆子等）、乱弹腔（有扬州乱弹、四川乱弹等）、秦腔、西
秦腔（一名琴腔、或名甘肃调）、襄阳腔（一名湖广腔）、楚腔（一名楚调）、
吹腔（一名枞阳腔、石牌腔）、二簧调（一名胡琴腔）、罗罗腔、弦索腔（一
名女儿腔，俗称河南调）唢呐腔、巫娘腔、柳子腔、勾腔、宜黄诸腔、本地
土腔（本地指河南，包括大笛翁、小唢呐，朗头腔、梆锣卷）、山东弦子戏、
滩簧等。①上举这些新兴的地方戏名称无规范，形态亦不稳定，其中名同实异、
或名异实同者，间或有之。由此看来，此时期地方戏虽诸腔竞陈，争奇斗艳，
但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第二阶段，大约从乾隆末叶起，至道光末叶止，是花部“乱弹”诸腔大
获发展并与雅部昆曲激烈争胜的时期。在长期的较量中，花部诸腔博采众长，
① 此处例举的地方戏声腔剧种，有些产生于康乾之前，如西秦腔、弦索腔、罗罗腔，在康乾前即有记载。
迅速发展，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了各大声腔系统，和含多种声腔的新型剧种。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流通的畅达，那些起初在民间土台
子上演出、流行于村乡集镇的简单戏曲，逐渐向城市扩散，流布各地，一些
戏班也常以本地商帮所设会馆为据点，在大城市演出。因此，一些工商城市
便成为各种地方戏曲演出的集中地。其中，尤以北京和扬州戏曲活动最为繁
盛。北京是都城；扬州是南方水运交通枢纽，为乾隆帝南巡御前承应的“花
雅两部”的著名演员就曾荟萃于此。据《扬州画舫录》载，扬州“郡城”除
演唱昆腔“堂戏”、本地乱弹“台戏”外，还有各地外来戏班，“句容有以
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啰啰腔来
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入城，谓之赶火班。”这种八方荟萃的局
面，促进了各种地方戏曲的交流、借鉴、丰富和提高，至此，地方戏进入了
全面发展成熟阶段。清代地方戏的成熟标志是：1。形成了各大声腔系统。所
谓声腔系统就是同一戏曲声腔在不同地区繁衍而形成的既具有当地特色，又
是以这一声腔为基础而派生的在声腔、表演、剧目上具有基本相同特征的剧
种群。当时的声腔系统，除高腔腔系（由明代以来弋阳腔在各地所衍化的剧
种构成）、昆腔腔系（由昆曲传入各地与当地方言及民间音乐结合衍变出的
具有地方色彩的各种昆腔戏构成）外，主要还有梆子腔系、皮簧腔系、弦索
腔系和乱弹腔系①。其中，以梆子、皮簧腔系流布最广、成就最高。同时，少
数民族戏曲也受汉民族戏曲一些影响，在本民族表演风格基础上自成体系。
2。产生了多声腔剧种。多声腔剧种是不同戏曲声腔在同一地区融合后形成的
包容着多种声腔的新剧种。这类剧种是不同声腔剧种演员合作同台演出的产
物。其特点是能融合各声腔之长，既保持了原声腔的特征、成就，又能在适
应当地观众审美心态上达到共识，取得风格上的一致。
总之，从康熙末至道光末的一百多年，是地方戏篷勃发展并大放光彩的
时期。
二、花部与雅部的争胜
花部的发展并不是顺畅的，它一开始就受到鄙视民间艺术、维护昆曲正
音的一些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更为清政府所不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花、雅
之争并不只是戏曲形式、唱腔剧种的竞争，同时也是思想意识、或说审美理
想的较量或斗争，花部戏的内容用清政府禁令中的话说是：“其所扮演者，
非狭邪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川、楚教匪，借词
滋事，未必不由于此”（嘉庆四年五月禁令）。“今登场演《水浒》，但见
盗贼之纵横得志，而不见盗贼之骈首受戮，岂不长凶悍之气，而开贼杀之机
乎？”（道光十六年丙申四月《容山教事录》载《禁止演淫盗诸戏谕》）等，
由此可见，花部戏内容上的叛逆性。所以在地方戏发展过程中，清政府不断
动用行政手段干予、甚至打击花部乱弹，扶植雅部昆曲，由此酿成了持续近
百年的、范围波及全国的“花雅之争”。从国都北京剧坛看，花雅之争经历
了三次集中较量。
第一次较量是京腔（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又称高腔）与昆腔的争胜，
事在乾隆初年。当时出现了“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杨静亭《都
门纪略》）的京腔盛极一时的情况，昆曲明显处于难能抗衡的劣势。但这种
局面未能持续太久，由于清政府的利用、规范，京腔很快从花部中分化出去，
① 各腔系的渊源及所含剧种、流布范围，因与本书内容关系不大，故从略。
被引入宫廷，雅化为御用声腔。
第二次较量是秦腔代表花部与京腔昆腔的争胜。四川籍艺人、秦腔演员
魏长生乾隆四十四年（1779）进京，在北京剧坛红极一时，“大开蜀伶之风，
歌楼一盛”（天汉浮槎散人《花间笑语》），京腔不能与之抗衡，终于使“京
腔旧本置之高阁”，“六大班几无人过问”（燕兰小谱》），以至出现“六
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的情况。竞争的结果是“京腔
效之”（效法秦腔）“京、秦不分”（《扬州画舫录》），促进了声腔剧种
间的交流和融合。这种状况无疑对已生危象的昆曲是更大的威胁。对此，清
政府对秦腔以强行禁演方式进行扼制。“乾隆五十年议准，嗣后城外戏班，
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现在本
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于怙恶不遵者，
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这次北京的
花雅之争，以魏长生离京而暂告结束。
第三次较量起至徽班进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借为乾隆皇帝祝寿
之机，以著名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进京。之后，又有四喜、启秀、
霓翠、和春、春台等安徽戏班相继入京。后来六班合并为三庆、四喜、春台、
和春四大徽班。他们在原本兼唱多种声腔戏的基础上，吸收京、秦特别是秦
腔精华，同时发展自己的专长，从而“四徽班各擅胜场”，在京都剧坛大展
才华，成为与雅部竞争的中坚力量。虽然清政府一再发令禁止：“除昆弋两
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
（苏州“老郎庙碑记”），但收效甚微。徽班与京、秦诸腔戏在京城并行上
演，以至后来全国各地都“竞相仿效，”苏州、扬州，亦有“以乱弹等腔为
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剧抛弃”者。（苏州老郎庙碑）。终于。在这场为时
近百年的花雅之争中，地方戏以其深厚的民众基础而告胜利。
高朗亭所率徽班原本就是以唱二簧调为主，同时兼唱昆腔、吹腔、四平
调、拨子、罗罗、梆子等各种腔调的戏班。到北京后，又吸收了京、秦二腔
特别是秦腔的优长，使其在原有诸腔的腔调剧目外，又增添了了秦腔（后来
称为西皮调）的腔调和剧目。徽班这种善于博采众长、融为己用的特点，以
及高超的表演艺术，使自己获得了其它声腔剧种难与抗争的地位，所以，二
簧调便作为一个剧种代表而独尊于京都剧坛。到了道光年间，汉调由湖北演
员王洪贵、李六、余三胜等人带入北京，被二簧调吸收。徽汉二腔再次的合
流，为道光末叶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徽班进京一向被视为京剧诞生
的前奏。
第二节 地方戏剧目概述
清代地方戏剧目广泛吸收了先前的戏曲资料。其中有对昆曲传统剧目的
吸收、加工和改造，这类情况尤其在地方化了的昆曲和吸收昆山腔的各种地
方剧种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另外，明初著名南曲传奇和由弋阳诸腔“改调歌
之”的昆山腔传奇剧目，有相当大一部分被各地高腔剧种承袭下来，并依据
当地观众的具体审美意向而又有进一步改编创造。如《琵琶记》、《荆钗记》、
《白兔记》、《幽闺记》、《玉簪记》、《绣襦记》《金印记》、《红梅记》、
《金貂记》、《同窗记》、《织锦记》、《破窑记》等。同时，各地高腔戏
还从流行于时的历史演义小说及讲唱艺术（如弹词、鼓词、宝卷等）中提取
素材编排成戏，这类剧不少是连台大戏，连演几天，如长沙湘戏高腔的“七
本大戏”《岳飞传》、《封神》、《目连》、《西游》、《南游》、《东游》、
《中游》等。乾隆时期盛行于北方的京腔戏（明末清初弋阳腔流入北京后与
当地语言结合形成的新剧种）仍以大量演出昆弋传奇剧本的一些折子戏为
主。如现存“百本张”钞本《高腔戏目录》就收录了《金印记》、《琵琶记》、
《红梅记》等剧一些折子，及《倒铜旗》、《锦囊记》等二百余种整本大戏
名目。
昆山腔、弋阳腔之外的花部乱弹诸腔戏，如秦腔、梆子、弦索、皮黄等
新兴地方剧种，在清代地方戏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演出剧目很多。但这些
剧作者大都是民间艺人自己，或者是与民间艺人接近的下层文人，没有留下
姓名，剧本也大都没有刊刻付印，往往只是民间艺人间口传心授，或只有简
单的梨园钞本，因此今天难能见到完整剧本。现存收录清代地方戏剧目最早
的选刻本是玩花主人原编，钱德苍（沛思）增补重编的《缀白裘》。《缀白
裘》六集（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 年刻印）的一部分、十一集（乾隆三十九年，
即1774 年刻印）的全部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梆子腔”“乱弹腔”“西秦腔”
等地方剧三十余种（五十余出）。《缀白裘》外，当时的《纳书楹曲谱》“外
集”“补遗”（叶广明）、《扬州画舫录》（李艾塘）、《剧说》（焦循）、
《燕兰小谱）（吴太初）、《日下看花记》（小铁邃道人）、《听春新咏》
（留春阁小史）、《金台残泪记》（华胥大夫）等等资料中，还提到二百来
个剧目；加上解放后又发现的十多种古老坊间刻本、梨园手钞本，我们对花
部乱弹诸腔戏剧目概貌还是能有一个大概了解的。但除《缀白裘》、《纳书
楹曲谱》所收及解放后发现的几本可看到当时的演出本或曲谱外。其余都仅
存剧目。所以要想全面详尽地了解这些新兴花部乱弹戏情况，仍嫌不够，我
们这里也只能就仅存资料进行评介。
文人也有为地方戏写剧本者。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就写过《考词九转货郎
儿》、《钟妹庆寿》、《闹馆》三出戏，但皆失传。道光、咸丰年间的余治
（莲村）也写过皮黄剧本二十八出，载在《庶几堂今乐》中；他还写有《苦
节记》、《状元篇》、《巧还报》、《人兽关》、《五雷报》、《孝友图》
六剧，已不传。余治的剧作直接为封建教化服务，思想艺术都不高明，不受
欢迎。
第三节 《缀白裘》中的地方戏剧本
《缀白裘》的六集部分与十一集的全部收有“梆子腔”、“乱弹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