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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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共五十出，上本写李杨生前的爱情，下本写他们死后的相思。为了
表现爱情主题，作者净化了李杨感情，有意回避了杨妃历史上与寿王的一段
姻缘纠葛及传说中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而把她说成是一个普通宫女，因“德
性温和，丰姿秀丽”而被册封为贵妃受到唐玄宗的万般宠爱。她精通音乐，
爱好艺术，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与才能，与李隆基志趣相投；她对玄宗忠贞不
渝，期望得到玄宗真心专一的爱情。她深知后宫三千佳丽对她的威胁，常常
怀有忧惧之心，惟恐君心无定，一朝被弃。为此，她不顾玄宗贵为天子的特
殊身份，不许玄宗与他人亲近，曾因争恩擅宠而触怒玄宗被撵出宫去。她采
用种种手段，巩固自己的专宠地位，千方百计地笼络君心，排斥异己。经过
种种斗争，最后才逐渐得到了李隆基对她“纯洁”“专一”的爱。
剧中的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情一开始远不如杨玉环对他专一。作者对李
隆基的感情作了合乎逻辑的叙述。李贵为天子，后宫有三千宫女供他享受。
他爱杨妃，同时还与虢国夫人勾搭，与梅妃往来，这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社
会，是平常的，天经地义的。这也说明他对杨妃之爱尚属浮浅。作者没有脱
离实际地去美化他。他曾对杨妃的嫉妒恼恨发怒，把杨妃赶出皇宫。但杨妃
去后，他内心烦燥，不思茶饭，“触目总是生憎，对景无非惹恨”，连打两
个小臣，被无尽的相思愁苦折磨。这一番分离之后，他才感到自己对杨妃依
恋之深，便从此“恩情更添十倍”。尔后他又曾密会梅妃，杨妃直去“絮阁”
查问，他感到杨妃“情深蔴亦真”，非但没有指责，反而极力掩饰，表白心
情，自认其错，安慰杨妃说“朕和你两人”“纵百岁犹嫌少”，“总朕错，
请莫恼”。最后，七月七日，双星之下，长生殿中，二人立下了“在天愿做
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誓绵绵无绝期”的誓言，“愿
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从此，玄宗对杨妃之爱方走向专一，达
到了他们生前爱情的极至与巅峰。
马嵬之变是李杨的帝妃之爱向人间普遍意义的夫妻之爱转化的标志。作
者让李杨的爱情经受了生死巨变的考验，极力渲染了他们痛苦的分别：在大
难临头之际，他们彼此体贴，为对方着想，面对群情激愤的羽林军，玄宗尽
最大能力弹压：“妃子在深宫自随驾，有何干六军疑讶”，让陈玄礼“作速
晓谕他，恁狂言没些高下”；他与杨妃抱头痛哭，难舍难分：“魂飞颤，泪
交加”，“难道把恩和义，霎时抛下？”杨妃要求“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
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玄宗则说：“你若捐生，朕虽
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杨
妃临死前，牵挂的仍是玄宗“春秋已高”，要高力士“小心奉侍”。可以说，
李杨间真正的、纯洁的爱情从杨妃死的“埋玉”开始才真正体现、展开。
作者用第二十六到第五十出的半本篇幅，侧重写杨妃死后李杨间彼此无
尽的相思。杨妃死后，一缕孤魂不散，追踪玄宗，她“对星月发心至诚”，
对玄宗要“拼向九泉待等”；说“敢仍望做蓬莱座的仙班，只愿还杨玉环旧
日的匹聘”。玄宗则朝朝暮暮痛悔自责：“只悔仓皇负了卿，”“我独在人
间，委实的不愿生”；“羞杀咱掩面悲伤，救不得月貌花庞。是寡人全无主
张，不合呵将他轻放。”“我当时若肯将身去抵搪，未必他直犯君王；纵然
犯了又何妨，泉台上，倒博得永成双。”最后，终于他们的一片真情感动了
天孙织女，使他们在月宫中获得了永久团圆。
剧作成功地描写了李杨爱情从不专到专一，从附有多种社会因素的帝妃
之爱，到脱却了帝妃桂冠、不附加任何功利目的的、达到理想的最高层次的
纯粹的爱情的过程。即李杨之爱，已不同于普通的帝妃关系而是建立在志趣
相投、情真意切的基础上的男女夫妻之爱。这种歌颂至情真情的爱情观，在
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爱色彩。它对反对明代以来社会上呈现的两个
不良的极端——把情看成罪恶的渊薮的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和狎妓纳妾肉
欲横流的淫靡之风，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作者让李杨这
对“罪孽深重”的情侣，精诚悔过后，以真情感动天帝，得以最后天界团圆，
用以说明只要“精诚不散”，就会“终成连理”，赞扬真情的超越生死的巨
大力量。可以说，这种观念是对汤显祖《牡丹亭》所阐发的情爱观的发展和
延伸。
（二）政治主题
洪升在《自序》中说：“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为了
表达这个思想，作者将李杨爱情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展开情
节，爱情和政治两条线索交叉发展而以前者为主，集结了天宝年间复杂的社
会矛盾和政治纠葛：杨国忠的专权纳贿、安禄山野心的萌生与发展、外戚藩
镇的狼狈为奸和勾心斗角、朝政的腐败、乃至于农民的辛苦贫困、人民的不
堪重负，使全剧具有一种宏伟的历史剧规模。即作者在歌赞李杨真挚的爱情
并对其悲剧结局给予同情的同时，仍没有忘记用冷峻的历史眼光分析他们爱
情对国家、社会、人民造成的不良后果，并由此提炼出历史教训：“逞侈心
而穷人欲”必“祸败随之”，表现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关注政治兴衰的
历史责任感。
在情节安排上，作者在第二出李隆基一上场的第一支曲子，就让他勾划
了自己的形象：“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
羡仙乡。”这说明，这时的唐玄宗已是一个倦于政事、沈溺于享乐的腐化之
君了。接着，作者在用大量篇幅叙写李杨之间缠绵缱绻的情意的同时，毫不
隐讳地描述了玄宗是怎样以一个帝王所能达到的一切手段来眷宠杨妃的：他
让杨妃一门政治上尽受荣宠，贵妃之兄杨国忠拜为右相，三姊尽封为国夫人；
杨氏家族“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气焰嚣张，炙手可热；他们争奢
斗富，大兴土木，都与他的纵容有关；他为讨杨妃欢心，不惜从千里之外以
大量人力、践踏着百姓的庄稼甚至生命运取鲜荔枝。以满足杨妃的口腹之欲；
他迷恋杨妃，倦于政事，竟不仅糊里糊涂地赦免了犯了死罪的安禄山，而且
又委安禄山以重任，种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等等。总之，是他“占了情场，
弛了朝钢”，才导致日后政治上的动乱，在动乱中又失去了爱妃，亲尝了自
己种下的苦果。此外，作者除了客观描叙外，还曾借用剧中人之口阐述这一
政治寓意。如听流落到江南的李龟年唱弹词的游人说：“只可惜当日天子宠
爱了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说起来令人痛心也”，等等。
总之，虽然由于作品主题的侧重和作者忠君思想等原因，有些地方有意
无意为玄宗开脱，把一些罪责转嫁到臣子杨国忠等人身上；有些地方写得也
较含蓄，但其“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垂戒来世”之意仍是明显
的。
但是，把两个矛盾的主题捏合到一起是不容易的。既要同情李杨爱情，
又要批判他们爱情带来的恶果，在处理材料时就势必遇到一系列的两难问
题，处理不好，容易给人造成作者是在同情歌赞着不该同情的人的错觉。
对此，作者是怎样处理的呢？主要是：
1。对李杨这两个主角，在涉及有损于他们形象的个人品质问题时，作者
采取了回护态度。如他改写了历史上杨玉环本为唐明皇儿子寿王妃的事实，
把她说成是原为普通宫女，这就除掉了唐明皇品德上令人反感的一大污点；
他全部删除了笔记传说中有关杨妃与安禄山、宁王等关系暧昧的记载，而把
杨妃写得无比专一；对杨妃的妒悍争宠，作者也没把她写得可恶可恨，反而
觉得她是在维护自己的爱情权利，如第十八出《夜怨》中杨妃说：“唉，江
采萍、江采萍，非是我容你不得，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说出
了她不能自主命运、惟恐被弃的愁苦和可怜，令人生出几许同情。
2。作者没有让李杨本人过多地与政治发生联系，而是把一些事转移到杨
国忠身上。并且还着力刻写了杨国忠的欺君罔上，招权纳贿。如让杨国忠自
我陶醉自矜自夸：“国政归吾掌握中，三台八座极尊崇。退朝日晏归私第，
无数官僚拜下风”“下官杨国忠？ 。官居右相，秩晋司空。分日月之光华，
掌风雷之号令。穷奢极欲，无非行乐及时；纳贿招权，真个回天有力”，让
人感到皇帝是受了奸臣的蒙蔽。另外，虽然为了政治寓意，作者写了一些人
民的不满，如酒保和郭子仪对杨门大造府第的抨击等；并在《进果》一场，
将进荔枝死人伤苗作为专场正面演出，但总的说，李杨二人对他们行为的恶
果似乎并不知晓。如此安排，读者虽能明显地看出国君应负的责任，可又总
觉得玄宗只是个为了爱妃而误用了奸佞小人的昏慵皇帝，他本人并不残酷、
奸诈和暴虐。这样，作者就在最大程度上缩小了爱情与政治主题之间的矛盾，
使人们对玄宗产生只是责难，而不是痛恨和厌恶。
3。让杨妃悔过，认识到自己的罪愆。在第三十出《情悔》中，作者让杨
妃痛苦地自责：“只想我在生前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
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 。”等等。实际上，弄权
的是杨妃的兄弟姐妹而非杨妃本人，而杨妃主动地包揽了一切罪过，发自内
心地忏悔，态度十分虔诚，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加之，作者让杨妃一再地
申诉对玄宗的痴情：“只有一点那痴情，爱河沉未醒。说到此悔不来，惟天
表证。纵冷骨不重生，拼向九泉待等。敢仍望做蓬莱座的仙班，只愿还杨玉
环旧日的匹聘”。又令人感到，她生前所作所为，包括“皆由她来”的杨氏
家族的荣宠，都是由于她对玄宗的一片真情而不是她本人的政治目的和政治
野心。所以，与对玄宗一样，人们只是对她同情与责备，并不是憎恶。
总之，作者主要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缩小了爱情与政治主题之间的矛盾，
较为巧妙地处理了一些两难问题，把李杨写成了是犯了错误的好人而不是彻
头彻尾的坏人。
虽然如此，由于题材和作者主观意图上的矛盾，作者的情感立场有时仍
不免表现出模糊与混乱。如对马嵬之变，《埋玉》一出，作者写出了士兵的
群情激愤，并对他们的作法持肯定态度；但在《哭像》中，又满含同情地让
李隆基说出“今日呵，恨不诛他肆逆三军众，祭汝含酸一殤国”。《雨梦》
中李隆基又骂陈玄礼是“乱臣贼子”，把他杀掉。还借杨妃之口说陈玄礼：
“你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对杨妃之死，李謩说是“绝代佳人绝代
冤”，郭从谨说是“乐极惹非灾，万民遭害”；李謩说杨妃锦袜是“千古芳
踪千古传”，郭从谨说“这等遗臭之物，要它何用”等等，两说并存，作者
不加评判。由此可以见出作者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三）《长生殿》流露了民族意识和兴亡之感
如前所说，洪升算不上明遗民，早年的民族意识似乎也不强烈。但他生
在清初，老师朋友多是忠于明的遗民和富有民族气节者；他也曾亲睹清初的
民族歧视，这些都形成了他潜在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在现实一次次无
情地撕碎他的人生理想时便可能被激发起来。《长生殿》故事情节和男女主
人公271 命运与安史之乱息息相关的特殊时代背景，也为抒发这种民族意
识、折射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不管作者在多大
程度上意识和利用了这一点，《长生殿》流露了民族意识兴亡之感是显而易
见的。如流落到江南的昔日内苑伶工李龟年的说白与唱词：“一从鼙鼓起渔
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唱不尽兴亡
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
别调写愁烦？ 。”（《弹词》）；又如乐工雷海青对投降安禄山官员的痛骂：
“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
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咱只问你蒙面可羞惭？”等等。这些凄凉悲愤
的曲词，在明亡之后不久、国破家亡的惨痛记忆犹新之时，无疑是会唤起明
遗民的共鸣的；同时也容易引起降清的明代�
